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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方孔木先生为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研究馆员。1958年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参加革命博物馆新馆陈列筹建。1973年后，任“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和“近代中国”、“当代中国”陈列总体组成员，参与陈列的总体构思和策划。此次访谈主要围绕“回顾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这条线索，内容涉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初期的陈列状况、陈列的历次修改、博物馆陈列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最后，方孔木先生谈了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业务的期望。 【关键词】中国革命博物馆 陈列 方孔木 李万万：您是1958年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 方孔木：对，我是1958年11月份进中国革命博物馆的。 李万万：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相关情况。 方孔木：1958年8月，党中央决定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在北京新建八个博物馆和展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其中之一。中央要求在1959年“十一”前布置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陈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为加强对建馆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以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为首的筹建小组和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主任的筹建小组办公室，负责陈列的筹备工作。 李万万：中央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的同时，如何考虑其中的陈列？ 方孔木：对于陈列工作，建馆小组起草，并经党中央批准，提出了需要遵循的六项原则：（1）陈列范围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时期。陈列品以“少而精”为原则。（2）严格遵循以高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表现，在政治上应着眼于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教育作用，同时应符合历史的真实。（3）由于我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对各个时期我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我党所领导的各地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武装起义，各根据地的发展和各方面军的活动，都应当正确地加以表现。（4）按照国际主义原则，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在各个时期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援助都要有所表现。（5）正确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各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应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陈列中加以表现。（6）对于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以巨幅画像表现的，以政治局常委为限；雕塑只限于毛主席。有党中央负责同志在内的集体照片和个别中央负责同志的单人照片，凡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拟配合历史事件加以陈列。 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从中国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百多年的历史陈列，任务十分繁重、紧迫，政治性又强。为了加强陈列内容研究和美术设计的力量，经党中央批准，从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委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及北京、广东、湖南、黑龙江等兄弟省市博物馆借调了142名党史和美术工作者来馆帮助工作。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班读书，我们班共有4位同学被借调到馆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同时，中国美术家协会向全国美术家布置了陈列所需美术作品的创作任务。在这些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个历史时期的陈列，经过反复研究、修改，经过两次试展，于1959年9月初在天安门前新馆布置就绪，进行第三次试展。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3人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先后来馆参观审查。9月20日，周恩来、彭真、陆定一、康生和中央书记处的负责人进行了审查。22日，中央书记处第159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几个新建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原则和开放问题。会议指出，革命、军事两个博物馆，要求能够正确地表现我党我军的革命历史，并有利于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因此，这两个馆的全部展品的陈列，都应政治挂帅，以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为纲，用这样一个红线来把我党我军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活动贯穿起来。