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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前学 陶俑是用陶土模仿人或动物形象制作的随葬品，是人殉和杀牲的替代物。人殉，就是用活人为死人殉葬。人殉现象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晚期，到商代达到鼎盛，凡是奴隶主的墓葬，几乎都使用了人殉，少者一、二人，多者数十人，以至数百人。被用作人殉的主要是奴隶，他们或被活活地砍下头颅后埋入墓内，或者直接活埋在墓内，其方式极其野蛮残酷，所以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奴隶成了生产中的主要“工具”，奴隶主认识到让奴隶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获取更多的财富时，再也舍不得将奴隶用于殉葬了，用奴隶杀殉的凶残习俗才有所改变并逐渐开始制作陶俑来代替人殉，俑就这样产生了。用陶俑代替人殉，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杀牲是指宰杀禽畜为死者殉葬。商周时期在死者腰下面埋狗就是杀牲的典型例子。 陶俑是古代用于丧葬的一种随葬品，在产生和使用它的时代可能并不重要，然而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历史的载体，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从艺术的角度看，陶俑就是古代的人像雕塑。现存的千千万万俑像，汇聚了历代的各种人物造型，其中不乏工艺精湛、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的佳作，体现着各个时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从历史的角度看，陶俑则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宝库。俑自商代后期开始出现，到清代消亡绝迹，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古代，并蕴含了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到生产、生活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我们今天了解认识古代中国的一部形象的历史。 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出土的古代陶俑不仅种类全、数量大、等级高，而且产生、演进的序列完整，这全国是极为少见的。其中尤以千古绝塑秦兵马、天真古拙的汉代陶俑和雍容大气的唐代陶俑最为著名。 一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奇迹和惊叹，其中当然包括“千古绝塑”兵马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如果有人提起秦朝，也许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秦始皇或万里长城。如果在此之后再提秦朝，除了秦始皇或万里长城，人们肯定还会加上一个兵马俑。因为，作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的兵马俑早已家喻户晓。其实，同不少重大考古发现一样，秦兵马俑的发现也非常偶然，它并非考古工作者主动、有意的发掘，它的发现纯属意外。1974年3月，陕西临潼西杨村的几个村民在秦始皇陵附近打井时，无意间挖出了几件破碎的陶俑。于是，一个后来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坑，就这样面世了。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素以好大喜功著称，不论是建造宫室或是陵墓，都力求壮观华美。与此相适应，秦代的造型艺术也以大为美，追求宏大的艺术效果。最典型的作品就是文献所载陈放于秦宫室前的12个大金（铜）人，它们是用从全国各地收缴至咸阳的青铜兵器熔化铸成的，每个金人重达千石（24万斤）。可惜，这些巨大的青铜铸像在东汉末年以后全部被销毁，使我们无法目睹其巨人的风采。所幸的是，秦兵马俑坑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秦兵马俑坑作为陪葬秦始皇的地下军阵，共有3个坑，分布在近4万平方米的大地上，3个坑的实际面积也有2万平方米，共有陶俑七、八千件。这样巨大而又围绕一个主题展现的艺术群雕，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俑坑中置放的陶俑陶马都是模拟真人真马的高度而塑造的，体高分别达1.8米和1.5米左右。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无论是秦以前或是秦以后的陶俑都没有这样大的，因此，秦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陶塑史上的空前绝后之作。