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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的失落与承传 ——新发现语言需要科学对待 □本报记者 郑巧 张微  ◎在历史的车轮即将驰入21世纪又一个十年之际，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多样性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语言消亡意味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将失去珍贵的历史记忆。 ◎中国语言学家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对濒危语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几乎与国外同步，我们并不落后。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表征。语言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促进了人类的交流与合作;又是一种文化载体，生动地记录、叙写着人类文明进程;更是人类建构文明大厦的基石，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的车轮即将驰入21世纪又一个十年之际，在经济全球化愈益席卷全球，交通、通讯高速发展的当代，人类的交流前所未有的便捷、频繁。然而，与此同时，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多样性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有很多语言使用人数越来越少、行将灭绝，这些语言在被国家和社会力量发现之前，是实际意义上的“濒危语言”;在被国家和社会力量发现之后，被一些学者称为“新发现语言”。 2008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曾在“深度”版以“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亟需重视”为题报道“濒危语言”问题，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希望推进对“新发现语言”的认识。 语言：人类文明的载体 “劳动创造了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广为人知。然而，恩格斯对语言在人的进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强调，却时常被人忽视。实际上，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有学者认为，抢救和保存一种即将消亡的语言，其意义与保存自然界的物种一样。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特殊文化。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信息的丧失，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特殊民族文化的断裂和消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认为。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他们千百年来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知识和经验，包括他们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他们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组成社会并不断地生存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一切的一切，都保存在语言里，并依赖语言代代相传，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宏开指出，“语言的逐渐衰亡对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来说，是一种损失，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人类共同财富的损失。因为，有了多元文化才使得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与孙宏开共同主持“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的徐世璇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凝聚着一套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无文字语言一旦消亡，这种文化也随之丧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语言的消失无疑将是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遗产不可挽回的损失。” 借助媒体的力量，大众也逐渐认识到了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和濒危物种的重要性，然而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的保护，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若从文化角度着眼，语言的消亡就是国家资源的流失”，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宇明表示，“语言消亡意味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将失去一些历史记忆。” 新发现语言的保护之旅 近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语言学界对濒危语言问题越来越关注和重视，曾经召开多次会议并形成了“行动纲领”，不少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会、网站、论坛相继建立。很多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德国都设立了记录濒危语言资料的长期性课题。2003年由英国伦敦大学主持管理的“濒危语言资料保存”项目开始实施，这是目前国际语言学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联合课题，计划在十年内将全球范围内濒危程度严重的语言用文献和音像等多种形式记录存档。 对语言调查与保护，中国其实并不落后。早在1956年，我国就组织了由700多人构成的7个工作队，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普查，大体摸清了主要语言的情况。此后，“一些不容易按照既定分类归类的语言被陆续发现。这些语言大都分布在边境、高寒地区、海岛以及交通十分不便的山区，尤其是目前茶马古道还在运行的地区”，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表示。现在，中国大约有130多种语言，却有很多种语言没有文字记载。 孙宏开、徐世璇主持的“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就是致力于调查那些新发现的、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个项目始于1992年，我们希望，除了分布在台湾省的少数民族语言以外，至2010年基本上可以完成分布在大陆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初步描写研究。”孙宏开介绍，“现已出版了四十几本民族语言系列研究，整套丛书全部出版，恐怕要2012年，离1992年开始立项调研，这套丛书的调查研究整整用了20年。”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参与这一课题的几十位学者不畏艰辛，深入到边境、交通十分不便的山区，默默无闻地记录着使用人数极少的民族语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大勤是参与者之一，谈起调查经过，一些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有一次我们下乡，调查到夜里12点才回县城。司机因为过度疲劳，把车开到了因塌方造成的泥石流中，等我们意识到时，车只有一尺来高露在外面。一起去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江荻和我都不约而同地先把装有资料的电脑扔出去。还好我们运气好，钻了出来。后来在十几个藏民的帮忙下，才把车拖出来了”，“当时，我们都变成泥猴子了”。李大勤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与奉献，“中国语言学家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对濒危语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几乎与国外同步，我们并不落后”，孙宏开告诉记者。他还不时地从书架中抽出几本外文书，饶有兴致地翻到他的文章被翻译、转载处，指出这是英文、这是西班牙文。 正视消失中的新发现语言 今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发布了2009年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的电子版，称全球近7000种语言中有2500多种面临从世界上消亡的风险。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严重担忧。中央少数民族壮侗学研究所所长张公瑾认为，濒危语言的消失打破了语言生态的平衡，进而也会对强势语言的生存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不仅应该记录和研究濒危语言，还应该创造使用环境，延缓其消亡的速度。 “但是我们不得不十分无奈地承认，一些语言的衰败消失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我们不可能根本性地阻止它的衰亡，顶多只能延缓其衰亡的过程。因此，更紧要、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及早地把它记录下来，出版成书，或制成可以永久保存的声像资料，供后人了解研究”，江蓝生这样认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母语的消失，语言的转用常常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语言群体以解决自身生存、发展为首要任务，因此，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主要是记录和保存濒危的语言。 甚至有评论人士认为，我们完全不必为“90%的人类语言将消失”而担忧，因为这恰恰是语言发展进步的结晶。一些地方语言之所以消失，是这些地方由闭塞走向开放的必然，是世界走向“地球村”带来的进步。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重视新发现语言，意味着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连续性和完整性，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带给语言的冲击，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潮流。因此，正视消失中的新发现语言，一方面要做好保护工作，多记录、多整理、多保存，另一方面也不能杞人忧天，被语言这个人类文明的工具束缚住手脚，忘记了人类发展的正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