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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河南安阳西高穴M2是否为曹操高陵的争论中，大家比较多的提到了鲁潜墓志。这方早在1998年于安阳西高穴砖厂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墓志中，罕见的在短短120字中，用长达47字的篇幅，清晰描述了该墓的所在（我称之为“述地”），而其中就明确提到魏武帝陵，也就是曹操高陵： 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迥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因此在该墓志发现后不久，它就成为确定曹操高陵位置的重要参考。如龙振山在2003年第二期《华夏考古》发表的《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文章中，就据之探讨了曹操高陵的所在。于是，在西高穴M2发掘后，鉴于该墓志发现地点与M2的位置，基本符合墓志关于二字位置的记述，鲁潜墓志就成为论证M2墓主为曹操的重要根据。如发掘者在《考古》2010年8期M2发掘简报结语中，提出的十条墓主论证论据内，第五条即为鲁潜墓志。 但就在多数学者认可鲁潜墓志的记载，并以之推定M2墓主为曹操的同时，有一些学者因对包含鲁潜墓志“述地”高度精确等在内的有关情况并不了解，于是认为该墓志为伪。如李路平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5日发表《鲁潜墓志为新造确有根据》文章中，就提出“《鲁潜墓志》120个字，其中66个字是描述‘魏武帝陵’的方位，未见一字记述墓主生平事略，墓志铭似乎是一个叫解建的人留给别人的路标牌，以方便别人去寻找魏武帝陵”。而更详细的否定，则见于山西大学文学院白平先生的博客文章（引述有略）： 墓志本来不长，该写的很多东西都不写，却用了如此详尽的文字描绘出了鲁墓、曹墓、明堂的位置图，搞得鼻子比脸都大，这是很不合情理的，……其突出的内容倒成了给“魏武帝陵”定位……。 在墓志中提及墓址的坐标参照的情况是很多的。晋《荀岳墓志》：“……是以别安厝于河南洛阳县之东隅，附晋文帝陵道之右……”魏《肃宗充华卢令媛墓志》：“正光三年，……窆于芒山成周西北廿里。”齐《高百年墓志》：“……安厝在於邺城之西十有一里，城西北三里。”对于墓址的记述，都是点到为止，这就够了。像《鲁潜墓志》这样二维定位的度量单位精准到“三步”，这分明是地契，哪里是什么墓志？ 在白平先生意见发布后不久，就有专家从较多方面论证鲁潜墓志为真。如复旦大学软件学院李旻先生，就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发表《<鲁潜墓志>的历史解读——兼驳造伪论》，全面论述该墓志不假。在该文中，他引证了一方与鲁潜墓志时代相近的墓志：“元康八年十月庚午朔廿六日，晋故东莱庐乡新乐里徐君讳文，年七十九，不禄薨。其子其女卜吉改葬。西去旧墓七有一，囗国治卅有五，西南去县治十”，该墓志中同样精确的“述地”情况，表明鲁潜墓志其实不孤。 不过，由于对如鲁潜等墓志中出现的的这种借多个参照物进行精确定位的“述地”方式，过去的讨论一直不多，因此我就想在在李旻先生已有讨论的基础上，利用出土墓志和有关文献记载，再略深入的解释一下鲁潜墓志出现的这种精确定位“述地”情况绝非偶然，不当处望贤达教正。 首先，在墓志中多会有记述葬者的墓葬所在的内容——即“述地”。一般情况下，常见的“述地”内容都较为简单，大多仅述及墓葬的所在地，如汉贾武仲墓志：“（延平元年，106年）葬于芒门旧茔”（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下简称《汇编》），如晋徐洛墓志：“（永平元年，291年）附葬于洛之西南”（《汇编》P4）。为精确一些的，会提到所在地的具体名称，如某郡某县某乡某里，像梁永阳景太妃墓志：“（普通元年，520年）祔葬于琅邪临沂县长干里黄鹄山”（《汇编》P30页），如魏李伯钦墓志：“（景明三年，502年）迁窆于邺城西南豹寺东原吉迁里”（罗新：《新出魏晋南北朝隋代墓志疏证》p58，下简称《疏证》）。有时“述地”会记载墓葬到周围重要城市或地点的方位与里程，如在晋永嘉元年（307年）华氏墓志中，记述其曾祖父墓葬的位置为“墓在本国晋阳城北二里”（《汇编》P12页）。有的“述地”会以山川池沼之名进行墓葬所在位置的记述，如魏元桢墓志：“（太和廿年，496年）窆于芒山”（《汇编》P36），如陈卫和墓志：“（太建二年，570年）葬于河阳邨引凤池上”（《汇编》P33）。 其次，在各种较常见而简单的“述地”外，还存在着不少明显复杂的“述地”，会在较为简单的“述地”后，进一步的提到该墓与第三方甚至更多参照物的具体关系（如方位、距离等等）。如在早于鲁潜墓志的晋永嘉元年（307年）华氏墓志中（《汇编》P12），前已述及，其对曾祖父墓位置的记述甚简，仅为城市+方位+里程。但到了对祖父墓葬位置的记述，就详细到郡+县+方位+道路+方位（“墓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而与此同时还进一步提及其周围的其他参照物（“比从曾祖父府君墓，南邻从祖东平府君墓”）。而对其父墓位置的“述地”，也依然如此（“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西比武陵王卫将军，东比从祖司空京陵穆侯墓”）。