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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讨论历史比照现实，每个时代有各自的快感和忧伤。而在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各类问题也随之展现，它并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也没有成熟的文本和成功的道路可以比照。回顾2011年诸如“郭美美”、“小悦悦”、“碰瓷”、“地沟油”、“留守儿童”等各类热点事件和词语中，会发现利益至上的而人性被降到极低的程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中，作者说到：“是文明的兴起导致了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实际上，在我们从热点事件中去思考城市财富的二次分配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农村所应该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当媒体报道农民甚至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时，人们甚至会有历史倒退的错觉。 在浮华都市景观后面，苦难常常被忽略，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关于底层、农民的著作散见，譬如于建嵘《底层立场》、贾平凹《定西笔记》、肖复兴《底层的叩问》、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调查》、陈庆港《十四家 : 中国农民生存报告》等，这些著作从底层政治、生活、经济、心态等各方面做出调查和分析，而从普遍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农民工，因为其长期的历史原因，一直在底层挣扎生活。缺少文明的普及，他们通常依赖于城市，甚至长期提供廉价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多数时候，他们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时候，自己的境况却与日剧减。当农村人将进驻城市当做福祉时，城市人却变得更有攻击性和掠夺性。在郭于华的《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中提到：“‘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构成的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他们的历史的重要内容。可以概括地说，这些普通农民的历史正是一部苦难的历史。” 《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采用了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式相结合，展现了底层多数恐惧、保守、落后、贫穷的生存现状。何谓“底层”？在郭于华的书中，主要囊括了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这部分人群与社会群体出现分化，按照社会阶层分析模式，他们逐步成为了经济力缺乏的社会边缘人群。实际上，在基本权利难以通过制度保障、在基本发展缺乏正常机制引导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沦为“底层”。而这也是本书的所讲述的根本所在。与其他研究底层书籍不同的是，这本书从底层记忆、文化意义开始，在无形中讲述了“底层”的演变史。“底层”何以为“底层”？这样的问题出现，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底层”何以摆脱“底层”命运？ 倾听，不是带着情绪更不能仅仅记录怨恨，倾听是为了客观的讲述和记录，以及更客观的分析。长期以来，诸如《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一书中记录的“底层”，常常不知道生命和尊严为何物，也不会书写和记录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或与大历史交汇的内容，常常在口耳相传中记忆被选择性丢失。在其《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一章里，可以看到当个体劳动变成集体化行为后，个体的记忆被模糊和替代，而集体的记忆却丢失。剩下的，只有对苦难的记忆：身体疲劳和病痛，劳动任务繁重和妇女在劳动强度上和劳动分配上的不平等。在看似充实的精神生活记忆上，物质生活的匮乏成为主体。尤其是女性记忆上，她们按照集体逻辑，将集体化时代的劳作看做妇女解放和先苦后甜的顺理成章转化，于是苦难渐渐被消解，剩下的是对集体狂欢的记录。 究竟是集体狂欢还是集体伤害呢？答案不言而喻。在对陕北骥村的研究中，《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利实践的解释》、《历史是如何书写的》、《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论文中，可以看到，对民众观念的改变和塑造中，创造了一种虚拟的假象，而当农民跟随社会意志时，社会意志却在鄙视和抛弃农民群体。这便是一直作为底层的群体对国家形象的理解：权威和值得敬畏。个人的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被推翻，失去了个人的仪式和权利，而无法支配自我生存与发展，必定成为一种集体伤害。 我们现在反思这样集体性的伤害，可以逐步挖掘到这样的源头。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伤害，才使得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一直遭受不公，而尽管在当下情况下，这样的不公在逐渐被化解，但是否农民和农民工就能最后获得真正的平等呢？在历史发展数十年后，我们跟随作者的目光进入广东省外来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进入河北农村老人群体中，会发现在新的社会分配机制下，集体记忆的残存成为一种不适应，社会保障对这一类底层群体始终未显公平和偏重。在作者的微观文化研究下，农民的非农活动因为文化传递的方式改变而落后于时代。而这也造成了“代与代之间的断裂”。 毫无疑问，底层苦难已经陷入一种困境，而我们却还未学会倾听。因为个人与集体的冲突，以及幸福不能分享，文化不能传递，价值不能最大体现，最后底层被忽略。但大多数时候，历史是从底层书写开始，自下而上逐步蔓延和替代。在多元化社会中，我们更要注意集体权力的规则与个人利益的实现应该是共同融入历史良性发展的。底层无法融入历史，还是因为底层被社会主流所抛弃和忘却，而这样必然充满值得警惕的危险。 文|黑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