就数量而言，秦俑共有七八千件之多，世界雕塑史上还从没有发现数量如此巨大的群体组雕。 在造型艺术方面，秦俑雕塑开创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写实主义的先河。秦俑坑中出土的陶马陶俑，不但与真人真马相等，形貌服饰皆仿原物，举凡花样繁多的发髻、连缀甲片的皮筋、扣接革带的带钩、帮系腿部的裹腿、系在鞋背上的鞋带、穿纳鞋底的针眼、马匹身上披挂的鞍鞯，无一不是以一丝不苟的刻画来表现的。同时秦俑也极为注重对个体神态、气质的刻画，把外部形体与内在精神、气质融为一体，体现了“形具而神生”的中国传统审美要求。秦俑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它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个性的多种人物典型，如表情冷峻、披甲按剑的将军俑，神色严峻、发须直立的军吏俑，双目竖立、目光深沉的兵卒，皱纹满布、微微驼背的老兵，浓眉大眼、充满稚气的新兵。由于秦俑面部刻画比较细致，以致我们还能从军阵中分辨出羌人、戎狄等少数民族的成员。总之，形体高大、数量众多、栩栩如生、气势磅礴的陶兵马俑群，不但把秦王朝国势的强盛、军队所向披靡的气势，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且也让我们直接领略到了以追求宏大为特点的秦代艺术的魅力。 秦代的陶俑种类较少，除秦俑坑中出土的兵马俑外，就是秦陵附近出土的跽坐俑和百戏俑。跽坐俑是最早发现的一种秦代大型陶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不断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它们形制高大，制作精良，头上高髻后梳，面目清秀，刚出土时被认为是女俑。后来在秦始皇陵附近大量出土，一人一马同穴而葬，并且有的唇上有胡须，至此才弄清他们是男俑，身份是在阴间为皇室养马的“圉人”即马夫。由于他们地位低下，再加之身处一种政治高压的环境中，因此，出土的跽坐俑个个低眉垂眼，温顺的面相中明显呈现出惶恐的神情。百戏俑发现于1999年，目前共出土11件，均只穿着陶塑彩绘厚短裙，身体其它部位裸露。俑的面部与身体裸露部分均为浅粉红色。俑的高度与真人大致相当，造型有的作直立状，有的作双手卷衣状，有的一手叉腰一手高举、双腿作前弓后箭状，有的作半跪状。这批陶俑的体形、装饰、动作均与兵马俑迥然不同。据专家研究，它们应是秦代宫廷百戏（杂技）活动的真实写照。 由于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用残酷暴力来无情镇压包括文人在内的政治反对派，因此，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秦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建立了赫赫战功，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却无所建树，几近荒漠。然而，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特别是秦兵马俑和百戏俑的出土，证明秦朝在文化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艺术的发展更达到了战国“百家争鸣”以来的空前高峰。秦俑艺术表明，秦人在雕塑方面的划时代飞跃，已将中国美术推进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秦俑艺术无可争辩地否定了秦文化落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落后的观点，甚至还有人认为，它将导致中国美术史与世界美术史的改写。 二 汉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影响下，汉代的陶俑制作非常发达，出土汉俑的数量、种类及其精美程度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从考古实物看，汉代陶俑比之秦代陶俑不但种类更加多样化，而且形象也更加生活化。汉代陶俑既有威严壮观的送葬军队，也有端庄娴熟的宫廷侍女，还有数量众多供家居享乐的侍从舞俑以及马、牛、羊、鸡、鸭、猪等牲畜家禽形象。总之，大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汉俑都有表现。与军阵森严的秦俑相比，汉俑更富于强烈的现实生活情趣。透过种类繁多的陶俑，不但可以全面了解汉代陶俑艺术的发展成就，而且还可以真切感受到汉代社会的繁荣以及豪迈奔放的时代风貌。 在形体方面，汉俑与秦俑相比显得非常瘦小。如同样是军阵，1965年在咸阳杨家湾出土了骑马俑583个，各种人俑1965个。陶俑仅44.5—48.5厘米，不及秦俑体高的三分之一，骑马俑连马通高也只有50—80 厘米，而且马匹与骑俑的比例是失调的，马匹过大，人物偏小。秦汉王朝是紧连着的两个朝代，而且汉朝的大部分制度都继承秦朝的制度，即历史上有名的“汉承秦制”，但为何在陶俑的制作上差异如此之大？