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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化与文明、文化的品性、历史悠久与连绵不断、文化多元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等均属文化探讨之列。长江下游流域居中国东南广大地区，考古学家要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揭示该区域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探索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区分国家的类别与实质，加强吴越文化研究；而探讨百越对华夏认同和对秦汉帝国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仍然是这一区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值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90华诞之际，中国考古学界应当学习他治学与做人的精神，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文化 文明 国家 考古学 宿白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暨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开幕了。这次大会之所以能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地马家浜文化命名地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嘉兴这块圣地召开，完全得益于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文物局、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嘉兴市文物局的大力鼎助，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这些单位及其负责同志，尤其是光临今天大会的李卫宁书记，致以深切的感谢。同时，我们要以同样的心情，感谢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莅临我们的会议。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进军文化的号角。以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为己任的中国考古学，与祖国的文化紧密相关，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在这个开幕词中围绕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其一，是文化与文明的问题。人类是从自然界进化出来的一种动物，有无文化，是人与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重要区别，凡是人类以物质、语言、图画、文字、自身肢体和社会关系、结构、组织、制度所表述出来的一切事物，均属文化范畴。概略言之，文化大致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文化，如人类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及制度，等等。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文化、附着于物质文化之中的精神文化和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文化。我常说的考古学以研究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历史与文化为己任中的“文化”，指的主要是这里所说的物质文化和附着于物质文化之中的精神文化；而其中讲的“历史”，则主要是这里所说的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文化”。这“历史”与“文化”，统而言之，既可笼统地归为历史，又可笼统地归为文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歧义，乃源于事物本身客观存在着的层次之别，和人们从这不同层次进行观察所给予历史与文化的不同涵义。与文化这词联系较紧的，还有“文明”一词。文明这词也存在歧义，我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认为将文明这词的涵义约定为恩格斯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较为适当。这句话中的“国家”，指的是人类社会从史前或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或制度蜕变出来的社会组织或制度，即政权。恩格斯采用摩尔根的说法，在其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书中，将人类社会区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又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各自分为低级、中级及高级三个阶段，并说明了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和蒙昧及野蛮时代所属三个阶段的文化进程。可见，摩尔根、恩格斯是以文化进步状况作为人类社会区分时代、阶段的根据，文明是文化进步至一定阶段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又主张将人类社会的文明时代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个时期。这一意见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认识。可见，人类社会的演进，实是一部文化发展史。 其二，是文化的品性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杂种品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一种文化，必定是杂种文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秉琦倡导的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说，认为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所谓“元”，是指文化的源流与谱系，源流与谱系不同的文化，是不同“元”的文化；所谓“一体”，说的是不同“元”的文化的相互联结，从文化谱系来看，诸“元”的文化因素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苏秉琦的这一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震撼了中国历史学、中国民族学、中国社会学和中国文化学的研究，为这些学科所接纳，并促进这些学科思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观。时隔10年，我在《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均呈“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并说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中数量“多少、主次有别，地位不同，各自对对方既有吸力，又存在排它的倾向，彼此既存在融聚力，也存在拆离的倾向，竞相发展，使考古学文化成了以主流因素为代表，又包容其他文化因素、乃至新旧成分的统一与矛盾的有机体”，“考古学文化也是一开放系统”。