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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的历史。在该书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该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初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下面内容摘自该书第一部《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 街头是适合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广阔空间，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相较而言，茶馆则是小得多的公共场所，但同样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茶馆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地方，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交易市场到娱乐舞台等几乎所有的街头空间之功能。  茶馆茶客和手工工匠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茶客人数众多，他们每天在茶馆停留时间之长让他十分惊讶，“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外国来访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普遍的休闲文化，如地理学家G·哈伯德也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这就是20世纪初成都人日常生活的景观，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节奏。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感觉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的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昨日打从忙山过，两个忙人好心伤。一个忙人是韩信，一个忙人楚霸王。霸王忙来乌江丧，韩信忙来丧未央。……”这些话把成都鼓励悠闲、讥讽忙人的生活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茶馆的常客？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1943年的《锦城七日记》列举了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指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包括那些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的人。茶馆里的有忙阶级可分为三类：一是将茶馆作为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在中国城市里，无所事事的富人和穷人通常都被称为“闲人”。不过，这两个词的确代表了聚集在茶馆里的这两类人。无论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共同分享这样一个公共空间。 闲谈和嗜好的聚集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比做“英国的酒吧”，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一位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就认为，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与美国城市里的酒吧一样，成都茶馆也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的唯一去处。茶馆也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装，也不需行头，自由随意，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成都通览》里的一幅画描绘了这项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