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这样做似乎会招来“回到外部研究”乃至“回到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已经有不少批评者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归入文艺社会学或所谓“外部研究”④。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艺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⑤。但是，只是把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特别是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 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社会式，以及由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历史唯义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泰纳的文艺社综合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孔德的实证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它一方面“客观规律”的存在并崇尚客观主义与经法，具有机械论特征(反映了19世纪自学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另一方面尚理性主义历史哲学，从理论模式出发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又把这个理论当作“客观规律”，它相信通过理性可以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而泰纳信奉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淘汰⑥。泰纳《艺术哲学》的机械决定论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框架上。在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化/意识形态(包括艺术)的相对独立性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框架决定了这种文艺—社会的研究范式本上仍不能弥补其经济还原主义的缺憾。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有被视作一种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践活动，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方面的重用因而也就被忽略了。这一点已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遗憾的是，国文论界曾经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这种被前苏联文论界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我们所倡导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不管叫它“文化研究”还是“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就显示了自身鲜明的特征。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它是在反思传统文艺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广泛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反思与扬弃意识/存在、文化/物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僵化二元对立以后产生的。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传统文艺社会学的庸俗化倾向。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力图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活动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基本社会实践。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⑦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难观察到。现在的许多商品(比如手机)已经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混合体，人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非常注重其外观造型与色彩是否合乎自己的审美理念而商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商品的审美方这是商业与文化(审美)相互渗透的一个型的例子。 这表明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形义传统所共享的关于内在/外在、精神/物审美/实用的二元论已经在今天这个知济、符号经济的时代受到严重挑战，当代的文艺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当代西方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与“外在”打通、把文本分析、形式分析、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权力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以本的文化内涵。即使是像萨义德的后殖语分析这样具有深切政治关怀的研究也重视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建立在对于历时年的东方学的学术与想象文本的细致(不是无可非议)解读上。萨义德称自己作是“文本细读”，因为在萨义德看来，东文本虽然存在种族偏见，但是这种偏见是隐含在文本的细节与叙事方式中，而存在于口号中。他一方面认为包括东方内的人文学术具有政治性，不能忽视帝义统治这类“重要的事实”的存在，但是又坚决反对把这个事实“机械地、决定论应用于文化思想之类复杂事物”。而且德认为学术、文化与政治之间不是简单定/被决定关系，他们之间毋宁是一种相产、相互支持的关系。在萨义德看来，就学术学科与知识话语而言，东方主义体西方对于东方的权力，既不是赤裸裸的强权，甚至也不是文本中赤裸裸的观念内而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文体，“东方学种支配、重构东方并对之行使权力的西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体”⑧。一种文体即一种驾驭对象的方式，因而分析东方主义这样一种权力话语必须深入到文本的内部，而且不能局限在内容层面，要深入到文体层面，从而超越了内在与外在的机械划分。 从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文化研究决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艺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克服内在/外在的二元论与机械的反映论当然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注释： ①这一现象在国外已引起文化学家、社会学以及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的广泛关注。发表于《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的一篇题为《社会学与美学》的文献综述对此进行了富有参考价值的概述。该文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学与美学相互渗透的最新趋势，指出西方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把审美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作者纵览最近十多年来的西方社会学、美学著述后指出，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美学家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See Eduardo de la Fuente，“Sociology and Aeic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32，May 2000，pp.239-247)。 ②Wolfgang Welsch，“Aestheticization Process：Phenna， Distinction and Prospect，”Theory， CultureSociety，Vol.13，No.1，pp.1-24. ③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大学文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④参见《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载《南方文坛》19第4期。 ⑤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霍加把“文化研究”当作“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参见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社1988年版，第28页)。 ⑥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IV University Press，1965，p.57. ⑦See Eduardo de la Fuente，“Sociology and aesthet ⑧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 (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