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贵族演变的系统诠释——《英国贵族史》评介
于民 [史学评论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从不同角度研究英国贵族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且不乏真知灼见。如R.P.艾贝尔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贵族和军职》、R.阿希和A.伯克的《君王官职恩赐和贵族：近代初期的宫廷》、J.V.贝科特的《1660--1914年英国贵族》、J.沃德的《中世纪后期英国女贵族》等。但就国内而言，研究英国贵族的成果却寥落晨星，仅见于数量不多的几篇论文①，或某些有关政治史专著的只言片语，使人很难一窥英国贵族发展与演变的全貌。幸而，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阎照祥先生的专著《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约27.5万字）为国内的史学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
作为国内首部研究英国贵族演变的专门史著作，首要任务是"勾勒英国贵族的发展脉络，揭示他们从军事贵族到封建贵族、继而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贵族、再从资产阶级贵族中演变出工党贵族的基本轨迹"（《英国贵族史》第5页，后面引文皆引自本书）。为此，作者以新颖的视角将英国贵族体制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六个阶段。5-11世纪是晨曦初露"朝阳显现"的时期。历时600年的不列颠战火刺激了军事贵族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伴随战争而进行的"册地"使军事贵族又陆续演变为封建俗界贵族。此期，基督教的传播也营建了教会贵族等级制。约自10世纪起世家大族的谱系逐渐清晰。自1066年"诺曼征服"到12世纪后期是"日光重布"时期。原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体制被重新改造，建立了相当严格的封建主义封君封臣体制。其不同于大陆封君封臣制的特色是，在不列颠"国王附庸的附庸也是国王的附庸"。12世纪末至15世纪是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贵族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以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为序的五级贵族体制也大致成型。自都铎王朝建立至1688年"光荣革命"是世俗贵族主流的"拨云破雾"时期。与欧洲多数国家贵族体制已在变形、扭曲和衰败不同，英国贵族却能在风云迭起、瞬息万变的改革和革命时期，根据王权的盛衰调整和发展力量，最终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主动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绅阶层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贵族组成，使贵族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更新。
自1688年转折至19世纪后期是"斜阳丽彩"时期。有异常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使不列颠的贵族群体走向衰亡，反而建立了资本主义贵族寡头体制。贵族寡头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但资产阶级的兴起开始改变英国贵族的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是英国贵族的"夕阳西坠"时代。随着大地产制的衰落、政治特权的被褫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力量的茁壮成长，以及后来的工党上台执政，这一时代，贵族的成分被极大的改变，完成了"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贵族、再从资产阶级贵族中演变出工党贵族"的转变。随着1999年1月20日英国工党政府旨在取消世袭贵族在上院中世袭席位的改革计划要点的公布，不列颠世袭贵族体制最终走向了坟墓。
与多数国家的贵族体制在近代就走向衰亡不同，英国的贵族体制从产生到步入坟墓历时一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国贵族群体有如此强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连续性呢？前人对此所述无多，而这又是揭开英国贵族体制与其他国家命运如此迥异的关键所在，为此，作者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之进行探究。作者认为，概述之，原因有四：一是他们在漫长的中世纪善于协调自身与王权、宫廷的关系。多数情况下，贵族能够理智地分析各种利害关系，通过群体力量建设性地解决现实问题。他们反对国王独裁，是王权的对抗者、挑战者、监督者和制约者。"可以断言，没有不列颠贵族的联合行动，就不会有《大宪章》、《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的制定，也不会有17世纪内战、'光荣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第3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举行封建割据的无政府叛乱，以维护以国王为首的整个英国贵族的利益，因而又是王权的追随者、服从者、合作者和维护者。至此，对这一原因的探析已较为明确，但作者并未就此而止，而是以13世纪为例作了进一步分析。作者指出，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是13世纪英国教俗贵族政治家的一笔无形资产，它有助于一个实力可观的贵族反对派的出现，有助于贵族和王权的矛盾和对立的形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了政治上的均势和对抗。倘若英国两界贵族甚少政治分歧和对立，要么是一致地支持国王，要么是坚决地反对王权，英国的政治前景只会有两种选择：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割据。这样以来，不列颠就难以出现议会，政治民主的幼芽也就不会及时萌发。此为灼见之析，表明作者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停留于前人的既有成果上，而是不懈辛劳的开拓。
二是英国贵族在社会结构迅速更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善于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情势下，较为老练地处理本阶级与广大民众的关系。这一概括是作者在对贵族寡头体制的成因、贵族寡头体制与政党竞争、贵族含义和人数的变化、贵族和大地产制、贵族与工业革命、贵族对其他权力的垄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后得出的。