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初经过秦末战争后，经济凋敝，国家财政收入不如秦朝，无力制作象秦朝那样大体量的陶俑。实际上，原因并不在经济或财力方面，如当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文治武功的高峰时，当时的陶俑形体也未见有什么增大。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两个王朝统治者文化观念的不同。虽然秦汉都定都关中，但秦朝的统治者是本地人，他们深受传统秦文化“尚大”、以大为美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宫室建筑还是造型艺术，在个体上均强调大体量，在总体上追求宏大的艺术效果。而汉朝统治者来自南方楚地，他们虽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承袭了汉代的体制，但是在文化观念方面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文化的神秘、浪漫特质决定了汉朝的陶俑制作不可能在有形的体量上多倾心力，而是着力追求无形的气韵生动。从文献记载看，虽然由萧何主持修建的未央宫与阿房宫一样壮丽无比，但此举却令汉高祖刘邦大发脾气。在萧何因天下未定，所以建宫室以安定民心，以及“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一番解释后，这才令刘邦转怒为喜。萧何的解释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未央宫之所以建造得如此巍峨壮丽，无关乎审美观念，完全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强调的是政治意义，而且是特例。观念的不同决定了选择的不同。正如两个富翁，由于金钱观和人生观不同，一个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而一个含而不露，深居简出，仍然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至于秦俑的形象是仿真的、等比例的，汉俑的比例是失调的，也是由于观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造成的。秦时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而汉人追求的是注重气韵的写意手法。 同样是军阵，秦俑军阵和汉俑军阵也反映了古代战争不同的作战形式。从商周到战国，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基本是以战车为中心，以车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秦兵马俑坑的军阵表明，在秦代战车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步兵为主，同时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也开始出现。而在杨家湾汉兵马俑坑中，代表作战部队的俑坑共10个，骑兵就占了6个，表明在西汉初期，骑兵在军队编制中已成为了最主要的作战力量。汉代军队编制及作战形式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学习的结果。古代战争中，只有运用骑兵，才能发挥长途奔袭、灵活穿插的机动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古代，处在农耕区的汉民族既缺少放养马匹的条件和经验，又没有跨上骏马驰骋千里的作战意识，这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一个重大差异。因此，骑兵的优势往往只掌握在游牧民族手中。西汉初期，匈奴族时常南下侵扰，成为汉代最大的边患，而汉王朝却把它奈何不了，主要原因就在于匈奴擅长骑射。汉王朝在与匈奴的作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骑兵的优势并尽国家之力饲养马匹、发展骑兵，终于建立了一只强大的骑兵部队并在汉武帝时期打败了匈奴。可以说，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受过游牧民族的苦。在世界中古史上，农业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实例只有两次，而这两次都发生在中国，西汉时击败匈奴是第一次。汉王朝击败匈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采用匈奴擅长的骑兵战法去抗击匈奴应当是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汉俑的形体不如秦俑高大、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是在用个体美组合出整体美、注重整体气势及宏观的艺术效果方面，它又与秦俑一脉相承，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个体的塑造方面，汉俑的艺术性明显比秦俑有了较大的提高。