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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历史学的当代发展是涌现出了一批反传统的批判型历史学家。鲍斯曼、斯特耶、布瑞克、斯克里布纳等人深感史学危机，在不同领域里对传统史学解释提出挑战。他们坚持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反对一切不实的历史解释。他们强调人民的作用，否定帝王将相和文化精英创造历史。他们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必将是和谐而不是冲突，从而为遏制和防范西方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作者简介：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欧洲史、德国史。主要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史》《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文化兴国的欧洲经验》等。 原文出处：《学术前沿》2017年第2上期。 “西方史学”，一看便知，断非出自现代西方批判史学家之手。因为对他们而言，与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传统，毋宁去感受传统带来的失望和痛苦。上世纪末，在瑞士伯尔尼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的家中，笔者与这位享誉全球的德国学者彻夜长谈。布瑞克开宗明义地说：“你不要去写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著作，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写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你要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缺陷，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我立刻与你合作。” 布瑞克属于恪守史家良知的那类历史学家，专门致力于戳穿各种时髦的泡沫和神话。当有人炫耀豪宅、财富、头衔、学历、钢琴、百科全书，宣称自己是文化精英时，他们就指出那些人是土豪而远非精英。当有人宣称“文艺复兴是近代社会的开端、意大利是其第一个产儿”时，他们就去遍查中世纪史料，宣称文艺复兴诸特征早在12世纪就已发端，故有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当有人宣称君主们的王朝战争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时，他们就去研究德国农民战争，声称是“自下而上的力量”缔造了近代政治。当有人宣称文艺复兴等同于现代化、世界一体化、自由化时，他们就在国际权威历史学杂志上发表《黯然失色了的文艺复兴》，大煞风景。然而，正是这些人，开创了现代西方批判史学。批判史学起于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深刻认识，当有人夸张西方文明优于一切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这种文明的千疮百孔；当有人把文明的冲撞当作手段宣称是未来战争的来源时①，他们却指出文明的本质是世界大同和人类和谐，要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出发，制止各种虚妄和野蛮。批判史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标志是历史客观主义，既然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真，那么，只有通过严格的史料考证，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剥离一切非历史主义的杜撰。批判史学善于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历史，不仅要看光明面，还要看阴暗面；不仅要重视历史的革命性飞跃，还要重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批判史学家相信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种多元形成的合力，拒绝用单一因素或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来解释事物的起因。正因为如此，批判史学家取得了无人可以忽视的卓越成就。笔者在此简单介绍几位著名历史学家的研究，却代表了西方史学传统的现代转向。 揭示历史另一个侧面的威廉·鲍斯曼 在西方史学传统里，用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种常态。1860年瑞士文化学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②，即因袭了这种传统，认为文艺复兴运动缔造了一批具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新人，因此文艺复兴就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意大利则是这个社会的第一个产儿。 布克哈特的这一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百年争论，却激发了一批现代学者的灵感，他们把布克哈特的观点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在当代，这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解放；二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近代社会开端，象征性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停刊，该杂志后来复刊时，刊名已经被改成了《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研究杂志》；三是强调“世界的一体化”，认为这种趋势似乎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面对诸多背离历史真实的乐观情绪，美国历史学家鲍斯曼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事实上，文艺复兴杂志被改名，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在萎缩，在一些学校里，延续多年的文艺复兴史的课程被取消(不再聘用专职教师讲授这门课程)。