三是贵族体制的系统性和开放性。"所谓系统性是它在各个时期，都拥有界限比较清晰、职权相当分明的等级划分、管理模式和传承制度。所谓开放性是它的成分能通过自然淘汰，爵位、封地或地产财产的转让，爵位封赐和晋升，逐渐地部分地更新"（第3-4页）。
四是英国贵族拥有独特的息身机构--议会上院。"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涉及国家权力的各方面，权力最集中的地方是议会上院。尽管上院地位之尊不如国王，人数之多不及下院，而且还有国王掌握贵族恩赐权、上院开会出席率较低、与上院相比下院是国家立法机构更重要的组成部分之特点，但作者指出："还不能简单地得出'光荣革命'后上院权力弱于王权和下院的结论"（第251页），因为，直到19世纪末，英国贵族仍可以利用群体立法的能力限制王权；国王和掌握政府权力的部分上院贵族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上院贵族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司法权，有权审理各类上诉案件；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前，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组织水平比较低。作者此论无疑是对过分夸大下院权力观点的有力驳斥。
既然是英国贵族史，贵族的精神风貌、教育文化、欧陆留学、婚姻制度、继承关系、庄园生活自然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作者在第二、三、四、五章中，共辟八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得《英国贵族史》一书内容完整、体例完善。
在内容体例之外，文笔的优美、语言的流畅构成了本书的另一大特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而作者在行文中时刻注意力求语言的精练，同时特别注重文笔。如"女王婚姻谈判涉及到几个国家，牵连到她的心腹贵族，先后数十年，始终举棋不定，致使岁月蹉跎，年华老大，终身未嫁……由于狭隘和嫉妒，她把臣下对她的感情看得格外重要，不容许他们私下端起爱情和婚姻的美酒自斟自饮"（第185页）；"当作者纵观一千多年英国贵族体制发展特点和态势，并试图划分出若干阶段时，会油然联想到一轮缓行长天的白日"等佳句不胜枚举。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多年成一书的艰辛。
或许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或许是因为研究方向的不尽一致，笔者认为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需要加强：
一方面，作者重点探究了贵族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在其他方面似乎着墨过少。无容置疑，贵族--特别是贵族上层，与王权、议会、内阁、大地产制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贵族，特别是贵族下层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饮食文化、对各社会变革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也应该是贵族史所应该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对宗教贵族和女贵族的研究。本书的前三章涉及宗教贵族的篇幅较多，但后三章却相对较少，这可能是与宗教贵族政治作用的衰减有关系。英国的女贵族对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如奥马女伯爵哈维萨曾在管理地产和监督家内仆役方面为世人树立了典范。又如，西蒙.德.孟福特的妻子埃莉诺（亨利三世之妹）曾经留下了一部令人神往的帐目。这部帐目不仅仔细记下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细目价格，而且记录了家内人员的经常性变动。借助这一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再现往日的生活方式，研究仆人中间复杂多样的分工。此类事例不一而足，但作者对此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英国贵族史》一书还存有一些小的缺陷。一是个别段落的论述不尽严谨。如第28页第二段论述的是"郡法庭、百户法庭和乡镇法庭的贵族化特征"，但本段除对郡法庭的贵族化特征作以论述外，却忽略了对百户法庭和乡镇法庭贵族化特征的论述，并转向了对私人法庭的讨论。二是同一术语前后翻译的不尽一致。如第31页的"贤人会议"在第93页却翻译为"贤达会议"；第139页的《信仰划一案》（此翻译似乎不妥，应译为《信仰划一法案》）在第147页翻译为《划一法案》。三是个别语句尚需进一步润色，否则让人费解。如第105页最后一段，"14世纪初，在5级贵族之上的王室贵族中，还出现了一个颇为独特的、专为王储所占有的称号--'威尔士亲王'。该称呼最早为一度统一过全国的威尔士王子利维伦制造出的名号。1282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率领大军与舰队攻击威尔士，利维伦死于非命。两年后，威尔士合并于英格兰，爱德华在1301年把威尔士亲王之头衔加给不列颠王位的继承者"。利维伦到底是英格兰人，还是威尔士人呢？又如，第110页第一段的"主人不应该评判主人"让人费解。四是存在较多的点校失误。如第78页的"贵族反动派"应改为"贵族反对派"；第80页的"专职君主制"应改为"专制君主制"；为保持前后数字运用的一致性，第225页的"第九任昆斯伯里侯爵"应改为"第9任昆斯伯里侯爵"、第261页的"一人是贵族之孙"应改为"1人是贵族之孙"。五是个别概念的使用欠妥当。如第260页最后一段，"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贵族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内阁的控制"。此期的内阁是最高国家"行政权力机构"，而不是最高权力机构。六是个别地方存在统计数字错误。如261页"据统计，18世纪负责外交事务的44名阁员中，28人是大贵族，10人是贵族之孙，6名是平民外交家成为新贵，余者仅5人未入上院，但大多获士绅称号"，负责外交事务的内阁成员到底有多少名呢？。又如本页的"1780-1820的所有65名阁员中，上院贵族43人，贵族之子14人，贵族之孙1人；其余8人中6人出自士绅家庭"，如此总数为66人，而非65人。
的确，《英国贵族史》一书确实存有些许不够成熟之处和点校等方面的失误，但瑕不掩瑜，作为国内研究英国贵族的拓荒之作，其在我国英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注释：
①笔者所能见到的与英国贵族体制相关的论文有：（2000年6月前）《论都铎王朝阶级关系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龙岩师专学报》，2000年第二期）、《英国地主阶级兴起的原因》（《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三期）；（2000年6月后）《英国贵族阶级属性及等级制度演变》（《史学月刊》，2000年第五期）、《16世纪英国社会的等级状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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