并且把一些关键性的环节放在突出的显著地位，分清层次，避免零散琐碎。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陈列原则。如表现要全面的问题，会议就提到，革命博物馆的陈列要注意各个地区的群众斗争、武装起义，各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建立，各方面军的活动，不要有重大的遗漏。因这不是几个负责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大批群众的问题，有许多人流血牺牲的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又如关于“少而精”的原则，会议再次强调，必须三小时之内看完，无论国内观众或国外观众，都不能住在这里看博物馆。平方米要缩小，剩下的地方可以搞专馆。东西一定要精选，使观众能看出重点突出的几件东西，不会忘记就好，“说明”也得精炼突出。博物馆要思想鲜明，物也鲜明。看博物馆是最累人的，不同于看戏，可以坐着看。这里是站着看，又得听，有时还得记。再如陈列形式设计问题，会议强调要增强气势，加强陈列的艺术性，指出东西少不要紧，要有气魄。过去陈列有点书呆子气，平铺直叙。重要的一定要突出，次要的砍一些，要生动、活泼、鲜明，想办法集中，把气势搞够。历史真实性要与艺术性相结合，多用形象性的东西来表现。博物馆基本上是以科学性为主，但要有艺术性。 李万万：经过内部试展及相关领导审查后，革命博物馆的陈列没有对外开放？ 方孔木：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由于原陈列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毛泽东思想红线不突出、地大物稀、战线太长、气势不够，当时的会议决定，革博的陈列尚需补充调整，只举行内部预展。 为了加强对革命博物馆陈列工作的领导，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新的筹建领导小组。成员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肖华、许光达、谢富治、安子文、杨献珍、刘仁、周扬、廖鲁言、田家英、熊复、钱俊瑞。由陆定一、康生主持。1959年10月8日，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邀请田家英、熊复、王宗一、李践为、刘桂五等，讨论陈列修改方案，提出了“突出红线，大事不漏，缩短战线，增强气势”的十六字修改方针。10月21日，陆定一主持召开筹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基本通过“陈列修改方案”和“新增美术作品目录”，要求按此方案立即进行修改。 为了贯彻中央审查意见和书记处会议精神，10月29日，周扬来馆作报告，阐述“政治挂帅”、“突出红线”等问题，他指出：博物馆还是用实物来表现，有形象。正因为用实物来表现，所以就更加要有政治挂帅的问题。每件实物摆在哪个地方都要说明一个问题，凡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物，就不要。关于突出红线问题，他又谈到，突出毛主席思想，不是突出毛主席个人，不是多挂点毛主席像就行了，而是要突出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为了提高陈列艺术设计的质量，11月2日，成立了形式设计总体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任组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和陈列部主任谢炳志任副组长。与此同时，建立了总体组办公室，王振铎任总设计师。在这之后的陈列修改过程中，认识到“增强气势”不是“虚张声势”，主要是靠“真材实料”、靠文物说话。以后又根据周扬关于“保证陈列设计的质量，像厨师一样，根据现有的材料，炒出几盘好菜来，一定要保证重点”的意见，研究重点文物的组合，终于“炒了几盘好菜”。如“安源的课桌”、“土地革命的石门”、“开国大典”等重点文物的组合，都是成功之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61年4月21日，陈列修改基本就绪。5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筹建领导小组陆定一、康生、周扬、田家英以及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同志邓力群、齐燕铭、徐平羽等来馆审查陈列。邓小平仔细地看完全部陈列，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他看到党的“一大”的陈列说明时指出：文字说明中可以将当时出席大会12位代表的名字（包括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全部列出，以便让人们知道革命队伍是要分化的，革命者可以变成反革命。他看到陈列中表现烈士不够，语重心长地指出，活着的人表现出来了，死了的人就不算数了吗？李大钊是建党人之一，直到死才有一张照片怎么行？又说中国革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批突出的同志，有创建党的，有工运、农运的，他们斗争很英勇……革命史陈列要很好突出一批烈士。不仅党内的，党的同情者也不能忘掉。博物馆根据这些指示，把陈列中出现的人物情况，包括出现的烈士、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展出的毛主席著作等情况，分别作了统计，开列目录，送到书记处。邓小平又请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等一起对博物馆的报告做了研究。他还亲自邀请有关的老同志到博物馆审查。 李万万：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经过这次审查之后，是不是就正式对外开放了？ 方孔木：经过5月16日的审查以及根据审查意见作的局部修改，“中国革命史陈列”终于在建党四十周年纪念日—1961年7月1日正式开放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开放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的当天上午，党的一大代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就十分高兴地来馆参观，并且欣然命笔，为纪念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题了诗，诗曰：“无语形容大事功，人民六亿鼓东风。进程历历皆罗列，旭日光芒照眼红。群英结党救中华，脱颖人来焕彩霞。星火燎原谁料得，卌年成就浩无涯。蜕出中华面貌新，金丹换骨脱凡身。归依马列求真理，怪物而今视若神。” 