我在近些年来还指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杂种文化。杂种文化之说，乃是我上述关于考古学文化认识的简要的、通俗的说明。这杂种文化乃是文化杂交的产物。文化杂交是怎样进行的？我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作过相当的论述，在此就不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了。简单地说，“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既是文化演进的规律，同时也是文化杂交之道。 其三，关于“历史悠久，连绵不断”的问题。“历史悠久，连绵不断”是中国的历史特点，这一认识已成为令中国人骄傲的共识。我认为这一认识仍需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能以“历史悠久，连绵不断”这一历史特点涵盖者，只有汉族，可能还加上另外的几个民族，难以涵盖所有的中国民族。1992年，苏秉琦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体实体”，适应这话的主要是汉族。 就汉族来说，“历史悠久”不假，“连绵不断”，是族群还是文化“连绵不断”，仍需作具体分析。大致言之，有如下四类情形：一是族群及文化呈更替式的断裂。这类情况大量见于先秦时期的许多重要的河流流域。例如渭河流域，西阴文化系统的居民在渭河流域繁育了6000余年，接着被夏人赶了出去，夏人又被商人赶了出去。二是族群分化，而文化连续发展并演变成不同的族群，如西阴文化分化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族群，其中的一支，很可能成了藏、彝族的族源。三是从夏、商、周考古学文化来看，当是三个不同的考古文化族群，从王朝来看，则是三个连接的王朝。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就其族群与文化来看，则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商人代夏建立的商朝，由于商王朝实行排他的驱赶性殖民政策，在夏王朝管辖的原有疆域内，夏人被商人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其他地区，至目前的考古学研究，也未寻到夏人的踪迹。据此看来，商人未将夏人融合于其族群之中，即使后来形成的汉族，是否延续了夏人这一族群的血脉，也还有待研究。文化则与此不同，在商灭夏之前，商人已大量吸收了夏人文化，建立商王朝之后，并将从夏人那里学习的青铜铸造业推向鼎盛时期，创立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二是周人代商建立的周王朝，则出现了与商代夏相区别的情况。由于周王朝实行封建制，结果是既出现了文化的融合，又产生了族群的融合。周人在灭商之前，就已学习了商人文字、占卜和青铜制造等先进文化，在建立王朝之后，尤其是族群融合之后，在商文化的基础上，又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过程及产生的结果，也大致与周灭商雷同。与此类似的情况，也广泛见于周秦以后的时期。故汉族文化的形成，是经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杂交路径产生出来的杂种文化，呈现出来的是“连绵不断”；而汉族族群的形成，则较为复杂，出现了传承、融合、断裂与更替等情形，故和汉文化相比只能说基本上是“连绵不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汉族的形成，虽出现过断裂式的更替和分化成不同的文化族群等情形，但传承与融合却是汉族形成所经历的主要路径，故汉族也是糅合了许多族群而形成的杂种。可见，融合性与包容性乃是汉族族群，尤其是汉族文化的主要特性，也是其“历史悠久，连绵不断”的原因。 其四，关于“文化多元与文化中心”问题。现代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现代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这三个“现代”均可追溯到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形成了这三个“现代”，为发展成这三个现代的“现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应指出的是，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则为秦形成这三个“现代”奠定了基础。西周之前，无论是诸考古学文化居民，还是神王之国和王国时期的国家，包括夏商两个王朝的扩土拓疆，均实行排他性殖民作法，势力所至，不容非我文化居民存在，夏商王国是单一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国家。周人推翻商人建立的周王国，实行封建制，扩土拓疆所至，均将当地的非周的考古学文化居民，例如商人、燕国中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后裔和齐国中的珍珠门文化居民的后裔，等等，均容纳于周王朝政治版图之中，故周王朝是以周人为主体的多文化族群的国家。这是我之所以将王国时代分为夏商和西周两个时期的根据。周王朝封建制和秦汉帝国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均促进了文化与族群的融合，例如至西周晚期，在封建制所至范围内，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呈现出大致相同的文化面貌，同时，对封建制以外的地区，也表现出较大的文化吸引力。在西周晚期或晚一些时期，非周封建的楚、吴、越均积极地吸纳周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秦汉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夏商王朝之时，夏、商文化既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又是当时中国的文明中心，自夏往前至西阴文化时期，在多元一体的文化中产生了文化中心。例如西阴文化便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西阴文化时期之前，在当时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之中的考古学文化，虽存在强弱之分，但尚未出现文化中心。例如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汤家岗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当时的强势文化，却不是文化中心。同时，文化中心也存在地区之间或族群之间转移、更替的情况。例如夏、商、周之更替，便是文化中心的转移与更替。对此，不一一赘述，特须指出的是，由弱变强是实现转移与更替的必要过程，弱者能否善于吸收强者的先进文化，则是能否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 其五，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问题。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是文化进程中存在的永恒的矛盾。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起始于春秋，奠基于战国时代。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思想，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实是王权本位或皇权本位或官权本位思想体系的良性延伸。