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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代的内敛与开放并存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也是陶瓷制作的巅峰时期，当时著名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但这个时代和唐代比较起来却是从开放走向内敛的一个时代。唐代的疆域阔大，有1200多万平方公里，而北宋只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四周被西夏，辽，吐蕃诸部和大理国所包围。到南宋更是偏安一偶。此时的中国对外具有较大的防范心理，在文化上开始产生强烈的自我认同，唐代的那种容纳整个世界的博大胸怀开始收缩。从陶瓷器的表现来看，外来的造型和纹饰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从本国的传统寻找文化，具有一种复古的趋势。 自宋神宗元丰以后，皇家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并正式建立官窑。以朴素的“陶匏之器”，来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其造型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鼎、樽、觚、尊、彝（方彝）、卣、壶、罍、瓿、盉、甒等礼器。作为皇家祭祀的礼器，其是具有宗教意味的，祭天祭地祭祖宗的神器，陶工们制造它是充满敬意和崇拜的。中国远古时期以玉为祭器，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玉可通神灵，是日月之精华。作为复古盛行的宋代文化的主流，自然在制瓷时将追求玉的质感为最高标准。因此，不仅是官窑产品，就是当时的汝窑、哥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等，也大多是各种类玉般的青瓷。当时的青瓷非常丰富，有天青，梅子青，粉青，蟹壳青等，还有景德镇的青白釉，这些釉质都具有玉般的质感和光泽。这种典雅的如玉般的纯净之色，体现了宋瓷的最高境界，也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趣质朴，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审美观。如果说，唐代陶瓷的特色是以异国情调为母题、充满活力的自然风格、雄浑的气质与彩绘的装饰。而宋瓷则是以中国的远古传统为根基，追求釉质温润、造型古雅、色泽纯净，体现天然质朴的神工鬼斧之美。在宋代，瓷器逐渐成为用餐、家庭装饰和文房四宝中的固定元素。经由行家的鉴赏、委制和收藏，瓷器文化被整体地纳入到上层社会的礼制与价值观中。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代表文雅、教养，集道家隐者的节制寡欲与儒家恂徇君子的谦朴内敛于一身。 尽管宋代实行的是内敛型文化，但朝廷却仍然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北宋初年朝廷就在杭州设立两浙路市舶司，以辖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宋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嗣后又设来远驿，以接待贡使和外商。直到北宋，广州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当时的主要港口除杭州、明州、泉州外。还有广州港，从唐代起，广州就设立了市舶使，宋代又设立了市舶司，负责掌管海外商舶贸易。 此时的国际海路，有许多中国商人参与，他们和阿拉伯人一起，成为中国与印度洋两地贸易的主导者。此刻来自各地多元族裔的穆斯林商人：埃及、阿拉伯、波斯、东非、印度、东南亚，与中国商人并非两个完全独立不属的类别，因为在这些中国商人中也有人信奉伊斯兰教，而穆斯林商人也有家庭世居中国；两者都对海上运输贸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考古学家在波斯湾多处港口发现的中国铜币，便多由抵达此间的中国商船载运而来，船主则是居于中国沿海城市的穆斯林商人。此时穆斯林商人的陶瓷贸易规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人们将中国商品带到瑟罗夫与邻近港口，货物由这里转为陆运，通过扎格罗斯山脉，抵达波斯法尔斯与克尔曼两省的城镇。船只向北再行三百五十公里，到达更远的巴斯拉，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之后，再通往哈里发王国的其他大城。近年来，在这些城市都发现一些宋代瓷器碎片，并在萨马拉宫及后宫废墟发掘出土了一些餐具和香瓶。 到南宋女真建立的金国征服北中国，结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金国又击败契丹辽国，几乎切断了宋帝国与中亚的所有接触，从1126年至1279年蒙古灭宋为止，中国君主只能从长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临时国都，治理他们残存的帝国疆域，统治面积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强权横亘阻绝，丝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转身，迎向海洋。 正因为如此，整个宋代的出口瓷生产也都转向了沿海一带。唐代的出口贸易瓷，不仅限于沿海一带，还有许多内地窑口，如长沙窑、巩县窑等都参与做出口瓷。但到宋代以后，虽然是大江南北名窑遍布，但出口贸易瓷的生产主要转移到了沿海一带。近年来，在沿海一带，发现了许多的宋元时期的沉船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我们看到当时出口的产品主要有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福建建窑的黑瓷，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仿景德镇的青白瓷等。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大多数是黑釉盏。1987年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已出水完整和可复原的陶瓷器4500余件，分别来自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诸多窑口，如德化窑、磁灶窑等，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西北部，是一处南宋中晚期的沉船遗址。共采集和出水万余件瓷器，这些瓷器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各民间窑口，其中的青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的产品，青黄釉瓷器属龙泉窑。从这些水下考古发掘的瓷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中国的外销瓷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福建和广东就在沿海，而江西和浙江都可以通过福建入海口。如福建东北部与浙江、江西接壤，龙泉窑主要产区的大窑窑区，经过很短的陆路，即可进入闽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镇属信江水系，与闽江水系的上游邻近，可经过一段较短的陆路转入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海。这样的交通，导致处于福建省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一座国际性的重贸易港口。 六、黄色的陆路与蓝色的海路并存 如果说，唐代是中国瓷器出口贸易的第一次高峰，到14世纪初期，在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陶瓷贸易就进入了第二次高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的帝国，它从东方的朝鲜和中国一直扩展到西方的俄罗斯和匈牙利。蒙古帝国的这种国际规模，使它可与引起文化和制度大混合的欧洲扩张相比。 从11世纪到15世纪，突厥和蒙古民族的帝国扩张行动在欧亚土地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通过促进前所未有的规模上的跨文化交流和交换，游牧帝国将整个东半球大部分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和各个社会的经验融为一体。并把蒙古人的控制扩大到东至中国、西至波斯的地区。 正是因为这样强国的崛起，使欧亚大陆成为一个安全的商业通道，即便是个人也有能力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当年的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就是如此以步行往返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陆地，于是，中国和西欧这样遥远的土地第一次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远距离贸易的影响超越了东非沿海地区，进入了内陆。 在元代不仅是水路交通，就是陆路交通也开始繁盛起来。由陆路运载瓷器销往国外，自然不如海路方便和平稳，但仍然有商人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曾记载：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口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旧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万里？即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沙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加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破损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 虽然元代的陆路安全畅通，瓷器的运输也有不少走陆路者，但海陆还是更安全快捷，所以元代大量的陶瓷贸易还是沿着唐宋时期的海道在进行。近年有关元时期的沉船遗址也不断被发现，北礁一号沉船遗物点，北礁三号沉船遗物点，大练一号沉船遗物点等，都发现了大量当时运往海外的中国瓷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