李万万：老革命家为革博开馆而赋诗一首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真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历史上很少有人为博物馆而专门创作诗篇。开馆之后您就正式开始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 方孔木：开馆以后，借调干部陆续回原单位，我被留用，调入馆内工作，仍在陈列部。1985年1月起担任陈列部主任，直到1999年退休。1958年到1999年近半个世纪的陈列工作，使我体会到一个好的陈列，应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李万万：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初期的陈列部除了筹备“中国革命史陈列”之外，还从事哪方面的业务工作？陈列部在博物馆中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方孔木：当时的陈列部是博物馆的重要业务部门，除努力搞好基本陈列外，还要不断研究历史，发挥革命博物馆收藏中国近现代文物的优势，不断推出展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专题展览，提高馆的社会效益，扩大馆的社会影响。 李万万：1979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很重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您谈谈这次陈列修改的情况。 方孔木：我参加了这次陈列的修改和研究工作。这是“文革”后进行的非常重要的一次陈列修改，这次陈列修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党史领域中存在的禁区，进行拨乱反正，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党的历史。 第一，如何正确评价和表现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这次修改党史陈列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文革”期间，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把中共党史的范围搞得越来越小，中共党史几乎变成了个别领导人的传记史。 新的陈列，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等等，都是党的创始人。但是，长期以来对陈独秀在建党方面的作用表现得很少，这种做法违背了历史事实。重新开放的陈列，除了充分表现毛泽东的建党活动外，对陈独秀、李大钊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从传播马列主义到建党方面的活动，都根据史实进行了补充。对蔡和森在建党方面的活动，也作了相应的表现。 再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而广东的农民运动，又首先是从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开始的。重新开放的陈列，对早期的农民运动，严格从历史事实出发，按时间顺序，先讲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然后再讲毛泽东领导的韶山农民运动。 又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各届的主持人都是共产党员。过去的陈列一度只强调表现毛泽东领导的第六届农讲所，而对其他五届则表现很少。这次修改不仅充分表现了第六届农讲所，对其他五届也都予以表现。 还如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向。但又须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苦斗，都在摸索、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斗争方法。但是，长期以来，往往太偏于宣传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秋收起义、井冈山、红一方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在宣传中被严重削弱，广州起义一度几乎被否定，其他各地武装起义和各革命根据地、各方面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在陈列中表现得很不够。重新开放的陈列，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对各根据地和抗联的创始人、领导人，都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表现。 第二，正确评价中共党史中的人物，也是这次陈列修改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在历史上起过作用而后来落伍或叛变的人，就从历史上一笔抹掉。这种违背历史的错误做法，效果不好。重新开放的陈列，对陈独秀、张国焘、林彪这样的人，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陈列中，也予以表现。如对有关的集体合影、历史文件、与会人员名单和部队序列表等展品中，他们的形象和名字，不作人为地处理，而是按历史原貌陈列。对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的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等党的领导人，虽然当时（1979年）还没有平反，在陈列中也如实表现。在这次陈列修改中，还增加了一批革命烈士和民主人士。 第三，重新开放的陈列，纠正了过去把一部中共党史说成是路线斗争史的错误倾向，减少了陈列中表现路线斗争的分量，增加了对敌斗争的内容。 上述中共党史方面的拨乱反正，在当时史学界震动很大。全国各地，包括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党史教学、研究人员纷纷来馆参观、座谈。一些大专院校和军队院校的党史教研室，还要求我馆派人介绍陈列修改的情况和经验。这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是令人难忘的一页。 李万万：您曾经担任革命博物馆的陈列部主任，请您谈谈陈列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内容与形式又如何很好地结合到一起？ 