孙中山主张推行的三民主义，已经将民本思想这一页翻了过去。中国的文化走向不能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去，科学与民主当是中国的文化走向。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将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作为“结束”语的这段长长的文字的最后，是这样的几行字：“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怀着深切情感的呼唤，追求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回归的文字，虽源于摩尔根，当被恩格斯引为其著作的“结束”语时，我们就得将它们视为恩格斯的文字与思想了。同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虽无关于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但如摩尔根那样，恩格斯也认为这种思想曾“是古代氏族的”，而中国考古学研究证明，在西阴文化时期之前，特别是在神王权文明时代之前，中国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也生活于具有原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氏族制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一中国本土曾存在的思想，在墨子的思想中还有些许保留，例如其主张的兼爱便是，但没有成为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史前社会转变到文明时代之时，此一思想被革了命，而被中国人忘却了。距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已过去的128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和西方文化曲折、激烈的碰撞之后，已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思想与文化仍未脱离民本思想的轨道。我们应当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从民本思想中走出来，恩格斯呼唤的“古代氏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应成为中国国家的思想与文化的走向，也当是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的追求。 可见，已有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中国文化的阐释做出了贡献，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我相信我国的考古学者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重大问题方面，都会进行自己的思考，有着不同的意见。不同而和，却都会将祖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付重担担当起来，实践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推进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为创造具有战国时代那样深远历史影响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做出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文化复兴！到那时，中华民族中的诸族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则将呈均质的深度展现，共性扩大和共性的质量提高；到那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仍如苏秉琦说的那样，还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今天的大会，考古精英荟萃，嘉宾满堂，蓬荜生辉。所以生辉，是因为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和省、市诸位负责同志参与了我们的会议。中国考古学会热烈欢迎浙江省和嘉兴市党政领导和单霁翔局长莅临我们的大会。单霁翔同志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将近十年，极端敬业、勤政、清廉，是位工作狂。十年间，他放弃双休日，基本不休节假日，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面大旗，呐喊呼吁，跑遍全国，荒野遗址均留下了他的足迹，深入调研，潜心思考，拓宽了文物概念的范围，拓宽了保护文物的措施和途径，实现了文物保护的实践与理论的创新，拼搏进取，开拓创新，为文物保护事业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这个平台基础厚实，向前发展，呈现出广阔、深邃的景观。他是发展考古文博事业的功臣，是引领考古文博事业走向前方的一面旗帜。我国考古界同仁，定将以单霁翔同志为榜样，处理好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以文物保护为前提，实现考古与文物保护的良性互动，为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敬老尊贤，是中国考古学会的光荣传统。继纪念苏秉琦和夏鼐两位先生诞辰百年之后，今天又开会庆祝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宿白先生九十华诞。 中国考古学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考古学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开办了考古专业。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包括今天与会的考古界同仁，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20世纪20年代初始奠基的中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形成浩浩荡荡的大江，奔腾向前，是因为它在不同时区汇集了不同的支流。宿白先生虽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参加考古学研究的，但他是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学体系和藏传佛教考古学的创始人。他为中国考古学扩充了这两个完整领域的同时，对古籍版本目录学也提出了精到的认识，《唐宋时期的雕刻印刷》和《汉文佛教目录》都体现了他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还在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和中国古建筑考古领域开创出了新的局面，构建了新的学科的平台。他据考古学所见建筑遗踪，对古代建筑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其成就填补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创的古代建筑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建筑史的内涵，并提出体系性的认识。