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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以路易莎·帕萨里尼、约翰·博德纳、迈克尔·弗里斯科、罗纳德·格里、阿利桑乔·波特利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家，在个案研究中都强调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具体环境中的社会记忆具有巨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远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地遗忘的东西同它所回忆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当代口述史学家都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史学名言。 记忆转向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众多有关口述史学理论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作为重要专题来探讨。而且，对于记忆的强调也促使口述史学研究更加关注创伤性事件。近年来，口述历史不断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等重大灾难之后，有关机构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这些计划除了保存历史见证和灾难记忆，甚至开始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 其实，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所引发的对于记忆主观性的认可，某种程度上也是参与口述历史创作过程的受访者的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正因为如此，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口述作者”或“叙述者”。 另一方面，伴随着记忆转向的同时，口述史学家也开始质疑访谈者所扮演的中立和客观的角色。在早期，一些美国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可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极力主张口述历史访谈是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双方都具有主动权并共享权威。当然，对于作为访谈者、研究者的口述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其盲目予以肯定。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来自女性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研究者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观念的不断抨击，口述史学家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性别、阶级、种族、民族与宗教等一系列身份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以及对于它的解释分析。 （作者为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