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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孕育现代美国

http://www.newdu.com 2017-11-08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王悠然 参加讨论

    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1865—1877年)和镀金时代(Gilded Age,1870—1890年)是美国历史上颇具矛盾色彩的两个时期。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在新书《共和的象征: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的美国(1865—1896)》中对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该书中将镀金时代划定在1865—1896年)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并提出这两个时期播下了现代美国的“种子”,彼时美国的不平等和分裂问题与今日有诸多相似之处。
    内战后亟待重建和统一
    《共和的象征》一书编辑、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M.肯尼迪(David M. Kennedy)谈到,南北战争前,美国人通常用系动词“be”的第三人称复数形式与“美国”这个名词连用(the United States are);南北战争后,“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逐渐成为标准用法(the United States is)。这一语法转变反映出美国从分裂走向统一,但在19世纪余下的几十年里,美国人仍为定义这“一个国家”的特点和目标而奋力乃至激烈地斗争,当时的美国可谓是“国家统一,国民不统一”。
    怀特告诉本报记者,内战后美国人期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会和权利平等,白人和非裔等同的公民身份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每个城市都如同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一样,没有“危险的”极富和极贫阶层。1865—1870年通过的重建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定义了公民权,确立了平等保护条款,向所有种族的男性授予选举权。
    镀金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延续着与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关联。战争期间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国家银行法》(National Bank Act)创立了美国国家银行系统,政府对铁路建设的资助促成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于1869年完工,带动了西部经济和人口发展,这些都为经济和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北方试图作为全国重建的范本,其自身却从人口同质化的、以新教为主要宗教的乡村地区变成人口和文化多元的、工业化的城市地区。约翰逊政府(1865—1869年)的无能、格兰特政府(1869—1877年)的经济丑闻启发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将二人合著的一部小说命名为《镀金时代》(1873年出版),以讽刺美国内战后贪婪与政治腐败盛行,经济繁荣掩盖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重新认识镀金时代的政府作用
    镀金时代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铁路、工厂、采矿等重工业发展尤其迅速。这一时期,美国应用科技水平也跻身世界前列,大量发明专利获得批准。在工业化快速扩张的拉动下,1860—1890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长60%。由于美国工资水平大幅高于欧洲国家,大批欧洲移民进入美国。一种常见观点是,镀金时代美国财富积累集中于北部和西部,南部“掉队”,而在怀特看来,南部仍是此时期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部分。当时南部出产的棉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出口收入对财政系统十分重要;到19世纪80年代,南部经济增长率已和其他地区接近。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未改善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况,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镀金时代是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时期之一。1860—1900年,美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全国约3/4的财富,最贫穷的40%的家庭没有私人财富;最富裕的1%的人拥有全国私人地产的51%,最贫穷的44%的人只拥有1.1%。怀特通过分析人口学数据发现,此时期美国人健康状况恶化,人均寿命缩短,身高下降,大量儿童死亡。另外,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极其严重,商业巨头斥巨资贿赂政府官员,以期政府减少对大企业的管控,政治选举充斥着欺骗和操纵,领导人似乎对公然的腐败习以为常。
    怀特说,在20世纪许多知名历史学家,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罗伯特·H.威布(Robert H. Wiebe)等的描述中,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但据怀特研究,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关税、企业补贴、社会福利等途径积极干预经济、保护资本。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较新的研究表明,过去人们忽略了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认为当时美国和欧洲情况相似,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法律赋予了政府很大权力,但政府缺乏行使权力的行政能力,只好依赖于基于收费的治理(fee-based governance),即通过各种费用、赏金、补贴、合同将执行法律、实施政策的权力交给私人部门。这种治理模式为钱权交易、官商勾结、政治分肥、贪污贿赂提供了温床,给政府留下了腐败低效的恶名。
    怀特表示,现代美国部分脱胎于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美国当前许多关于移民、治理问题的政策争论可以回溯至这两个时期。社会快速变化、不平等加剧、腐败深重给政治体制造成巨大压力,公众感到政府不再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大批移民涌入激起了本土主义反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能再用旧的规则管理新的经济形势。
    (本报华盛顿11月6日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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