其造型优美，姿态生动传神，极富动感，与汉代画像石、壁画一样，颇得艺术的真谛，是历代墓俑艺术中价值最高的作品。 汉代陶俑中虽然不乏写实传神之作，但总体说来，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由于形体较小，汉俑并未注重身体细部的精雕细刻，只是象征性地、粗轮廓地加以描绘，更多地是使用夸张手法，赋予其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此形成了汉俑天真浪漫、古朴雄浑、简约传神的独特艺术风格（图7）。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追求内在气韵之美的审美倾向还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自汉以后，艺术已不再是对自然物纯客观地描述，而逐渐成为人们理想与性情的寄托物。 三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期，经济的空前繁荣、奢侈浮华的生活风尚和厚葬习俗的日益盛行，造就了唐代陶俑艺术的辉煌。其陶俑的种类之多、造型之丰富、塑造之美和数量之大，都超过前任何朝代，并且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图8）。因此，唐代被称为中国陶俑艺术的鼎盛时期。 唐代的陶俑按性质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保护墓主人安全的镇墓俑，主要有天王俑和镇墓兽。第二类是为墓主人出行而安排的仪仗俑，包括各种围绕出行车辆而设置的人物俑和动物俑，如骑马俑、各种男女立俑。第三类是服侍墓主人的僮仆俑，包括侍吏俑、伎乐俑、舞俑、庖厨俑等。第四类是表示墓主人财产和六畜兴旺的动物俑如马、牛、羊、骆驼、猪、狗、鸡、鸭、鹅等。可以说，就靠这些陶俑，便能把唐代的社会了解一大半。 在唐代各种陶俑中，数量最多的是人俑。同唐墓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一样，唐俑塑造的各种人物，即使身份低贱如侍女、乐伎、马夫等，从他们的表情中看不出丝毫的怯懦，也没有半点卑微与奴气，相反他们和达官贵人一样，大都呈现出乐观、自信甚至张扬的精神风貌。这些形象已越过审美范畴的需要，变成了对人性、人格独立平等的一种热烈追求。唐人对国人平等，对外族人也一样，没有丝毫的歧视和偏见。唐代陶俑中的外族形象多达数十种，无论他们是在朝廷做官，还是在市井经商、卖艺，创作者都从正面去塑造，并赋予他们鲜明的民族个性，如吐蕃人的刚烈、粟特人的坚毅、大食人的神秘等，根本看不出丑化或歧视的倾向。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看来，唐朝皇帝真是说到做到。异族形象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朝泱泱大国宏大致远的胸怀以及大唐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唐代盛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女俑是唐代人俑最精彩的部分，主要采用写实手法，人物刻画比例准确、形体优美，发型、服饰、体态、神情、动作各尽其妙。一般均作站立状，云髻高耸，衣衫华美，显得端庄秀丽。初唐时期的女俑身材苗条，衣服窄紧。盛唐时期的女俑大髻宽衣，雍容华贵，反映了社会富足，人们追求健康丰腴的审美意识。这一点与汉代形成鲜明的对比。汉人喜欢苗条、清癯而唐人偏爱丰腴、饱满，这就是所谓的“环肥燕瘦”，它除了反映唐代杨玉环、汉代赵飞燕两位绝代佳人的体形特征外，也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审美观。汉唐两代不但对美的认识有差异，在美的表现方式上也有不同。从出土女俑看，唐代女人表现自己的美，毫不掩饰，大胆热烈乃至泼辣，充满了激越之情，而汉代女俑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向、含蓄、文雅。 唐代的女俑还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妇女俑的多样化，不仅见证了唐代三百多年的服饰、发髻、化妆的演变过程，从帷帽、窄袖、翻领、著男装等等特色，也充分证明了当时的唐风胡化。正如元稹《法曲》中所写的“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总之，唐代女俑服饰所展示的众多的款式、艳丽的色彩、创新的装饰、典雅华贵的风格，处处让人感受到当时大胆追求、兼收并蓄、崇尚华美、意兴飞扬的时代精神。 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西交通的大通道。历史发展证明：丝路通，中国盛；丝路闭，中国衰。唐王朝之所以如此开放、繁荣，主要就是因为丝路的空前畅通以及通过丝路所进行的大规模、全方位的经济文化交流。因之，唐王朝把丝绸之路当作了自己的生命线而倍加呵护。