1998年，鲍斯曼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黯然失色了的文艺复兴》，叹息道：“我很怀疑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现代’，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③ 鲍斯曼是当代研究文艺复兴史最著名的学者，自1957年起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任教，担任过该校的副校长和教务长，并曾在1978年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他看来，一味强调文艺复兴的“现代性”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事实上，还有它的另外一个侧面，它是正反两面的合体，有光明就有黑暗，最后这个运动走向衰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艺复兴的历史真实，鲍斯曼出版了一部名为《文艺复兴的秋天》(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④的作品。书名非常引人入胜地用了waning一词，可以译作衰落，也能够译作秋天。这里采用“秋天”说，是因为2005年该书的德文版书名为《Der Herbst der Renaissance》，“Herbst”的直译就是秋天。秋天里庄稼干枯，却又结出果实，隐含着生命之旅的归宿。鲍斯曼的原意大概是：文艺复兴运动是由“解放”和“秩序”互为表里的，在“自由解放”的引领下，会出现“自我的解放”“知识的解放”“时间的解放”“空间的解放”“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但是，发展到了16世纪中叶，这种把文化从中世纪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却遭遇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寻找稳定之道。于是，“秩序”盖过了“自由”，“文化秩序”“自我秩序”“社会和政府的秩序”“宗教秩序”“艺术秩序”纷纷而至，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春去秋来”，从繁荣走向秋景。 据鲍斯曼分析，文艺复兴运动在开始时，快乐的人们好像是沉浸在一种追寻解放的热烈情绪中：自由和解放的主题，预示着从中世纪走出来的土地上将会开满不同的花朵，如自我的解放(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时间的解放(超越圣经的俗世时间观)、空间的解放(哥白尼学说和地理大发现)、政治的解放(马基雅维里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知识的解放(寻找新的哲学)、宗教的解放(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理念和宗教宽容)。经此解放，在中世纪受过重创的心灵在春天的阳光下挣扎起来飞向光明。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解放和自由的推进，一种黑色的焦虑开始在同一批人(蒙田、伽利略、笛卡尔、塔索、莎士比亚等)身上蔓延，这不仅是外在的疾病、艰难、战争和教派分裂所带来的压迫所致，也是各种“解放”带来了问题，需要付出代价。不确定感在蔓延，在含有多种繁华的场面上出现了叹息，透出种种出人意料的哀伤。此后，原有传统在其中复活了，各种巨大的变故袭来，自中世纪以来就虚弱不堪的躯体难以承受。在各种危机如战争、物价、秩序紊乱的冲击下，纯洁的英雄交响曲开始与坚硬的现实碰撞。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加尔，他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却为日光而熔，以致堕海而亡。 危机和焦虑似乎代表了人们往往忽略的另一面，它不是光明，而是影子，是黑暗。即便是在文艺复兴的最为鼎盛时期，这种两面神是始终存在的。人们寻找自由也寻找秩序，但是当秩序铺天盖地弥漫过来时，确定性就在创造性边上滑来滑去，而理性也就代替了灵感。在此狂风暴雨之的呼啸中，盖世豪雄的结局似乎可以预料：秩序修成了正果，而文艺复兴也就进入了秋天。唯美的情绪，没有了，爆裂与激烈的情愫，没有了。但力的秩序、力的欢乐仍在。人的精神和人的意识也丝毫未减，而新时代的初生的秩序的婴儿，尽管更加奇特，却也更加踏实。鲍斯曼发现了文艺复兴结构演变：先是青春期的诗的热情，然后是比较成熟的、饱受危机折磨的焦虑，最后是完整的、精美的制度。作者认为：这种自由与秩序的交替色彩和最不可思议的共存方式，或许就是揭开文艺复兴优雅之门的钥匙。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双轨、甚至多轨的通道中运行的，其中各种相应的因子(如光明与影子)、对立的因素(如自由与秩序)共生互动。这种构造表现出了文艺复兴的全部魅力，也形成了它的宿命：由夏入秋，走向秩序。不过，即便是真的到了秋天，鲍斯曼也从未认为这是终结。他从未曾想放弃文艺复兴一词，他并没有改用另一种符号，来为秋天中的文艺复兴画出别一种图像。 鲍斯曼此书出版于2000年，但他对历史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的思考却由来已久。1988年，他出版了《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⑤，认为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个苛刻的法律学家的加尔文，其实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这部作品诉诸历史学界的不仅仅是刻画出了两个加尔文，它还协调了两场运动——遭到启蒙时代思想家赞扬的文艺复兴和遭到他们鄙视的宗教改革运动。自启蒙时代起，传统史学就倾向于赞美文艺复兴而贬低宗教改革，因为后者给世界带来了紊乱。鲍斯曼以善于寻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著称，从而能够准确地找到“另外的一个侧面”，哪怕那是一种与光明对应的黑暗，或者相反，是一种与极端情绪相对应的人文色彩。为了捍卫光明，鲍斯曼不能不接受如此庄严的任务，这种任务往往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是从他自己对文艺复兴毕生观察中得来的。这种带有自我牺牲和痛苦的气息，常人无法想象的对哀伤的研究，往往都因为对于人类光明事物的崇高的爱而被勇敢的学者承担了起来。 