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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世唐代典籍中有“袴奴”一词，但因其使用不广，其形制一直以来未有确解。本文结合敦煌写本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对照敦煌壁画及其相关出土实物，验证于唐初的“具奴抹”之礼，并结合其命名理据，认为“袴奴”功用上等同于“行滕”，但形制却与中原本有的“袴袜”相类，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膝裤”。 【关键词】袴奴 敦煌 唐代 一 唐传世文献中时常出现“袴奴”一名。如杜佑《通典·兵一》“今制”条：“药袋、火石袋、盐袋(用夹帛)，解结锥，袴奴，抹额。”《通典·乐六》“四方乐”条：“龟兹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奴，乌皮靴……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袊褾。舞二人，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奴……安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锦袊褾，紫袖袴。舞二人，紫袄，白袴奴，赤皮靴。”例中“袴奴”，《旧唐书·音乐志》皆作“袴帑”，说明“袴帑”“袴奴”同为一物。另，唐李筌《太白阴经》卷四《军装篇》：“袴帑、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六万二千五百事。”“袴奴”之名唐以后典籍虽有出现，但所指均不出上述范围，不是用以描述西域乐工之服，就是与边军服装密切相关。如《明集礼》卷五三《乐》：“龟兹乐工：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四人：红抹额，绯白袴帑，乌皮靴。”明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六《边军劳苦》：“袴帑、抺额、大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六万五千五百事。” 但对于这些文献中反复出现的“袴奴”，“我们知道的很少，因为文献中只有极少的记载，因此以前谈唐代服饰的论著都不曾提到它”，各类辞书也均未对此有过训释。然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发掘整理，却为我们探究了解“袴奴”的形制提供了新的线索。 “袴奴”一名频繁出现于唐时期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 吐鲁番文书72TAM178号《唐袁大寿等资装簿》：“袁大寿緤布袄子一，小袄子一，黄衫、袴奴、末额各一，氈装一；□善保□袄子一，帛衫一，单袴一，◇两量，靺一量，黄衫、袴奴、末额各一；徐□□袴奴、末额、黄衫各一，緤袄子一,靴一量，靺一量；董清水袄子一，黄衫、袴奴、末额各一。” （原写卷中缺字用“□”号表示，不能确定所缺字数者，上缺用“←”表示，中缺用“◇”表示，下缺用“→”表示。下同。） 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大谷文书8067号《唐天宝十四载(755)八月后逃兵存物估价文书》：“袄子叁，長袖→袴奴肆→” 敦煌文书斯964号背《唐天宝九载十载兵士衣服支给簿》：“张丰儿：天九春：蜀衫壹,赀,印。汗衫壹,赀,印。裈壹,印。袴奴壹,赀,印。半臂壹,絁,印……天十春：蜀衫壹，皂，无印。汗衫壹，纻，印。裈壹，绡，印。袴奴壹，纻，印……南奴子：天九春：蜀衫壹，纻，印。汗衫壹，纻，印。裈壹，絁，印。袴奴壹，无印，纻。” 伯3274号背《唐天宝年代豆卢军防人衣服点检历》：“都万贞：袄子贰，［一］皂絁,一白絁。长袖贰，一紫絁,一褐。半臂贰，一褐絁，一白囗。复袴贰，并练。蜀衫三，汗衫三，布，故。单袴三,布。袴奴三，布，故。裈三，小。” 这些文献中反复出现“袴奴”一名，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袴奴”在当时当地使用得相当普遍。但“袴奴”到底是什么？“它是外来服装吗？为何流行又为何消失？研究者们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了。” 二 综观目前学界对“袴奴”形制的探究考证，主要有三家。 一是黄正建的“一种腰上系带、两腿脚腕部亦系带的狩猎服”说。早在1992年，黄正建就曾以采自日本《古事类苑》的图为据提出了这一观点，但明确表示“关于裤奴的形制，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后其又在《S.964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其形制不明，大约是腰和裤脚均系带，裤腿较肥，有开裆的可能性。袴奴传到日本后，被称为‘指贯’，是专门的狩猎用服。……因此怀疑这袴奴本为外域服饰，是经由西域传到中国来的。就连‘袴奴’的名称，怀疑也是中亚语音音译加意译的结果。” 二是杜朝晖的“‘袴奴’或即是‘袴袜’，类似‘行滕’，缚于膝下足上，系束紧迫，便于跳腾”说。