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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1937年11月，处于战时的中国人除了关注国内战局，目光也移到万里之外的布鲁塞尔。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计有中、美、英、法、意等19国代表出席会议。日本是九国公约缔约国，知道会议将于其不利，拒绝参加。德国虽被邀请，也未出席。 当时，蒋介石认为，日本全面侵华，破坏了九国公约，损害了列强在华利益，必然会遭到列强的谴责，他期望九国公约会议出现列强指责日本，支持中国的局面。蒋介石在10月底的个人日记中，写下对会议的三项预期：各国谴责日本，进而作经济制裁，甚至促使英、俄参战。为使中国的情况为世界瞩目，增加中国在会议上的发言权，他不惜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继续增兵上海。 然而，日本拒绝出席会议，蒋介石理想中各国群起批评日本的情景不会出现。他曾让各国力促日本出席，但也坦然接受日本缺席会议的结果：“九国公约会议以倭寇拒不参加，则于我国之形势有利”。蒋介石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发表对九国会议意见。二、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三、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 对比之前他的期望，可以说低了不少，只希望第三国调停，担保中日停战。 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控诉日本侵华罪行，驳斥日本的各种无稽论调。顾维钧表示：“中国人民希冀和平，但日本之侵略一日不停，吾人决抵抗一日。”他代表中国政府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对日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关系与战略考虑，除对日本侵华发表空泛的谴责之词外，都不敢提出制裁日本的方案，遑论执行。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蕴含对日本侵华的谴责。但是，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制裁日本的要求。蒋介石的希望再次落空。 蒋介石在等待布鲁塞尔会议消息的同时，也积极争取第三国调停的可能。当时，德国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但中德关系亦颇为密切，蒋介石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德国也向中国提供军械，蒋介石希望德国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态度，并调停中日战争。 11月5日，蒋介石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日本媾和条件，想拉中国签“防共协定”，蒋介石当即“严词拒绝”。蒋在日记中表示：“外交方针以第三者加入谈判为目的。”他之所以强调第三国的介入，是因为想多重保障，让日本不能轻易背信弃义。 因为陶德曼背后是德国与希特勒，蒋介石对他的调停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视。他与陶德曼见面后，即与下属讨论应对，并于当晚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四次会议，说明外交方针： 一、应得一致之决定，以指导舆论，使适合内外情势。九国公约会议正在举行，中国不宜过示强硬或表示怀疑。 二、中日问题，利于国际参加，绝不能与日本直接交涉。中国代表要对与会各国代表力持谦和，破坏会议之责由日负担之。 淞沪战局至11月5日更趋恶化，当天，日军强行登陆金山卫。蒋与国军将领关注的重点一直为“苏州河阵地”，没料想日军选择在金山卫登陆，击中了国军防守的软肋，也是掐准了蒋介石等人的战略盲区。蒋在11月5日的日记中自责道： 今晨金山卫敌军登陆。我军以换防疏忽，战阵重点移于苏州河南岸，而不注重侧背之海岸与交通重要，是见识不足之过也。 在其后“上周反省录”中，他又深痛反思： 今次金山卫被敌登陆，以致牵动沪阵全局，亦蹈此覆辙，此皆思虑不精，幕僚乏材，铸成大错，应切戒之。 蒋介石在日记中很少就政策、决策与战略方面的错误承担责任，多是诿过于部属。这次承认自己“见识不足”、“思虑不精”，可见错误实在太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