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墓葬美术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尤显。自2009 年起，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北京大学朱青生、中央美术学院郑岩三位教授主持的“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至今年秋天已经举办了四次。在古代墓葬美术中，汉代墓室壁画与陶器彩绘不仅因其数量多受到学者青睐，更因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学人在诸多问题上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数量难以精确统计的论文不算，仅以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关于汉代墓室壁画的专书就有两本：一本是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博士的《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一本是香港城市大学黄佩贤博士的《汉代墓室壁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这两本专书，以及其他涉及汉代美术的著作中，洛阳的汉墓壁画都是要讨论的重要内容。洛阳本地的学人对汉代墓室壁画和陶器上的彩绘更是情有独钟，除了及时报道的考古发现和发掘的成果，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外，还出版了《洛阳汉代彩画》(王绣、苏健，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 年)、《洛阳汉墓壁画》(黄明兰、郭引强，文物出版社，1996 年)、《拙笔妙彩：洛阳汉墓壁画研究》(杜少虎，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 年)、《洛阳汉墓壁画艺术》(韦娜，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4年)、《洛阳古代墓葬壁画》(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洛阳汉代墓室壁画研究》(刘兰芝，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 等专书，这些专书不仅为学界提供了精美的洛阳汉代墓室壁画和陶器彩绘的图像，更贡献了编著者的研究心得。 由王绣与霍宏伟两位先生合著的《汉阳两汉彩画》一书是对《洛阳汉代彩画》重新整理出版的。它不仅由原来的20 开本放大到现在的大16 开本，由5.3 个印张扩充到18.75 个印张，更有许多新颖之处，应当说是一本新著。 《洛阳汉代彩画》一书前有苏健写的《洛阳汉代彩画述论》一文，对洛阳汉代彩画出现的时代背景、绘画题材、艺术成就进行了综合性的概述，这是那个时代编著图录的通行做法， 与该书同年出版的《洛阳汉画像砖》一书前面也有类似的概述。《洛阳两汉彩画》舍弃了这一做法，代之以《洛阳两汉彩画研读述要》，对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洛阳两汉彩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学术研究史进行了仔细的回顾与评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洛阳两汉彩画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归纳，认为洛阳两汉彩画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时间连贯，分布集中;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洛阳彩画佳作叠出，绘画艺术水平较高，在一些绘画题材内容的运用方面具有引领作用;洛阳汉代彩画与该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皆属于汉代墓葬装饰绘画的范畴，其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洛阳汉代墓葬绘画艺术的整体，在不同绘画载体上展示出同一时代的审美风尚。这些认识是否切当，可以见仁见智，但作者是在充分掌握、研读洛阳两汉彩画资料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认识则是事实，文中条目繁多的注释即是很好的证明。 仅从书名看，《洛阳两汉彩画》与《洛阳汉代彩画》一样，是一本提供图片的资料书，但当你翻开书进行研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既是一本资料书，更是一本研究专著。首先它是一本资料书。该书是《洛阳汉代彩画》的修订本，它收录了原书由王绣先生临摹的四座汉代壁画墓的画面和彩绘陶的纹样与画面，但又不是原书复制。对于四座壁画墓，不仅收录了壁画，还用图的方式标明了壁画在墓葬中的位置，给读者以空间提示，墓室结构平面图与墓中的随葬品也收录了进来，以便读者进行对照研究。彩绘陶器则大大突破了原书的范围，大量收录了洛阳汉代墓葬出土彩绘陶器的照片，还对洛阳汉代彩绘陶器做了资料长编。卷下的《摹画纪闻》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王绣先生临摹汉墓壁画和陶器彩绘的历程，这同样也是资料，它记录了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工作的艰辛、勤奋、细心、敬业。因此，访谈的内容是洛阳考古学史，以及文博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更是一本研究专著。书前的《洛阳两汉彩画研读述要》是学术著作常见的学术史梳理，在卷上与卷中里，作者不仅详细地公布了汉墓壁画与彩绘陶器的图像与文字资料，更对相关图像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作者认为卜千秋墓室顶壁画上墓主夫妇前的女性形像是西王母，这样的认识是通过把该女性形像与偃师辛村新莽时期壁画墓等墓室壁画中的西王母形像进行比较后得出的，并非仅与文献记载中西王母形像比附，因此有相当的可信度。洛阳已经发掘的汉代壁画墓多已离开原来位置，被迁移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集中保存、展示，有的还不止迁移了一次，壁画墓在迁移过程中也有一些变化，作者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对壁画墓的变迁史进行了著录。如1957 年发掘的烧沟61 号墓是洛阳地区发掘的第一座汉代壁画墓，1959 年曾迁到洛阳王城公园内复原，1987 年又迁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展示。 该墓后墙壁画上方的空心砖上，用白粉书写了三个大大的隶书体“恐”字。在考古发掘现场，三个字的笔画清晰可见(《考古学报》1964 年第2 期)，移至王城公园时，三个“恐”字若隐若现，等到迁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时，字迹已不可寻，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写字的白粉附着力不强，年长日久，自然脱落了。还有一种现象是在迁移过程中人为的失误。该墓在迁至王城公园复原时，星象图中的第六块和第十一块砖的方向是正确的，其余砖都出现了上下颠倒的现象。再迁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时，部分砖的方向据原发掘照片纠正了过来，但第八块砖的方向仍然是上下颠倒的。作者详细记录这一过程，一方面是在记录历史，一方面在提醒读者，当我们遇到文化遗存被迁移保存，或同一资料重复出版时，一定要对照阅读，万不可图省事，被错误的信息误导。 《洛阳两汉彩画》里收录的四座洛阳汉代壁画墓和陶器彩绘摹本，都是三、四十年前王绣先生摹画的，时至今日，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从摹画的陶器彩绘图上的记号，我们可以看到前辈文博工作者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大大增强了摹画作为研究资料的可信度。三十年前，《洛阳汉代彩画》一书受到学人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考古学发展的历史，既是思想变化的历史，也是技术进步的历史;既是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历史，也是考古技术把相关信息呈现得更加清晰、准确、全面的历史。不过，技术进步不一定完全是新的技术替代旧的技术，而是丰富了获取信息的手段，使信息记录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更利于互补、互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现在摄影、摄像、扫描技术，尤其是数码技术日新月异，记录的信息也更加清晰、准确、全面，但传统的记录方式，如临摹、拓片、线图等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可舍弃。比如，我们要看陶器彩绘的完整图像，摄影虽然也能做到，但图像的变形在所难免，最好的方法还是摹画和线描的展开图。 洛阳作为西汉时期的区域中心和东汉时期的王朝中心，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了人们熟知的城市建筑遗址外，墓室壁画和陶器彩绘也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洛阳两汉彩画》不仅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洛阳的墓室壁画和陶器彩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我们了解相关学术研究的进展提供了线索，更贡献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一家言。由于学术立场的不同，这个一家言虽不无可商之处，作者不辞辛劳对学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在当下则是应当提倡的。 (《洛阳两汉彩画》，王绣、霍宏伟著，文物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定价300 元) (本文原刊载于2015年12月1日《中国文物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