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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我在参加县政协会议期间，看到《正定历史文化知识百题》书上有一幅大悲阁坍塌裸露于室外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菩萨像（拍摄者山本照相馆山本明，时间1907-1912年间）和一幅在佛龛内的佛像，我一眼发现这两尊佛头五官造型特征和1944年日本人参与修建后的大悲阁内的大佛佛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菩萨头像有明显的不同，使我又一次感到震惊并激发我揭秘寻真的强烈愿望。 我是临济宗第45代传人临济寺老方丈有明大和尚生前助理，2010年，有明方丈圆寂前曾满怀悲愤地跟我说：“你们都不知道，隆兴寺宋代那个大铜菩萨佛头被日本人割走了，现在这个是假的。”我当时听了感到十分震惊和气愤，但过后一想，日本人在侵华时期，掠抢珍贵文物的恶行太多了，时过六十多年，查寻谈何容易。我人微言轻又没证据，这件悬案一直压在我心头，直至这次又见大佛照片。 我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从事绘画、雕塑、美术理论研究多年，对正定历史文化及佛教文化还是比较了解。通过我掌握的一些文献资料进行初步论证，以揭秘现在的大佛头是被侵华日军高级将领谋划掉包的赝品。 一、从现在的佛头和1944年前拍摄的佛头五官面部造型特征比对 县文物保管所提供的资料是：第一张，裸露于室外的大菩萨像，拍摄者是山本照相馆老板山本明，时间是1907年至1912年之间。第二张是1934年赫达莫里逊拍摄的，可以看到大铜菩萨的头部给贴金了并给大佛按上了一顶五叶冠帽子和2条缯带把观音菩萨变成了地藏菩萨的造型。这都是当时担任隆兴寺方丈的纯三在1932年修大佛龛前给添加的。 以两尊佛像照片来和现在的大菩萨头部认真比对后，我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前期两尊佛头，妙相庄严祥和，面带微笑，细眉高挑，嘴角上翘，双眼微合，有禅定自在之神韵。面部造型趋向写实，符合宋代绘画、佛教造像崇尚严谨写实，佛教造像更具人性化表现而生动传神的艺术成就和时代风格。据县志记载，赵匡胤三审大菩萨像图纸，根据自己身高容貌十倍等身制作，可见对造像要求之高。御制工程前无古人，雕工当出自宋代最优秀艺术家之手。特别是大佛面部的塑造雍容美妙，禅定自在，生动传神的神韵开启两宋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之先河。 第二，现在的佛头，表情呆板，五官棱角分明，工艺匠气，眼睛睁开下视，眼瞳漆黑，眼白较大，和拍摄于1944年前的宋代佛头区别明显，没有宋代佛教造像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仅存前唐佛教造像一些特点和日本卡通人物一些装饰性风格，而日本佛像、建筑、服饰也基本沿袭此种风格至今，我找到一尊日本佛头像通过比较后，发现和现在佛头工艺十分接近，故判断这尊佛头应出自日本美术雕塑家之手。这也是日军出于实施偷窃调包活动的保密需要。 二、通过对现在大佛身部和头部青铜外观质感色泽的比较 这是我最近拍摄的大铜佛上身部分，通过这张照片我们不难看出，头部与脖子三圈上口相衔接，不像是浇铸在一起的样子，可明显看出头部铜质呈铁红色，现在锈迹明显。其工艺和质感和佛像下身有明显的不同。 脖子三圈以下至莲座，分六次接续铸造，有接茬痕迹，但是浇铸在一起，其铜质呈墨绿色呈古代青铜色，历经上千年毫无锈色。平滑润泽，通过目测铜质对比，也能发现头部与下身明显的不同，这也说明青铜材料配比及铸造工艺的不同，若以现在科技采样检验，则立判真赝。 三、侵华日军司令部高级将领具有充分的作案条件 通过以上照片、铜质足以证明现在的佛头为赝品无疑，而1943前露天的和在佛龛内的大铜菩萨头及身是宋代原物，因为在那样的状态下，佛头不容易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偷偷置换，只有在拆除佛龛修建大悲阁施工期间才有窃取掉包佛头的机会和可能。而僧侣群众没有掉包佛头的动机与技术能力，只有在日军的威逼下，并以当时日本的科技铸造工艺和指挥交通运输的能力才有实施这项重大工程的可能。 据文物保管所提供的资料：1942年春天，日寇机关长率日兵和汉奸闯入隆兴寺吓唬纯三，扬言隆兴寺既然无力修大悲阁保护大佛，所以计划将大佛运到日本去。日兵走后，纯三被吓坏，偷着去北京天津求助，筹了16万但是没有建筑工程公司敢承担抢修大悲阁工程。同时日寇紧逼纯三，眼看大佛不保，最后北平民主人士程宽率领他的阜民建筑公司帮助修大悲阁，但因财力物力严重不足，时间紧迫又筹不到更多钱，只得拆掉御书楼和集庆阁，用这些木料修大悲阁。在这期间日军司令部将原来驻守在正定的驻军调到山东，1943年春新调来的日寇机关长是个佛教徒，同意阜民建筑公司修大悲阁。这一记录说明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将领对这一佛像瑰宝早已垂涎三尺，很可能日军高级将领在整个运走大佛还是帮助修复大佛的问题上做出策略调整，从而协商作出了即以帮助修复大悲阁美化日军“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政治宣传而又遮人耳目暗度陈仓地取走佛像之精华佛头的综合方案。佛头掉包最佳时机应该在1943年修建大悲阁拆除佛龛时，把佛头割取下来按其仿制赝品再接置完成，从工艺制作流程看，有一个多月时间足够。从佛头比对看，现在的赝品佛头不是在原佛头上翻制，而是仿制，这就保证不了绝对一致和分毫不差，原佛头为宋代艺术家的虔诚创作，而赝品制作者为工匠式的仿制，故正品与赝品在艺术上有极大悬殊是毫无疑问的。 四、暗示 既然佛头被“偷换”，就不可能“从相关文献资料中”有明确记录。当时隆兴寺住持纯三，建筑商程宽和当时日军高级军官直接参与了大悲阁修复工程，虽然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师和承造者在危难时刻抢修大悲阁背后所蕴含的爱国情怀。但不能排除纯三在日军的威迫下做出妥协而不敢声张以求委曲求全顺利完工的无奈。 关于1944年大悲阁的重修，隆兴寺现存史料民国三十三年寺院住持纯三写的《重修大悲阁因缘纪略》折页中有这样的记载“……纯三于民国二十年接主是寺。目睹心伤，誓愿兴复，只以工程浩大力有未逮，……至三十年幸得吴赞周省长之援助，复蒙王揖唐委员长发起提倡，历时三载，余奔走数千里，波折迭生，动遭意外，终于以因缘成熟，深得诸佛菩萨之默佑，而率告成。” 据程宽先生的后人提供的《抢修正定大佛寺大悲阁记》中亦有“保阳旅邸忽来信，倭官果然横阻压，纯公一急卧不起，况萌短见欲自杀，从来有志事竟成，况复儿孙可再赓”内涵深刻的诗句。 可见当时日军的干扰阻碍重重，也暗示了掉包佛头的大事。 根据以上几方面论证，我相信现在的佛头为日军调包的赝品，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建议和考察鉴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