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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显然斯特劳斯并不是一个讨论教育的“专门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作为政治家出场的，就是说，教育是一个政治问题。大众化文化已经令人窒息地向往用一种前现代的方式来打开逃出现代性牢笼的钥匙。结果，那个前现代“不过只是由古老的先祖传统来统治，传统习俗的创建者可以追溯到诸神或者神之子或者诸神的学生。既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文字，那么继任者就不可能与始祖有直接的联系”。故而，文盲的社会怎么可能一以贯之地秉承古老训言呢？所以，回到前现代的未开化社会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借助经典文本阅读，这是“我们与最伟大思想家之间的中介”。与现代民主政治勾连在一起的自由教育不过就是为了借助于经典阅读来提升人的品性，“致力于塑造完美品格”、“在于唤醒每一个人自身卓越和伟大的气质”。 写到这里的斯特劳斯虽然用提升人的品性与现代民主建构的打通来强调自由教育的重要意义，但是别忘了，重要并不代表人们知道到底如何去做，换句话说，如何阅读才是关键，在这样一个“教师死了”的时代，怎么解决呢？斯特劳斯还是不得不调转枪口，直捣问题的要害，“自由教育是用什么方式、什么手段达到这个效果呢？”对此，他首先告诫如果在柏拉图的智慧学说的意义上，只能看到的消极现象是，“我们无法成为哲人，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最高意义的教育。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遇到的许多自称哲学家的人所欺骗”，并且他又加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这些哲学家的意思“不过是：我们是哲学系的”。很有意思的是，斯特劳斯这句话在当下的哲学家中也是恰如其分地扼住了“哲学家们”的咽喉，因为当下的哲学家也是哲学系的。“认为哲学系的就是哲学家跟认为艺术系的就理所当然是艺术家一样荒谬。”我们不能够成为哲学家，但是我们可以去爱哲学，学会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研读经典文本，去聆听伟大思想心灵告白。可是，聆听得靠语言，我们又不能对所有的语言使用的得心应手。 这需要对自由教育进行自反性的慎思明辨，就是说，我们必须推动谈话的开启，将伟大思想家的独白转换为“对话”，而且我们也不能祈求一种绝对的“纯粹正确的实体观点（simply true substantive view），而只有纯粹正确的形式观点（simply true formal view）”。后者的意义在于他承认了每一种观点的合理性都是建立在特定的视角之下而言的。这样一来，我们有可能在时间性上赢得并超过那些史上最聪明的人，从而聆听变成了真正的“对话”。同时，也给我们隐性的教益是，我们也将“被”超越。我们一定要“谨防好为人师”，学会谦逊，如何领悟自由教育在于和最伟大思想不断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与“知识分子及其敌人喧嚣、浮躁、轻率和低劣的浮华世界彻底决裂”，因为横行流布的普遍性观点也将要陌生化，流行的极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自由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于，“为了把人从庸俗中解放出来”，去体验美好事物。自由教育更重要的企图是让大众不再盲从而具有独立的思考，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公民基础。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