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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8 文史知识2012年第8期 李守义 参加讨论

    二 临时展览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除平日开馆供人参观外,遇有新集物品及寄陈物品,或为赞助社会公益事项,辄规定日期举行临时展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352页)。其中有的展览是为了“售券筹款,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有的是为激励国人,抗击日军而举办的,有的是为筹款救济难民而举办的。
    古火器展览:1931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委员陈寅恪、徐中舒、裘善元等人努力下,该馆共征集古炮1460余尊及 明代炮车、炮弹、火药碾钵等多件。应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历史博物馆将“端门内东廊房全部及西廊房一部,为陈列地点,排垫炮位,标立说明,录悬款识,并分别修筑炮台,制备炮架,于二十年双十节起,公开展览三天”。
    景教石刻展览: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到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刻两方,“颇为学术界人所忻羡”,原计划“即日公开展览,供众研究”。但“适值津沽变起,平市震惊,遂未举行”。1932年元旦,“始行公开展览,期间共为五日”(同上,352页)。
    

    景教石刻原石
    明清档案展览:为了慰劳抗日将士,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联合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自1932年3月18日起“联合开放三天,售券筹款,全数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历史博物馆“除将各陈列室完全开放,并添陈物品外,更商同本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二年来整理所得明清两代重要档案及馆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宝训、太宗、世宗、熹宗实录、清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圣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国汗致崇祯皇帝书、致袁崇焕书、致孔有德等书、致明众臣宰书,又与明边官生军民谕、清太宗致粗大寿书稿、袁崇焕致金国汗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吴三桂降清摄政郑王吉儿哈朗入关贺表、朝鲜国王李倧贺表奏本,苏禄国苏老丹奏疏对印居子国贺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康熙遗诏、昭圣太后遗诰等百余件,辟室陈列,以作慰劳筹款之展览”(同上,353页)。
    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因“国难日亟,东北傀儡登场,洪氏人格事迹颇有其相当刺激性,为供国人鉴戒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32年6月“特检集馆藏史料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作有系统之陈览,重要文件计顺治初年承畴为详察西南地势情形,预计三路进取云贵密揭,及刘泽清致承畴书札等件,清兵犯锦州杏山血战情形各题奏,吴三桂报及兵部奏松锦失守,洪承畴被掳不屈死难情形,以及承畴领受五省经略新印揭帖,擒杀明瑞昌王朱谊泐及黄道周等揭报进兵楚粤及滇黔题奏等六十余件,同时更将上项故宅洪庄冢墓等影片拓本分别装裱,改编洪氏年谱为年表,宗谱为世系表,一并悬陈,俾资参证。陈览期间计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共为九日,入览人士多为学术界人”(同上,352页)。
    圆明园遗物展览:圆明园“清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毁于西洋番达主义”,1932年8月,“北平学术界鉴于名园遗迹,日就摧败,设不早筹维护,并此劫后残余,亦将荡然,爰即商同市府共组‘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希冀掇拾残丛,以留世人凭吊研寻之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唤起社会人士注意起见”,于1932年9月11日至17日“发起圆明园遗物之展览,藉以昭示国人”。“特别展览七天,供众参观,颇为一般人所注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04页)。
    明代倭寇史料展览:1932年10月,“当国难日亟之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特从事搜集关于明代倭寇史料,加以陈览,藉资警惕。其展览物品中,除借陈历史语言研究所有关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并倭书等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城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诰命写真等一并悬陈。此外复向北平图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于10月间特别展览一星期,来参观者甚伙,尤以学术界同人为多”(同上,408页)。
    联合展览:1932年11月5日至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天文陈列馆、景山等八处联合开放。“所有收入全数购置寒衣,寄赠前方”,用于东北抗敌战士御寒抗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午门楼上特辟专室,展览殷墟出土龟版、鹿头、铜器、骨器、蚌器等珍贵物品”,中国营造学社亦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室陈览蓟县之独乐寺、宝坻之广济寺实测图影帧等件,共襄盛举”。历史博物馆的展品“除发掘金石图表等十三大类一并陈列外,并将新增定兴汉冢陶马、土俑,易县燕下都陶器多件配置陈览”(同上,408页)。1934年5月15日至27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持办理了“北京燕京大学百万基金运动”,“开放团城联合展览三天,售票所得,扫数捐赠该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46页)。
    展览西北文物: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举办西北文物展,展览除将馆藏“甘肃兰州金天观敦煌千佛洞造像壁画等影帧,甘肃远古陶器,新疆石器及旧地图等件外”,还有苗长惠寄陈的大宗物品,“如敦煌泥佛澄泥比丘等造像,畏兀儿、西藏、印度梵文等各体文字经卷,莫高窟皇庆寺碑拓本等多件”,“入览人数达二千人,颇极一时之盛”(同上,446页)。
    日伪统治北平初期,历史博物馆展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39年以后,历史博物馆“酌渐恢复各项工作。除例常事务之外,首将各处外观及各外门炮台加以修整,库藏物品渐复提陈”,各项基本展览逐渐恢复。1938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北平研究院移交的西安出土器物整理后,在“第二室试行展览一部分”。1941年10月“又专闢东廊古器物陈列部,予以陈览,总计共达二万余件,尚称盛况”。同年,将山西万泉县出土陶骨器整理后,业检选一部归类陈列,余各古兵、旧炮、陶瓷、印章、牌匾、模型、洪承畴旧邸铁狮、康南海遗物、郑成功遗像等均分别整理存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历史博物馆沦陷期工作报告》) 。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25日贺孔才捐赠历史博物馆文物5371件,受到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该馆为此举办了“贺孔才先生捐赠文物特展”。6月5日达古斋霍明志捐赠文物万余件,其后,个人捐赠文物的有:尹达、王冶秋、范文澜、徐悲鸿、沈从文、启功等,至此捐赠文物达16962件,为此,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新中国人民捐赠文物展览”和“新收文物展览”;1949年7月,举办《鲁迅之家照片特展》。
    