杜氏举新疆吉木萨尔县高昌回鹘佛寺配殿《王者出行图》中的王者、武士小腿处束缚物和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中的武士形象为证，并从语源上进行探求，否定了黄说。 三是王启涛的“‘袴奴’可能是‘袴帑’，加缚的大口袴，军中服饰”说。此说后出，列举了大量的文献用例，并与出土实物互为印证，方法上相当值得借鉴。 三说都有一定的理论与实物依据，但最后的结论却是差异明显、分歧显著，孰是孰非，难以定夺。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弄清“袴奴”的具体形制，除了坚持三位学者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外，恐还必须紧密联系其出现的上下文语境，把握其出现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同时还要注意其命名的理据。 敦煌、吐鲁番文书都是非常难得的写本文献，为时人所书写，并且照原样保存到今天，因此以它们为参照，研究“袴奴”出现的语境、时代环境显然更为可靠。 (一)分析“袴奴”出现的上下语境，得知“袴奴”的材质多是麻布。“袴奴”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斯964v号文书，这一文书中，“袴奴”之名反复出现，高达16次。据孙继民先生考证，该文书所涉兵员的身份都是健儿，是唐开元以后边军的主要兵员；而这16件“袴奴”是当时边防士兵的常备之服，其中15件质料明确，10件为赀布，4件为纻布，1件为白布。赀布是细麻布，纻布是苎麻布，白布是赀、纻中的一种，具体制作方法不明，但属于麻织品并无疑问；据此可以推知“袴奴”均为麻织品所制，必较为牢固耐用。 (二)综合“袴奴”出现的所有用例，可以发现“袴奴”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袴奴”常与“裈”或“袴”等同时出现，说明它与“袴”密切相关，但绝非裈裤。如此，若“袴奴”是“大口袴”(王说)，岂非袴上覆袴？传世、出土画作中并未发现有此穿法。同样，黄正建以袴奴为“一种腰上系带、两腿腕部亦系带的狩猎服”之观点亦难成立，否则也有袴上覆袴之嫌。二是“袴奴”总是出现在西域乐工和军人的装束之中，西域服饰多紧窄，军人装束要便利，由此推知“袴奴”可能是一种便于行动的紧窄服饰。 (三)考察“袴奴”出现的时代，我们获知“袴奴”是一种典型的唐代军人服饰，主要出现于开元、天宝年间。三件敦煌文书的年代，均是在唐代天宝年间。吐鲁番文书《唐袁大寿等资装簿》本身虽无明确纪年，但按同墓所出文书有纪年者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则本件也应在这一时期。这样，只要我们结合同时代的壁画、实物，互相印证，互资比勘，就有可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答案。 黄、杜、王三位学者皆运用了文献与图画或实物相印证的方法，这无疑是可取的。但黄文依据的图像采自日本的《古事类苑》，给人感觉地域差异太大。王文比对吐鲁番文书72TAM178号《唐袁大寿等资装簿》及唐代甲士着“大口缚袴”形象，认为“袴奴”是“加缚的大口袴”，粗看起来似乎相谐，但细读之后，却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加缚的大口袴”是唐代甲士的常见服饰不假，但其源头是南北朝之际的典型戎服—“裤褶服”之下衣，这种服制在唐代虽然确有使用，但盛唐以后军士已极少穿着，反以小口袴配长靴为常；在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更是因裤褶非古礼而下诏禁止，大口缚裤的形象遂几乎不再出现。第二，王文举证的三处“大口袴”形象资料的时代一为隋朝、一为北朝、一为初唐，无一例在盛唐之际；而上揭“袴奴”诸例多在盛唐时期。若按王文，把这些形象资料中的“大口缚袴”都视作是“‘袴奴’(帑)的实际反映”，则难与文献中“袴奴”使用的时代对应。第三，王文认为“袴奴”是“大口袴”的最主要文献依据是宋高承《事物纪原·戎容兵械·抹额》：“秦始皇至海上，有神朝，皆抹额，绯衫、大口袴，侍尉自此抹额，遂为军容之服。”认为此处之“抹额，绯衫、大口袴”正可与吐鲁番文书《唐袁大寿等资装簿》中的“黄衫、袴奴、末额各一”相对照。此实有片面武断之嫌。更何况二例时代迥异，所记之事又大相径庭。 (四)仔细观察上揭用例，我们还可看到“袴奴”多与“抹额”并列而置，“形成一种武人礼仪装束，叫‘奴抹’(或帑抹)”。这在吐鲁番文书《唐袁大寿等资装簿》中尤为明显，“袴奴、末额各一”反复出现。“抹额”是军人扎在额头上的头巾，多为红色。“袴奴”、“抹额”配合使用，就叫“具奴抹”。 “具奴抹”本是西北军人的装束，但“随着西北军的东进，这种形成于西北的戎服就普及到了内地，到唐后期形成为节度使等晋见上级特别是晋见宰相的一种重要戎服或礼服”。这在唐文献中多有反映。《新唐书·百官志四》：“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抹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新唐书·封常清传》：“军还，灵詧迎劳，仙芝已去奴袜带刀，而判官刘眺、独孤峻争问：‘向捷布谁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按：此处的“去奴袜”当为“具奴袜”之误， 因为只有“具奴袜”才能和“带刀”相配组成一种服饰，去拜见节度使灵詧。