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的观众面前谈启蒙运动对一个西方的客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已经来过中国数次，在中国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我所在的柏林高等研究院也邀请过很多中国一流学者和研究员，无论我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每次与中国同仁交谈，各种滋味涌上心来，一方面我们同属一个共同世界的相似性，感到同处一个时代的惬意；而另一方面，我感到它异性，视角上迥然不同，文化上的预设和偏好看似难以弥合。显然，身处其他国家和文化中也存在这些混杂的感受，但是对于一个西方来客，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比当代中国更让人难以名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能够解释这一点。中国以现代史上前所未闻的速度跨入了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变得更为接近--与同样的问题作斗争，对未来怀揣同样的希望--这个事实营造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氛围，但最终证实无非是幻觉。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中国是个令人惊喜连连的国家，中国从不乏味。 谈论启蒙，甚至让所有的事情更加复杂。启蒙塑造了西方现代性的道德世界。那么什么在塑造着走在现代之路上的中国的道德世界？它会和西方的道德世界一样吗？或者最终与之趋同？它应该和西方一样吗？进一步的错综复杂随之而生，因为在西方--在欧美--我们习惯于相信，我们的价值体系不受地域的特殊性限制，而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西方道德世界的特点是志在全球。 尽管志在全球，谈论启蒙，运用复数比单数更为恰当。我们不应当说唯一的启蒙，而是说诸多不同的启蒙。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仅仅在谈论西方文化--我没有问是否在全球存在着多种启蒙，抑或多重现代性。美国历史学家格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她的《现代性之路》（2008年版）一书中区分了西方不同类型的启蒙，其精细程度可能无人能及。依照她的观点，启蒙运动被法国人劫持了。自从法国革命之后，我们对启蒙思想的见解就被狭窄地拘囿于法国的好恶与偏见，这种狭窄化很危险。真正的启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发生在别处：在英国、在苏格兰，尤其是在美国。 对于一个德国人而言，盎格鲁萨克森的启蒙和法国启蒙的分歧很烦人。在它们的分歧中，德国启蒙消失了。作为一名德国学者，我不可能在谈论启蒙的时候不谈到康德和他写于1784年的著名的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所有形式的家长制，不论国家、教会、抑或我们可以加上的党派，都应当被消灭，以便每个人能被给予运用自己理智的自由。这就是启蒙的规划。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走出自己加诸于自身的蒙昧状态”。然而大多数人都欠运用自己理性和理智的勇气，不去依赖另一个人的权威或者某个现存机构的权威。Sapere aude!康德的回答是：鼓起勇气，去认知！这就是启蒙的格言。 康德的启蒙理念绝非简单，也并不天真。他不断告诫读者不要草率地下任何简单的结论。解释康德思想的复杂性，有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观众或许格外有益——即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这个区分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康德拒斥在执行私人公务时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他要求战士、职员遵守上级下达的指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正常运作。但是，同时他们不仅获许可以针对整个社会事务公开地发表见解以及自由批判，而且被鼓励要这样做。康德在1784年写道，他对美国革命极为赞赏，但他不是一个浪漫的革命者。革命是否能对民众的思想持续发生作用，他表示怀疑，相反，他相信的是公共话语的力量。康德多少有点顽皮地为“理性专制主义”进谏：容许公开批判，容许理性的公开运用--服从会随之而来，而不是反过来的路径。我饶有兴味地想听听，中国人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的区分如何反应。 康德是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他并没有任何生活在启蒙时代的幻觉，他只是希望人类能够朝向这个目标逐步进步。康德撰写此文两百年后，法国哲学家福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和康德的一模一样：“什么是启蒙？”福柯认为康德把启蒙没有看作一个明确的历史时期，而是看成一种特殊的态度，不囿于一个时代或某个特殊文化。我觉得这个阐释很有说服力。要在这里跟随他的阐释。启蒙后的态度体现在理性不受阻碍的公开运用，它的目的始终在于批判和纠正事态。