从技巧的观点看，鲍斯曼对危机和黑暗的研究丝毫也没有降低质量，反而变得愈来愈具有意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举止，在鲍斯曼的作品中处处留下印痕。如同一切真正的大家，鲍斯曼敏锐于对世人的哪怕最为轻微的关怀，敏锐于揭示一切可能会到来的危机。对人类危机的挂虑，使他摈弃了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客观阐述，反而以一种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的态度来论述文明和文明的践踏者。这种对文明危机的揭示，旨在告诫人类从未想到过的危险。即便是像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也是一波三折，充满矛盾的。真正的历史学者，应当是能够揭示出历史正反两面的人，而不是那种仅夸张光明面，却把其他历史真相遮掩起来的作伪者。 揭示现代国家起源的斯特耶 在西方，有把历史演化看成是断裂而非延续发展的传统，致使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与历史真实相悖，新事物成为无本之源。对于这一点，有学者站出来加以纠正。在不否定历史发展存在飞跃的前提下，提出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的代表性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查理斯·哈斯金斯(Charles H.Haskins)和他的学生斯特耶(Joseph R.Strayer)。出于对布克哈特过于文艺复兴近代化的反感，哈斯金斯出版了《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指出14世纪文艺复兴的那些文化特点，其实早在12世纪就出现端倪。斯特耶的研究领域是中世纪政治史，他所著《封建主义》⑥一书，概括出封建主义的三大政治特征：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也通过契约被掌握在私人的手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斯特耶的看法曾经影响了几代学习欧洲中世纪的人们，激励着他们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今天，年轻的历史学者，有时仍然会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却无人能完全否认这个看法的精辟性。 斯特耶的精彩处，是在他的封建论遭到学界严厉谴责后写成的另一部著作。斯特耶深感社会转型不可能由一个单一事件来完成，决定深入到当时历史的细部去作深入考察。他思考了一些重大问题：现代国家与中世纪制度有何不同？现代国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现代国家在发展时会遭遇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使斯特耶的探索带上了前所未有的严肃性。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了初步答案，于是开始讲授这方面的课程。数年后，他把讲稿汇集结成书，这就是那本197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按照斯特耶的说法，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国家奠基于1100～1600年间欧洲产生的制度之中。现代国家产生要有四个条件：政治体制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长期维持；非私人的、相对永久性的制度；对最后裁决的权威需要共识的形成；忠于这种权威的理念。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制度发展中，斯特耶还看到了一些变化：12至13世纪政府行政化的加强；14～15世纪社会的不稳定及战争；1450～1600年间政府专业化和制度上的完善。这些因素导致国家的重要性、完善性增强，最后终于从中世纪的泥潭中脱颖而出，构成难以形容的和谐意境及绚丽多姿的现代色彩。 在斯特耶那里，国家一词是用state来表示的，因而有别于纯粹以疆域、领土来界定的country。state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除了指国家、政府外，还指政府体制和政府机构的发展。从古代、中古欧洲历史的沿革来看，国家的资源其实并不富裕。欧洲的古代国家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二是像雅典、斯巴达那样的希腊城邦。前者不过是军事上的联合体，被少数人统治着，缺乏民众、外邦人对于帝国政治的参与；后者民众是积极参与了国家事务，但地域过于狭小，常常缺乏统一的基础。在中世纪，涌现出的是一个个体制落后的日耳曼人小王国，大搞个人忠诚，政治上的分散割据，大大削弱了国家体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要在中古欧洲的薄弱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却是最为“典型”的，中古的欧洲把一切疆域、制度、政治形式的边界都抹掉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国家，或者说，要想深入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需要禅精竭虑，其中的艰难常常会令人却步。 这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对处理边界模糊的中世纪国家轮廓的整合意识构成了斯特耶探索的起点。主权问题、职官的专业化问题、对国家的忠诚问题、政府的制度化问题，这些都需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但是，对摇曳不定的中世纪欧洲的国家轮廓又不能用严整的框子来限制，研究者并无可能把现代国家的要素强加于不固定的、朦胧的中古国家轮廓之上，只得运用历史的方法，去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去加以寻找，加以整合，赋予类型，就像在制作一件百纳衣。例如：在9至10世纪，一些已经在地方上站住了脚跟的贵族，通过强化地方治安和管理，让人们对其产生了依赖感和“忠诚”。这种对贵族的依赖与对国家的忠诚性质迥异，却需要重视，因为它显示出“忠诚”与政治权威作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可能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有用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斯特耶强大的整合能力和自发的灵感，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师。 