它对祖父墓、父墓位置的“述地”，首先是描述墓葬所在，之后进一步提及周围参照物。这种格式，与鲁潜墓志的“述地”一致。 第三，较多情况下，墓志“述地”中的出现的墓葬与参照物之间里程的单位为“里”。如魏建义元年（528年）元愔墓志，其墓位于“洛阳西卌里，长陵西北十里西乡湹涧之滨”（《汇编》P232），魏兴龙墓志：“（兴和三年，541年）葬于邺城西北十五里，釜阳城西南五里平冈土山之阳”（《汇编》P349），魏赵胡仁墓志：“（武定五年，547年）葬于邺城西七里之北，左带漳水五里之西”（《汇编》P373），又如齐乐陵王墓志：“（河清三年，564年）安厝于邺城之西十有一里，囗城西北三里”（《汇编》P420）。 少数情况下，墓志“述地”中对墓葬与参照物间距离的测量单位，会精确到“丈”甚至是“步”。如晋谢坤墓志：“（泰宁元年，323年）假葬于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汇编》P18）。如魏郑胡墓志：“（太昌元年，532年）开封城西门西二百步，横道北五十步”（《疏证》p137），齐李祖牧墓志：“（武平五年，547年）归窆于先夫人旧兆以北六十步。”（《疏证》p220）。而这种精确测量并记述的情况，至少到隋代还继续延续，如隋李静墓志：“（仁寿四年，604年）合葬于阴灌里旧村西南七百卌步砂沟之阳”（《疏证》p505），隋刘士安墓志：“（大业六年，610年）葬于周城乡吉迁里祖坟东二百步”（《疏证》p562）。 而极少数墓志在精确地“述地”后，还会记述与墓葬有关的设施。如隋韩贵和墓志：“（开皇四年，584年）葬在村北三百步，石铭一枚，石柱一囗，并羊、虎、清砖大藏，陛道周悉，羊、虎、悲柱并在其所”（《疏证》p352）。当然，与鲁潜墓志相比，这种情况就更为罕见。 第四，虽然多数墓志选择的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参照物，多是城市、建筑或山川，但少数墓志中的“述地”，喜欢用古代陵墓为参照。如魏叔松协墓志：“（正光元年，520年年）葬光武帝陵东南二里许”（《汇编》P117），魏张宁墓志：“（永熙二年，533年）窆于孝明皇帝陵西南二里，马村西北亦三里”（《汇编》P306），而魏宋灵妃墓志述地中所出现参照物的时代和数量，就明显要多，“（永兴二年，533年）葬於洛阳城西廿里，汉原陵南七里，魏长陵东南十里，马鞍山之阳”（《汇编》P302）。 这种以古代陵墓为参照“述地”的情况，至少在隋代还继续存在。如隋王钊墓志：“（大业三年，607年）葬于宫城东北魏孝文后高氏陵北三里”（《疏证》p530）。而在著名的隋虞弘墓中，其墓志“述地”提到参照物的时代，更比前述墓志“述地”中参照物的时代更为悠久：“（开皇十二年，592年）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疏证》p420）。 因此，从现有墓志的内容看，不仅鲁潜墓志“述地”中精确到“步”的情况非其独有，而且其以曹操高陵为参照“述地”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大体如李旻所言，“仅从志文的内容行文等来看，《鲁潜墓志》不但不伪，而只能说是真实性又大大地增强”。 当然，在出土墓志之外，其实传世文献中像鲁潜墓志这样的“述地”情况，也并不罕见。如在《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古今注》中，就列述了东汉诸帝陵的具体位置。从其内容看，虽对多数帝陵位置的“述地”，像多数墓志一样简略，如记述孝明帝陵位置时，引述《帝王世记》的描述为“故富寿亭也，西北在雒阳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引述《帝王世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九里。”但到了记述光武帝原陵位置，《帝王世记》的内容就明显详细，“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雒阳十五里。”不过，最详细的“述地”，则属与曹操同时代的献帝禅陵，《帝王世记》曰：“……在河内山阳之浊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陵百一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雒阳三百一十里。”其对禅陵的“述地”，除未能精确到“步”外，其参照物的丰富和记述的复杂程度，都明显要高于前述各墓志的“述地”内容。其对禅陵“述地”，一共用了浊城、怀陵、山阳、洛阳等4个参照点，而对其与浊城的位置，更用了直线距离（“直行”）、实际距离（“斜行”）等两种尺度进行描述。当然，这种复杂“述地”的方式，非仅限于墓葬。《汉书·王莽传》：“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新）〔亲〕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表明这种多参照物的“述地”还被用于礼制建筑。因此也就是说，从传世文献看，各时代墓志中出现的各种“述地”之法，其实在文献中早有类似情况存在，不足为奇。 于是，无论从出土墓志，还是从传世文献看，鲁潜墓志的“述地”格式当无可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