他翻新了中国佛教考古学研究，形成了新的体系，创立了中国佛教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为推进中国佛教考古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的研究成果，汇入了中国考古学，使中国考古学体系进一步完整起来，中国考古学才形成奔腾向前的巨流。 宿白先生一贯坚持中国朴学传统，不赶浪潮，不写时文，自辟蹊径，从汇集、梳理材料中发现问题，经过认真勘比，确定研究课题。他的论著，无套话、大话、空话，均是实话实说，所有论点都有坚实的论据，力行让材料说话，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的务实求真的学风。同时，他创造性地运用考古类型学于历史考古学研究，并立足于考古学遗存，革新和正确地处理好了历史文献和考古遗存的关系，勇于创新，以考古学所见遗存作为主证、内证和检验文献的证据，走出了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学术研究路径。这学风及治学理论与方法和宿白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伴行。 宿白先生一贯关注文物保护事业，他站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这一岗位，多方为文物保护建言献策，限于时间，在此难以一一追述。特须指出的是，直到米寿之年，他还为西藏芒康县盐井、盐田的保护给单霁翔局长写了一封令人震撼、敬佩的长信，引起单霁翔局长的高度重视。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经单霁翔局长的辛勤努力，宿白先生通过这封信提出的保护芒康县盐井、盐田的建议，已经得到了创造性的落实。这成了当前文物保护的一个范例。 学风、作风、人品息息相联，是同质人性的不同形态的体现。宿白先生的朴实和务实求真的学风，是我们的榜样。他端庄、正直、温文尔雅、气质崇高的为人作风和高尚的人品，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位名誉理事长而感到荣耀，感到骄傲。中国考古学会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目的是倡导中国考古学成员向宿白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学习他治学与做人的精神，以推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 长江下游的考古学研究，是本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讨论和学术交流的一个主题。中国考古学会于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第三次年会，距今已30年了。这30年来以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的考古学研究，已经得到了巨大发展，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以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的考古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自然很多。我想重点应是这地区的史前时期和吴越这两个考古学领域的问题。为什么要将这地区的史前时期考古作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考古学界已经将这地区的史前时期考古作为重点问题关注了，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故已无需我再来赘言。吴越考古问题，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倡言吴越问题的研究，70余年中，尤其是近30多年以来，吴越考古已获得相当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基本上还处在序幕刚开启的阶段。我之所以提倡将吴越研究作为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今后一个时期的考古重心，不仅是出于对吴越考古现状的考虑，还因为吴越在东周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吴越吸纳华夏文化、参与华夏化和为秦汉统一中国及汉民族的形成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百越与吴越相关，研究百越的意义，同于吴越。不研究吴越及百越，则难以说明涉及东南这一广大地区为何能在秦汉进入帝国统一版图这一重大问题。在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时期和吴越考古方面，有哪些问题仍需在今后予以重点注意？现分别提出来，供同仁们讨论、参考。 其一，在史前考古方面，我认为有这样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和考古学文化命运问题。目前研究证明，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广富林和马桥四期是公元前第5000年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构成序列的六个考古学文化。其中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已被认为是同一文化谱系的前后更替的三个考古学文化。钱山漾文化是否是由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如不是，则良渚文化的命运问题，仍值得考古学研究关注。钱山漾、广富林和马桥四期是否是同一文化谱系的年代衔接或年代不直接衔接的三个考古学文化？如不是，则这三个考古学文化的渊源，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走向，以及马桥四期文化演变成何种文化？这些问题则摆在考古学面前。同时，迄今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说明，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期间，长江下游还存在其他文化谱系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那么，到良渚文化时期，这些文化的命运怎样？ 二是关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我在20世纪的研究已认定：凌家滩遗存和良渚文化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处在神、王国发展阶段。凌家滩遗存早于良渚文化，约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晚期。那么，崧泽文化晚期是否进入到了文明时代？张家港东山村那些以崧泽文化大墓为代表的遗存，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还是文明起源时期的遗存？如果是后者，是处于哪个阶段？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四期文化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对于这些问题，从目前资料积累情况来看，我们很可能难以一一回答。虽然不能一一回答，但我们还得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作为今后追寻遗存和确立发掘及研究课题方向的参考。 三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界标。现今的考古学研究，是将是否已确立了王权作为划分文明起源或文明形成的界标。什么是王权？