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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1928—）所著、初版于1983年的《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和意大利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法国拉杜里的《蒙塔尤》齐名，并列为微观史学的经典之作。2000年，台湾学者江政宽首次将其译为汉文（定名为《马丹·盖赫返乡记》）；2009年，刘永华先生翻译的简体字本也与广大读者见面。 笔者过去从未接触过这类新文化史原典，粗粗浏览过后，感觉其风格与国内部分史学论著有着很大不同。习惯了传统史书渲染帝王将相的波澜壮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经给笔者以很大启发，即选取历史长河中某个不起眼的一瞬，结合相关档案文献以及后代学者们的零碎记录，加以合理地拼接组合，还原出一段鲜为人知却饶有意味的“另类史”。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不妨借助刘徽的割圆术。割圆术原本是为了求得精确圆周率而提出，就是在圆内尽量多接正多边形以使其周长和面积分别逼近圆周长和圆面积。笔者深感高中和本科阶段接触的历史学看起来好像都是个平整光滑的圆形，王朝的兴衰更替、权贵的勾心斗角、残酷的战争杀戮周而复始、平淡无奇。《马丁·盖尔归来》连同反映十四世纪法国小山村生活的《蒙塔尤》，当是对宏观史学严重缺乏底层关怀的深入开拓，显露平整中的曲折，突出光滑中的毛糙，读后着实给人耳目一新的体会。 与《蒙塔尤》相比，《马丁·盖尔归来》也利用了刑案卷宗的原始资料，不过考察的事例更为直接和具体，就是关于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巴斯克农民的冒名顶替案。1548年，家住法国南部的叛逆青年马丁·盖尔抛下妻子贝特朗和儿子桑克西离乡闯荡西班牙，就此杳无音信。八年后，一个面相酷似马丁·盖尔的巧舌如簧者阿诺·迪蒂尔来到此地，骗得了马丁叔父皮埃尔和贝特朗的信任，名正言顺以马丁·盖尔自居同他们生活了近四年，直至1560年被皮埃尔告上法庭。在阿诺逼真的表演之下，法官科拉斯等又几乎已经相信皮埃尔为了霸占侄儿财产而诬告其假冒马丁。就在判决将对原告非常不利的关键时刻，厌倦了浪荡生涯的马丁·盖尔回到故乡，闻得家中变故后拖着一条负伤截肢后安上的木腿及时出庭……阿诺终于遭受最严厉的惩罚，走上了设在马丁农舍前的绞刑架。 这无疑是个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倘若它发生在21世纪，那么凭借先进的体貌、声音、指纹、血型甚至DNA分析技术，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判定“新马丁”是否为贝朗特的丈夫、桑克西的父亲、皮埃尔的侄子。然而事件发生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十六世纪中叶，在绝大多数村民不识字、文化程度极低的情况下，除了当事人的对质、口供，很难有行之有效的审案方法。审判过程便可有所展现那个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等思想痕迹，并反映出个人与家庭、家族、社区的复杂关系。譬如作者大胆推测相信“新马丁”的多为刚刚崛起的新教信徒，而保守的天主教徒则多半支持皮埃尔，不能单单根据亲疏远近一刀切。作为女性，娜塔莉对书中女一号贝特朗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同情。娜塔莉出生在犹太人家庭，早年思想激进而左倾，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与丈夫钱德勒同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对妇女在清教徒国家中的地位感触颇深。贝特朗在阿诺·迪蒂尔行骗的蛛丝马迹愈发明显后仍然拒绝指控并作证，除了名誉上的考虑，也许还有其难言苦衷：与其同阳痿而冷漠的丈夫马丁琴瑟失调过一辈子，不如跟眼前善解人意的“新马丁”将错就错白头偕老。在名声、身份与爱情、财产的多重斟酌中，贝特朗包括其夫、其姑（马丁的四个妹妹）、继父（马丁叔叔皮埃尔，他后来娶了贝特朗的母亲）的举动、言语、立场各异且心照不宣，或许她们的身上正带着娜塔莉某些人生阅历的烙印。 1990年，美国教授孔飞力撰写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9年由陈兼和刘昶合译出版中文本）用类似研究方法详述了中国乾隆盛世时一桩牵涉多省上亿人的巫术奇案，引发学术界轰动。此外，被外国史家津津乐道的波卡洪塔斯、塔布曼等对历史演进起过一定推动作用的小人物在中国亦研究甚少，无论是研究本国史抑或西洋史，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学者们努力耕耘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