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gif) 荥经《何君阁道碑》 13.gif) 《（补字，略）君开通褒斜道刻石》 发现概况 《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又称《大开通》。摩崖原在陕西省褒城北石门，今藏汉中市博物馆。刻石自东汉永平九年刻成后，未引起学者注意，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临淄人晏袤发现后，极为推重，赞道：“书法奇劲，古意其余，与《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今《何君碑》不传。余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摩拟，此谓之神品。”清代碑学书风兴起，因《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苍茂浑朴的书风，大气开张的结体，起伏跌宕的笔法而备受关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隶中之篆也”，刘熙载《艺概》云：“《开通褒斜道刻石》，隶之古也”，，杨守敬谓《平碑记》云：“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摩拟，此之谓神品。” 而宋人晏袤提到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始终未能访得而与清代碑学书家失之交臂，清冯晏海《金石索》据《古刻丛钞》中的《何君阁道碑》拓本记曰：“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多是承续宋代洪适《隶释》中的评价。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亦因袭之，但他也未见原石拓片，实是憾事。2004年，四川雅安荥经县民建乡发现汉代摩崖石刻《何君阁道碑》，吴阿宁先生于《文史杂志》发表了实地拓片，揭开了迷失千年刻石的面纱。 除了关中地区的这两种摩崖刻石以外，相似风格的碑刻在东部沿海也有所发现。1987年，在江苏省东连岛灯塔山羊窝头北侧，发现第一块界域刻石，《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卷曾刊，存35字，笔势纵横，结体开阔，书风与《开通褒斜道刻石》相通。 1999年，在连云港市港湾东北六七公里处的连岛的苏马湾，发现了新莽时期的苏马湾界域刻石，内容与第一块界域刻石大略相同，书法风格一致。2001年8期《文物》杂志发表了孙亮先生《连云港东连岛东海郡琅邪郡界域刻石调查报告》曾做介绍。 “大开通类型”的提出 类型学是一种分组归类方法的体系。首先需要假设的各个特别属性予以归类，再不断填充新资料来证实假设。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这种分组归类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 这种方法曾在建筑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分类中作为基础方法。如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 在书法研究中同样存在如何区分类型的问题，以便通过对形态的排比来探求书法风格变化规律和相互关系。“大开通类型”是试图建立某种风格的标准，以便看清它在上下延续的历史过程中的独特性和延续性。一种书法风格的产生受到历史特定环境的制约，社会功用和书写心态影响了表现手段，某种形式会成为社会普遍模仿的对象，从而固定为书写模式，这种模式源于书家们心灵的建构，源于构思过程中丰富的想像力。书法类型因其非物质性，传播的范围更广，甚至跨越地域。在关中和沿海发现的大字摩崖刻石呈现出相同的类型特征，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关中金石记》中评价《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说：“字径三四寸，体界篆隶之间，甚方整，而长短广狭不一。。”可以说是对“大开通类型”刻石特征高度凝练的概括。 “大开通类型”刻石，流行于新莽至东汉初期，处于两汉之交的动荡时期。它们都是刻在摩崖上，石面较大，且经过粗略打磨。前两方为界石，后两方为开通阁道的纪事碑。内容记录性强，表意明确，且刻写在突出位置。为了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达到较好的可视化效果，采用了一种字内留白的结体和成行不成列、大小错落的章法。从刻写之先，人们必定考虑到需要长久保持这些文字，以便作为记事或堪界的凭据，因此风化对石面的剥蚀是面临的最大问题。实践积累的经验告诉他们，这种将余白留在字内的横平竖直、不显波磔、宽博开张的隶书是最适合的，即使笔画细劲，也不怕剥蚀，历史证明他们当时做出的创造性书写是成功的，文字能跨越两千年而不灭。每个字大小不一，因形布势，使得通篇密而不乱，在此之前的西汉隶书，一直以来未能脱去字字独立的书写意识，如公元前56年刻《五凤二年刻石》，而且拖长的竖画是汉简笔势的移植，但在开拓横向体势上与“大开通类型”有渊源关系。“大开通类型”字的上下左右都靠的很紧，每行或五字或七字不等，章法上的茂密是其风格的主要特征，其后，公元146年的《祀三公山碑》在成行不成列而打破字字独立效果上有相通处。同是汉代界碑的《赵国易阳南界刻石》仅在方形结体上同于“大开通类型”，但仍是字字独立。以往学者多认为“大开通”书写随意，通过仔细分析看来，其书写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做的构思是别具匠心的。单字内部的开阔造成了向外的张力感，线条的跌宕延伸仿佛没有限制，这些造形方式与天然的石壁融合，营造出一种浑朴、苍茫的意境。 汉代有一种专门的大字榜书体，叫做“署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有：“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那么，“大开通类型”应该是汉代用于题榜的“署书”的一种，但许慎是以功用来划分“署书”，并没有说明是篆是隶。从“大开通类型”来看，“署书”有可能界于篆隶之间。新莽时期，政府提倡文字复古，篆书复兴。“大开通类型”反映的不仅仅是文字从篆到隶的过渡，也反映了一种追古的复杂心态，因此在书写中亦篆亦隶，不显波磔。从同一时期的汉简来看，八分书已经出现，八分样式的注重波磔的隶书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大开通类型”在当时是作为某种特定书体，具有记事的特殊功用得以保留的摩崖“署书”样式，使用的字形或简或繁，或篆或隶，或大或小，都为了营造整体章法的协调统一。 “大开通类型”的书法意义 “大开通类型”得到宋代和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的极力推崇，除了自身字体古拙的原因外，自然界的栉风沐雨也起到强化风格的作用。风雨剥蚀使得线条两侧变得毛糙，加强了苍茫浑厚的感觉，由于石面不平而在拓片上留下的石花使得线条似断还连、跌宕起伏。清代碑学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增强了书法线条的表现性，中段加厚。包世臣《艺舟双楫》说：“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而且用笔逆顶，并在线的中段加入微妙的曲动和震颤。刘熙载《艺概》认为：“隶取势险节短”，但“大开通类型”的笔画较长，可以使线条舒展开来，横向宕出，起到扩张笔势的作用。另外，“大开通类型”用笔多圆起圆收的藏锋，易取中锋圆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古人作书，皆重藏锋。中郎曰：‘藏头护尾’。右军曰：‘第一须存筋藏锋，减迹隐端。’又曰：‘用尖笔须落笔混成，无使毫露。’所谓筑锋下笔，皆令完成也。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皆言无起止，即藏锋也。”藏锋为中锋之始，并直接影响到中锋劲直入纸的程度，因此，欲求深雄劲健书风者可投问此诸碑。(李以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