    《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谢状》
    此外,民国期间,国立历史博物馆多次运送重要文物参加国际博览会,并多次获奖。如1913年,参加德国莱比锡万国文字印刷术展览会;1926年,参加美国费城赛会;1930年,参加比利时世博会;1933年,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接待观众后,成为开启民智、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1926年10月,历史博物馆参观观众为45020人次,11月8日因“双阙巍峻,殿宇高寒,冬季参观,殊多不便”,陈列暂停开放。开放期间,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
    历史博物馆开馆后,“开馆日期系逢星期三、六及星期日每周三日”。1929年8月,该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后,“嗣因馆中员工帮同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整理缮校明清档案,及代管该处会计事务,遂自9月份(1929年)起,变更开馆日期,逢星期六及星期日每周二日,以星期三为特别研究日期,以便学术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专门学者从容入览,俾获有充分研究之时间。愿情形特殊,不克依照例定日期到馆者,预有通知,亦均随时派员招待人览。且勿论何时,一律免费免券,以省手续而便研究”。历史博物馆参观券面共分四种:“一不定期赠券,二定期赠券,三普通参观券,四半价券”(《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对于入馆参观人数,历史博物馆于1929—1931年进行过详细的统计:1929年8月—1930年6月,免费参观人数统计:团体1833人;个人31861人。开馆售券统计:11470张(同上,第106-108页)。1930年7月—1931年6月,免费参观人数统计:团体:2639人;优待学界入馆人数:23299人;普通参观售券统计:17197张;开放城台售券统计:1587张。(同上,第270-273页)1931年度平日开馆免费参观人数统计表:团体:2480人;个人:121人。1931年10月临时展览古火器入览人数1735人;1932年年1月临时展览景教石刻入览人数797人;1932年3月临时展览明清档案入览人数及券价(筹款慰劳上海抗日将士)531人;1932年6月临时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入览人数1067人(同上,第364-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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