方孔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陈列是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要力求做到陈列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提高陈列水平，就要很好地处理陈列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前几年有人提出陈列形式决定陈列内容，认为陈列是一种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他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讲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完全适用于陈列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个好的历史陈列，首先是它的陈列内容是高水平的、权威的。这是陈列的灵魂。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历史研究，把握好陈列内容。好多年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你们博物馆就研究文物，研究照片中的人都是谁，研究历史是科学院的事。这位历史学家太不了解博物馆，也太小看博物馆了。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不但要研究文物，也要研究历史。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不但可以成为文物专家，还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博物馆的专家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受人尊敬。 此外，还要高度重视陈列形式的问题。我们说陈列内容决定形式，不是说陈列形式不重要。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博物馆的陈列如何使历史复活，营造凝重、庄严的历史氛围，使观众走进历史，身临其境。博物馆要文物说话，但要形象地表现中国近现代历史，光靠文物说话还不够，还要在陈列形式上下功夫。为了达到陈列内容和陈列形式的完美统一，陈列内容研究人员，不但要拟定陈列大纲，选择好文物，还应自己动手绘制陈列内容设计图，提出辅助展品制作要求和陈列室空间布局图。这就要求陈列内容研究人员不但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还要学习形式设计方面的知识，要有形象思维的能力，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也是博物馆陈列内容研究人员的基本功。只注意历史知识的学习，不注意博物馆特点的研究和学习，是搞不好陈列的。同样，博物馆的陈列形式设计人员，不但要掌握形式设计的知识和技能，也应该注意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有的美工组设计人员，很注意学习历史知识，不但懂陈列形式设计，也懂得一些陈列内容。他们能对内容设计人员提交的内容设计草图提出调整和修改意见，这样的美工设计人员很受内容组同志的欢迎。 为了陈列内容和陈列形式的完美统一，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进行了一些探索。如文物组合，就是1959年10月在革命史陈列修改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想通过文物组合提高陈列质量和水平，叫“炒几盘好菜”。所谓文物组合，就是几件文物组合在一起，表现一个主题思想。文物组合有大有小。小的文物组合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的课桌、工人学习用的小石板和国语教科书的组合；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战的文物组合；抗日战争胜利时部分缴获日军的军刀、勋章、武器弹药和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太阳旗等文物的组合（简称“缴获台”）；蒋介石王朝覆灭的文物组合。大的如开国大典整个开间的文物组合。效果都很好。这个做法后来为不少兄弟馆效仿。再如沙盘、模型、图表等辅助展品，过去制作的井冈山沙盘，红军过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布景箱，红军长征电动路线图，遵义会议模型等，都深受观众欢迎。今后，这方面的创作空间仍很大。如渡江战役，西起江西九江，东至江苏江阴，1000余华里的战线，是从哪几个渡口渡的？陈列中没有交代清楚。如果做一个渡江战役的沙盘，具体展示当年解放军是从哪几个渡口过江的，就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国家博物馆陈列文物装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也要很讲究、精致，这也是体现国家博物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千万不能太粗糙。 李万万：国家博物馆有一百年的发展历程，请您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谈谈对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业务有什么样的期望？ 方孔木：我觉得首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展示历史。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国家博物馆的生命。实事求是表现历史，包含两重意思。第一，要真实地展示历史进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把握好，要客观、全面、公正，要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要让全国人民看了都高兴。对这个问题，切忌太随意，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把历史搞得面目全非，让人一看就假，就不可信，就不高兴。第二，像国家博物馆这样跨越时空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陈列，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也应展示，让观众参观完陈列后要有所思，有所启迪，要想一想中国革命和建设有什么经验和规律。也许有人会说这太苛求了，做不到。我认为这是国家博物馆大型历史陈列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博物馆的优势和特色，应力求做到。《人民日报》一位老前辈钱江同志说：历史是代表未来的，人们需要了解历史，是因为人们要知道怎样面对未来。如果我们搞的历史陈列不客观、不真实，就会误导人们面对未来。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钱乘旦曾谈到，历史不是一个人人都能看得透的东西。历史是会说话的。