自我批评和自我改进的尝试是这种态度的必然要素。福柯称这种态度是现代性的态度，它包含以下内容：对任何确立的权威保有怀疑主义态度；相信公共理性和公共批判的必要性，它洞悉到自我批判和自我改进的意愿应当是这种态度的核心成分。 我要论证的是，以上被描述为现代性态度的启蒙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从另一方面看，显然存在过--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着--亦可称为启蒙的不同纲领和规划，它们明显受制于文化并只能要求有限的有效性。我还没有谈论所谓“西方”价值和所谓“亚洲”价值的差异。我只谈论西方内部的差异。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启蒙：法式依赖理性；英式依赖社会德性；美式依赖政治自由。法国革命终结于恐怖主义，将其归因于人类学的算计失策的不仅是英美的作者，法国革命者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却终结于血淋淋的非理性。这是一种辩证运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著名的《启蒙辩证法》中重提并系统阐发了这种运动，改书的出版是在目睹了二战后期的大屠杀之后。英国启蒙和美国启蒙在要求上要适度的多--因而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深邃并持久得多的影响。它们推进公民社会的理念，在公民社会中，追求个人利益和承担公共义务相互平衡。个体自由和社会责任并非截然分立，而是互为前提。（我们可以看出这与康德有关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从这个观点看来，英国--至少苏格兰--和美国启蒙并没有独创现代性，但可以恰如其分地说，它孕育了一种"常识"起主要角色的现代性观点。 如果我们不将启蒙看作一种态度，而是作为一种在欧美以相当明确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社会规划和智性规划，要求它具有普遍价值或普遍通用就变得困难起来。一位欧洲人试图说服一非洲或亚洲公民接受启蒙普遍价值，后者很容易这样反诘：您指的是哪个启蒙？苏格兰的，美国的，法国的，还是德国的？您想到的是康德，狄德罗，托马斯潘恩，还是亚当斯密？任何意识形态都要独一无二，只有多元导向适度。我们必须谦逊适度，因为我们必须谈论多种启蒙，而非唯一的启蒙。 多元导向适度，多元会因为这样一种事实得到加强，即启蒙--出于简洁我现在把不同的西方启蒙汇集起来，使用单数--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为人熟知的“反-启蒙”运动。欧洲启蒙不必一定等着欧洲之外的批判者去反对它的普遍要求：它在欧洲老家早就有最犀利的论敌。甚至在宣扬所谓“亚洲价值”的首都新加坡，人们如今都无法找到比欧洲反启蒙运动更为尖锐的对欧洲启蒙的批判。这些批判是西方之所以变得适度的认识论上的原因，此外还有道德上的原因。欧洲的各种启蒙没能阻止欧洲人、还有美国人去干坏事：殖民海外，压制女性和国内少数群体，阶级斗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屠杀，这些或许都并非理性多度的结果，但理性没能阻止这些事情发生。西方的适度有其认识论的和道德上的理由。 我的发言接近尾声--然而这种适度没有导致廉价的文化多元主义或道德相对论，后者标榜的口号是：“什么都行”。启蒙的态度，即现代性的态度，要求普遍有效性。我在发言的开头已经简单勾勒了这种态度的特点。如果强调这种态度的政治内容，我们还应当谈到民主的态度。近来有关民主的普遍价值最有力的论证不是西方给出的，而是来自印度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森提到，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可以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承认民主是“普遍关切的制度”。民主制度要求很高，它要求“保护各种积极自由（liberties）和消极自由（freedoms），尊重合法授权，为自由讨论、新闻以及正当评论不受审查的传播提供保障”。森的论点核心在于，他主张“普遍共识并不要求有什么东西一定具有普遍价值，普遍价值的要求反而在于，人们不论身在何处，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民主意味着保障公开讨论、争鸣、批评、和表达不同意见。这与启蒙态度的关系显而易见：“民主实践在西方已经胜出，主要是启蒙和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共识的结果。”森激烈反对那种吃饱饭以后再要民主的说法：“在经济上有迫切需求的人们，也同样需要政治上的声音，民主并非是要等到实现普遍富裕后才能有的奢侈品。”对民主的要求是普世的，不是区域偶发的。这一要求当用激情表达出来。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曾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其他文化，西方不可能继续这样做了。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停止这样做。今天，西方价值是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肌理的一部分。今后以文化特殊性和道德相对主义之名，拒绝这种道德肌理、民主态度，会变得越来越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