参黄正建《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又《旧唐书·令狐楚传》：“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仗，就尚书省兵部参辞。”诸例均说明“具帑抹”是戎服中的盛装，是一种军礼用服。这进一步肯定了“袴奴”绝不是一般的裤子，而是在普通戎服之外所加的一种服制。 按说，这样的一种戎服盛装，在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的《墓道东壁仪卫图》和敦煌壁画《张议潮出行图》中都应有所展现，因为二画内容均与上述“具奴抹”礼仪切合。但可惜的是《墓道东壁仪卫图》中的仪卫者头戴红抹额、身穿袍、脚登靴，是否穿袴奴却看不清楚；《张议潮出行图》中的仪仗甲骑小腿部图案不甚清晰，也只能辨识出是小口袴、靴。所幸新疆吉木萨尔县高昌回鹘佛寺配殿有一幅《王者出行图》壁画，不仅内容切合，而且图片质量清晰，画中王者和武士小腿处均有一华丽的束缚物，着于裈袴之外，当就是“袴奴”。 明确了“袴奴”的样式，不难发现同时期出土实物中实有不少“袴奴”的形象资料。如西安红庆村独孤君妻元氏墓出土唐甲士陶俑、敦煌130窟盛唐壁画中的唐代骑士等；推而广之，敦煌画迹中的行脚僧小腿上所缚之物，亦为“袴奴”。 “袴奴”是唐时兵士的常备之服，与靴、袴等配合使用。如此，上述三说中，杜说较为可信，“袴奴”确是缚于膝下足上，便于跳腾之物，类似于“行滕”，惜之所论不详，证据亦嫌单薄。“袴奴”与“行滕”功用相似，但从形象数据可见，二者形制差异较大：一是“袴奴”无须缠绕绑缚，而是直接穿着系束，“袴奴”的日本称名“指贯”，正反映了这一特征；二是“袴奴”的长度也不是像行滕一样“自足至膝”，而是从脚踝处到膝下，也就是正当小腿部位。 三 “袴奴”功用上类似于“行滕”，但绝不是“行滕”。这样一种便于跳腾之物为何叫“袴奴”？我们不妨从其称名上寻找一些线索。“袴”本指缚于小腿的套裤，左右各一，不同于今之裤。《说文·糸部》：“绔，胫衣也。”段玉裁注：“今所谓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急就篇》卷二“襜褕袷複褶袴裈”下，颜师古注：“袴谓胫衣也。”“袴奴”之“奴”，并非用其本义，指奴隶或贱名。传世典籍中“袴奴”之“奴”多作“帑”，此实揭示出了其得名之由。《说文·巾部》：“帑，金币所藏也。”段玉裁注：“帑读如奴，帑之言囊也，以币帛所藏，故从巾。”古时，人体可称皮囊，衣服可称衣囊，浑脱帽可称浑脱囊，说明名为“囊”者皆可容物。综合二字，“袴帑”之形制一目了然，即两头系缚，形如囊，左右各一，着于小腿处。所以，“袴奴”必像囊形，绝非如行滕般缠绕系缚的长条形布帛。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袴奴”即“袴帑”，“帑”为本字，它确实源于“军中服饰”，但绝非“加缚的大口袴”或“裤腿较肥”的“狩猎服”，而是直接贯穿、紧缚于膝下足上，以麻布制成的便于跳腾远行之物，做工精致者即为军礼仪仗用服。 “袴奴”既然是军人及远行者经常使用之物，后代亦多有使用，可为何唐以后不见“袴奴”之称？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与“袴奴”本是西北军人服饰有关。从现存文献资料看，“袴奴”之名或见于西域乐工，或出于敦煌吐鲁番等西域文献，故此名极可能仅是一个地域性的称名，在中原没有通行。二和唐宋以后抑武崇文的风气有关。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唐文宗接受了令狐楚的建议，诏命停罢“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杖，就尚书省兵部参辞”之礼，命令他们改穿公服。又宋以后不立藩镇，都城东迁，抑武重文，这样“具奴抹”表敬重的军俗礼仪也就慢慢消亡，“袴奴”这种礼仪装束遂逐渐被后人遗忘。三因为中原本有相近之物，人们习惯以熟悉的称名称代。西北军人使用的“袴奴”功用上等同于行滕，但形式上却与中原本有的“袴袜”相类，大唐胡风之后，遂渐以中原本有的“袴袜”取代了“袴奴”。 “袴袜”又作“绔袜”、“裤袜”，是男女皆可使用的胫衣，形似袜袎，通常以布帛为之，考究者施以彩绣，着时紧束于胫。此物最早见于《汉书》。《汉书·外戚列传下》：“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应劭曰：“傅，着也。”颜师古曰：“乡读曰向，傅读曰附，绔，古袴字也，袜音武伐反。”《隋书·礼仪志六》：“祭服，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袴袜，示其赤心事神。”唐后沿用，宋无名氏《致虚杂俎》：“太真着鸳鸯并头莲花袴袜，上戏曰：‘贵妃袴袜上乃真鸳鸯莲花也。’”明《翰林记》卷一五：“十月，荣与广等扈驾南还，赐鞍马绵衣裤袜及路费。” “袴袜”总是穿着于膝下足上，后又俗称“膝裤”。《朱子语类》卷一三一：“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上引《致虚杂俎》“贵妃由是名袴袜为藕覆”下注云：“袴袜今俗称膝袴。”中原本有相似的“袴袜”，后世又易名为“膝袴”，“膝袴”之名行，则“袴奴”之名废矣。这正是今人多不识“袴奴（帑）”的主要原因。 附记：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敦煌文献服饰词研究”（项目批准号：10HQYY04）阶段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