什么是王权确立的考古学标志呢？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因为甲骨文、金文的“王”字是钺的象形，因此，就将王权等同军权，或将军权等同王权。军权的本身或直接的涵义，是军事指挥权。史前社会军事的兴起，源于族群之间争斗功能的需要。由于族群之间争斗的需要，产生了军事指挥。军事指挥当至少经过两个阶段：一是军事指挥一职属临时职务，临战时由参战人员推举产生，战斗结束，指挥职责随之自动消失；二是军事指挥一职为常设职务，负责此职的人员较为固定，职责为战时指挥作战与平时包括训练在内的战备工作。担任军事指挥一职的人员，初由具有资格和能力参战的人员中推举产生，后由军事权威者指派接班人，或由军事强人攫取军权，直至发展为世袭，从而导致产生出了控制军事指挥权的军权。 起初，掌控军权者只管族群军事事务，其他事务仍由族群传统组织和首领管理。只有当掌控军权者攫取了族群传统组织和首领的其他事务管理权之时，王权才得以产生。可见，即使设定王权由军权发展而来，那么，军权演变成王权当有着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将军权简单地等同于王权。无疑，王权的形成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军权的产生当只能视为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军权的考古学标志是什么？王权的考古学标志是什么？军权与王权的考古学标志是否有区别？如有，区分的标志是什么？这还需作具体的或更深入的研究。 四是关于两类国家或政权问题。列宁给国家或政权下的定义，我记得有这样三句话：“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为了让社会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不致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而需要产生貌似公允的国家”，这两句话说的基本上是国家产生的原因，部分说的或演义式延伸的理解讲的是国家的职能，即国家“为了让社会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不致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而起着“貌似公允”的作用。列宁讲的第三句话即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讲的是国家的本性，即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给国家下的这个定义的指向，是国家应实行阶级专政。依靠什么来实行阶级专政？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延伸的涵义是意识形态，“戎”延伸的涵义指的是军权。即国家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掌控军权。此说的这类国家，是专政或专制国家。改变这类国家统治之法，是武装夺取政权，即毛泽东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也说过：“夺取政权靠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靠这两杆子巩固的政权，只能是专政的或专制的政权。所以在林彪的心中，凡国家都是专政或专制的国家。但是国家还有另一类，即近代产生的民主国家。这类国家和专制国家相比，处在进步的发展阶段。可以认为，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是国家形态的两个发展阶段。这类国家是全民国家，对内无专政职能，但也有国家机器。这国家机器实行受监督的分权法制管理，其国民乃国家的主人，国家管理人员是国民选举产生和雇佣的公仆，即政务官员和公务员。同时，这两类国家又各有不同的形态。这是探索长江下游乃至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认识。需知以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所探索的，乃是专制国家或政权的起源、形成与并入秦汉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具备的认识。 其二，在吴越考古研究方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吴国和越国是春秋中期以后先后崛起相继称王、争霸的两个诸侯国。吴王自称是让位奔吴的周太伯之后。20世纪在镇江丹徒发掘了好几座西周中期的土墩墓，出土了不少典型的西周青铜器，证明确有一支周人力量到达长江下游地区。越王的祖先来历还不清楚，从《史记》看，似乎与东夷民族有关。丹徒的几座西周中期的土墩墓，能否证明吴国的王室贵族就是周人？越的王室是否与东夷有关？ 二是吴国和越国立国于何时的问题。吴、越两国崛起于春秋，但立国应当更早，早到何时？ 三是如何从考古学上辨识吴越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渊源问题。从考古学文化的识别来看，吴越是否是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还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问题，学界虽有讨论，也提出了不同认识，要确立哪种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无论是吴，还是越文化，都明显地区别于楚文化，也区别于晋、齐、秦等国文化，因此，吴越文化当自有渊源。那么，哪些考古学文化是吴越文化之源？吴越文化是当地兴起的文化，还是外来文化？ 四是关于百越问题。至战国，文献记载中出现了“百越”一词。春秋的越，包括于其中。“百越”涵盖“于越”、“瓯越”、“闽越”、“貉越”、“南越”、“蛮越”和“南蛮”等，分布于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江西和湖南等省以及国外的越南，和印纹硬陶分布地区重合。无论从史学，还是从考古学来看，深入研究百越都十分重要。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视之，印纹硬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如何界定百越文化？百越是否是一种考古学文化？百越中的于越、瓯越、闽越、貉越、南越、蛮越和南蛮，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 五是吴越与百越的历史贡献问题。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是吴越的贡献。原始青瓷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吴越与百越对开发东南地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吴越与百越对华夏认同和秦汉帝国形成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我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供同仁们考虑，是希望在继续深入研究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的同时，更要加强吴越与百越的考古学工作，为推进我国东南这一广大地区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做出考古学应有的贡献。 附记：本文是作者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暨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学会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