对于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唐代的动物俑中，骆驼不但数量最多，雕塑精美，而且还着意对它们进行了人格化的精神和气度方面的刻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目前大量出土的骆驼俑大多背负货物且伴有形态各异的胡人牵驼俑，他们不仅是中西贸易兴盛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漫漫丝路上商旅们的生活情景。在陕西出土的众多骆驼俑中，最有名的是1959年出土于西安市中堡村的三彩骆驼载乐俑。该俑通高56.7厘米，乐俑高11.5厘米，长41厘米。整体造型为一昂首骆驼立于长方形平板上，背部架一平台，并铺有菱形方格纹长毯。平台上有乐舞俑8个，其中7个为乐俑，均盘腿环坐在平台四周，手中分别执笛、竖琴、琵琶、笙、箫、拍板、排箫7种乐器，三彩女舞俑婷婷玉立于7个乐俑中间。这件载乐俑出土时，旁边还有一件胡人牵驼俑，乐俑所使用的乐器也基本上是胡乐，乐俑均是穿着汉人衣冠的汉族。一只驼背上载着七男一女共8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而创作者大胆运用了艺术夸张，以绝妙的构思，精湛的工艺，在这狭小的舞台上为我们再现了大唐王朝富强安康、民族融合、歌舞升平的盛世美景，真可谓千古绝唱。 唐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力量型、表现型文化。从各种艺术造型看，不管是人俑，还是动物俑，个个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这就是人常说的“以胖为美”，实际上就是以力量为美。而最能反映这一文化特质的是天王俑。天王俑是唐代新出现的一个俑种。它是将现实生活中的武士形象极度夸张，加上各种不同含义的装饰品，再在脚底下踩上鬼怪形象而组成。其造型源自佛教的护法天王，主要用于镇墓辟邪。它富于充沛的力量感，是唐人力量型文化的典型，同时也把中国古代不惜借用自然力和宗教力去表现强者的传统推向了极致。此外，面目狰狞的各种镇墓兽也同样体现了唐文化的这一特质。镇墓兽与天王俑一样用于镇墓避邪。形象有兽面人身、兽面兽身等，凡是天地间能够有的和根本没有的威猛造型，都按照艺术的逻辑被糅合在一起，通过极度夸张甚至疯狂的造型，来宣泄强烈的自然力和神怪力（图15）。 说到唐代的陶俑，不能不提及唐三彩。唐三彩最早出土于清朝末年的洛阳北邙山一带。当时为改善东西交通而修筑陇海铁路，当铁路修至洛阳附近的邙山脚下时，挖开了一批唐代墓葬，从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三彩陶器和陶俑。但由于这些物品均是陪葬物，附近的人因为惯有的迷信习俗，并不把它们当一回事，直到这些物品流入北京并在古董商中流传、外国商人纷纷出重金购买后，才引起博物馆和收藏家的重视，当地人也才开始大量盗挖。于是，唐三彩开始大量出土。唐三彩虽然首先出土于河南洛阳，但最重要的收藏仍在陕西省内的几所博物馆中。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陶，它是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用途有日用器具、建筑材料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制作陶俑。它先用手制或模制成坯，经1050℃左右的温度烧制后成白色素胎，施以不同颜色的氧化铅为助熔剂的釉料，再入窑第二次烧制，这时各种釉料熔化向下流动，彼此之间互相融合、渗透和交流，形成一种极其自然、协调的混合色彩效果。再加上优美的造型，使它们具有了高雅、晶莹和富于动感的无穷艺术魅力。唐三彩虽然色泽艳丽多彩，但经过分析主要有黄、绿、赭三种颜色，又因最早出现在唐代并主要流行于盛唐时期，故称“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所需要的原料和技术并不复杂昂贵，但达到的得艺术效果和产生的文化价值之高，却远远大于投入。可以说，唐三彩把中国陶文化的全部潜能和优势都发挥出来了，是中国陶文化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技术、艺术感受与文化底蕴的光辉结晶，并且在特定的文化大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得到升华。它在当今国际拍卖市场上创下的天价，经常超过一切原料比它贵得多、年代久远得多和技术复杂得多的中国文物，说明它的价值在1000多年后得到了世界的高度尊崇和认可。 宋元明清时期，陕西结束了千年都城所在的历史，加之殉葬习俗因纸明器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陶俑艺术在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后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落并在明朝趋于消亡。这一时期的陶俑，除贵族墓葬外，平民墓葬极少出土。虽然质量、数量均不如以前，但仍有一些陶俑不失为上乘之作，并从中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时代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