同样的职业敏感让斯特耶去关注像英国、法国这样从中世纪王国厮杀中走出来的优胜者。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致使这两个国家能够“优入圣域”，成为取代众多蛮族国家的新兴国家。这个发现，不仅使斯特耶进入了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也使他总结出了有别于中世纪的国家特征：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制度、国家司法、国家税收制度等，这些看法为学术界所接受，成了用来衡量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主要标准。⑦ 斯特耶的长处之一是善于从最不起眼的研究中发现重大线索。他发现，1000年后的战争减少和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一种条件。他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的忠诚是有区别的：“在国家和民族主义比较一致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民族已被分割到许多国家，如德国；或一个国家统治着许多民族时，如哈布斯堡王朝，就会产生忠诚的冲突。”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时会出现冲突。斯特耶暗示：只有当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变得高度一致时，或者当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两者高度统一时，才会出现民族(nation)即国家(state)、两者同义的现象。 斯特耶的政治睿智包含着对国家发展的非常细致的观察，也包含着优化国家制度的真知灼见。他指出：国家部门常常由不同的人士组成，但政策的制订者与政策的实行者常常会产生冲突。政策的制订者脱离实际，缺乏足够的信息，常常会按照惯例行事。而政策的实施者却是经验丰富、信息充裕的官吏，他们的见解常常更容易令人信服。15世纪的欧洲君主发现：对几十个政策制订者的改造比较容易，对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吏进行改造却相对困难。国家的发展就要填补两者间的鸿沟，使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力共进。为了实现这一进步，选用能人来制订政策、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也许是个好办法。政策的制订者与政府部门的官吏们协调一致了，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承担起国家部门的职责。 与此类似，由于15、16世纪的国家是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政府官吏由专业人士和贵族两部分人士组成，两者之间会形成鸿沟。为了提高效率，任何行政部门都会任用专业人士，但这导致了新兴专业官吏与传统贵族之间的冲突。斯特耶认为，对国家的发展而言，要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趋势。官吏的专业化即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水到渠成才能成功。如何化解现代体制兴起时不同出身官吏间的矛盾，填补他们之间的沟壑，是现代国家兴起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政府部门强大后，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握有实权，会独立、自主，常常威胁到君主们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君主们处于两难之中，控制太紧，政府的效率就低下；充分放权的话，各个部门又会桀骜不驯，失去控制。作为一种平衡，英君主们采取了分权的策略：如设立多个国务大臣(Secretaries of State)，或者设立专门的外交委员会(Council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和专管殖民地贸易的委员会。斯特耶告诉我们：有段时期，英国和法国都曾实行过让一位、两位、三位甚至四位国务大臣来处理外交事务的现象。17世纪的英国，设置一位国务大臣专门处理英国以北国家的外国事务，另一位则专门处理英国以南的外国的事务，包括协调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16世纪的法国设有四位国务大臣，每位分管国内的一个区域，并要处理与这一区域相邻国家的事务。这样的管理方式是落后的，但这也是通向必然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小插曲。斯特耶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设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外交部)是势在必然的，只不过需要时间，先进的体制最后总会穿过阻碍而获得胜利。 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也是斯特耶精心考虑的一个问题。国家制度发展后，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拥有各种资源和生产机构的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矛盾，如何化解矛盾、实现共赢，需要政治智慧。 现在已经难以猜测斯特耶这部作品最初的性质了，据斯特耶自己说，他这部书的雏形来自于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要求他开设一门与这样的课程。其后几年中，斯特耶形成了一些看法，在1965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他的观点，曾经得到了数百位同行、同事和学生们的批评。如果想到这是一部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斯特耶在其作品的最后部分阐述其对现代国家未来展望的做法感到惊讶。他阐述理想，希望能够对他所处的时代，对国家制度的进步，提出一点建议。 斯特耶生于1904年，死于1987年。在悼词中人们是这么评价他的：“斯特耶，美国历史学家，是美国首位真正的中世纪史学家查理斯·哈斯金斯的学生，他指导了斯特耶的学业，给予了斯特耶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