能听见历史说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你能够真的听懂历史说话，你就很了不起了。这样讲历史很少见。这段话的核心是讲历史是客观无情的，不管你是否承认它、认识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会说话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尊重历史，忠于历史，要有好的史德，要始终站在党、国家、民族的高度对待历史问题。在这里除了服从真理，不应有任何的私心杂念。这里想举一个例子，谈谈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如何处理一些历史问题的。 1979年，“民主革命时期党史陈列”开放前夕，除邀请中央有关单位审查外，还破天荒地邀请了全国65个博物馆、纪念馆的有关同志来馆审查。他们盛赞陈列在拨乱反正方面取得的成绩，但又尖锐地指出：你们这也好，那也好，但如果党的七大刘少奇做报告的照片不出来，刘少奇不登上天安门（注：当时陈列的油画《开国大典》，是经过修改的，刘少奇的形象被去掉了）那就全功尽弃。在中宣部领导来馆审查陈列时，馆领导请示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中宣部领导说：我们不能跑到中央前面去。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平反是1980年2月），但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刘少奇会平反的。有一天，馆领导得知聂荣臻元帅要来审查，就让我尽快把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做修改党章报告的照片摆上，又换上有刘少奇形象的《开国大典》油画。聂帅审查通过后，就面向公众展出，当时日本共同社就专门报道：“中国革命博物馆从10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史陈列室在时隔13年之后开始向群众开放。”“其中还有刘少奇和林彪的照片和油画，引起人们的注意”。“党史陈列馆中，刘少奇和林彪的出现，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忠于史实方针搞的，象征着建国三十周年到来后中国现代化政策”。这件事显示出当时馆领导处理历史问题的胆识，值得钦佩。 我举的这个例子说明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一系列重大陈列展览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展示和评价，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得到社会的赞誉，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这是值得自豪和发扬光大的。 其次，要想做好博物馆的展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熟悉文物。博物馆的展览要用文物说话，要寓史于物，通过文物形象地展现历史，这是博物馆的特色和优势。因此，研究和熟悉文物是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基本功。 关于研究文物，第一，要熟悉文物库房和资料室库房。有同志说这些是我们馆的两大金矿，有不少宝贝待我们去发掘。如我们库房里就有一件有关朱老总的重要文物没有被发掘、被利用。这个文物就是1935年朱老总在长征途中写的《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手稿，其中谈到“过雪山行军应注意时间不能过长，六小时至七小时为止，出发地与到达地均须要有房子，若无必先搭棚子以免意外牺牲”。还谈到“雪中目标很大如用白色服装或布作伪装为宜”。朱老总为雪山行军考虑多细啊，对战士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就是这么一份珍贵的、很有特色的长征中朱老总的手迹，1979年我馆举办的“朱德同志纪念展览”都没有发掘和利用，1983年中共中央文选编辑委员会编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德选集》也没有发现这份珍贵文献。这是一个遗憾。 第二，对文物要进行动态研究，这就是说研究文物要注意学术动态，要把社会上的学术研究成果用到文物研究上。近几年来史学界对李大钊牺牲时的情节发表了一些重要看法，这直接关系到对绞架的看法。这里有两件事。一件是2007年7月我馆举办的馆内外专家《中国近代史陈列大纲》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说：杀害李大钊的绞架上面有个吊板，下面是个坎。一按扭，吊板落下去，人就吊死了。而过去纪念李大钊的文章说第一次没绞死，发表演说，第二次又发表演说，完了发表三次演说。这根据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话很明白，就是说过去说李大钊在绞架上发表演说是不可能的。《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发表董宝雪写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也完全否定李大钊在绞架上发表演说的说法。文中还说：“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历史情节决定文物价值，这些史学信息影响李大钊烈士的英雄形象，也影响绞架的文物价值。李大钊牺牲时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据一位目睹李大钊受刑，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何隽解放初写的文章说：“李大钊等二十人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指挥行刑官告之：‘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决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转引自《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这份目击记，突显了李大钊为主义英勇就义的气概，在绞架上还是高呼了“为主义而牺牲”。这就否定了《党史博采》完全否定李大钊在绞刑架上发表共产主义演说的看法。而这一情节对敌人杀害李大钊等20位先烈的绞架这件文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有关李大钊就义情况的研究，说明对一件文物的研究，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应时刻注意学术动态，不断研究，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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