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人类历史的新视角 ————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姚北桦 [新青年·中国学术城]
孟驰北的新著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6月版，两卷本），是一部站在人类历史的源头审视社会发展史的力作。作者找到了一个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对诸如为什么只有亚欧大陆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欧亚大陆主宰人类命运，为什么同是文明发祥地的亚洲与欧洲竟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原来辉煌的亚洲后来落伍了而原来落后的欧洲后来居上竟把亚洲远远执在后面，为什么东西方在政治、法律、文化、社会风尚、宗教以至两性关系等等方面有如此明显的不同等等，为解答这些长期困惑人们的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人类分成两个群落：一个以采集植物果实为主，由此发展为后来的农耕民族；一个以狩猎为生，由此发展为后来的游牧民族。这个大分工早就被学者们注意到了。但这两大群落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却被中外史学界忽略了。本书作者认为，农耕民族当时基本上分布在大河流域的沃土上，限于当时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还很低下，田连陌的情况是很少有的，人都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生息着。农民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很少有流动。老子说：“鸟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因为农民不能与外界接触，避免了不近亲交配，这就会形成人种的退化，直至消亡。在远古，肯定有许多小的群落就这样消失了。幸亏欧亚大陆有三支强大的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游牧民族、闪含游牧民族，靠他们的存在，把人类从这个厄运中解救出来。游牧民族的可贵处在于能游动，牛羊要追水草，牧民就不能不随着牛羊游动。游牧民族游动哪儿，就和那儿的农耕民族混血。欧亚大陆上的现在民族无一不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混血，这样就实行了优生，避免了人种的退化。此外还应看到，在远古，在那极端封闭的群落中，如果没有信息的补给和冲击，同样会自行消亡。游牧民族是古代重要的信息载体，是他们把东方的信息传到西方，又把西方的信息传到东方。从平原传到山区，甚至深山老林。靠着这些信息,远古人的生活才丰富起来，智力才开发起来，社会才发展起来。等到游牧民族跨上马背之后，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面更广了。
本书作者从分析人类生命现象着手分析草原文化。他认为，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是占有。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自然竞争中有保持自己的存在，是靠占有的冲动。为了实现占有，生命迸发出了最大的潜力，生命中也培养出活性精神元素，如冒险、冲刺、拼搏、无畏、勇敢……。当然，光有活性元素还不能保全自己，生命中同样需要惰性元素，如妥协、退让、忍让、屈服等等。草原民族继承并发展了生命中的活性元素，草原文化的特征是尚武、尚力，重视个人的表现，这构成了草原文化的内核。而农耕民族为了保持社会生活的平静与平衡，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生命中的惰性元素。农业文化的特征是尚文、尚德，贬抑个人，尊崇群体。从此欧亚大陆上出现了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板块。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创造了十分精美的农业文化。在亚洲大陆，游牧民族不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入侵，即使在军事上胜利，或迟或早都要被农业文化同化，哪怕建立了政权，也逃不脱最后被同化的命运。因此，在东方就建立了相对牢固的农业文化传统。在欧洲，情况就明显不同，因为农业很脆弱，农民在数量上相对比较少，农业文化也比较疏陋，同化力不大。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入侵从公元前两千年一直持续到12世纪，因此，草原文化就占了优势，形成欧洲的草原文化传统。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就在这里。抓不往这个根，就很难弄清东西文化的区别。这是本书作者在史学领域提出的一个大胆的也是重要的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工来社会以前的农业社会，是没有办法实行自我调节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社会的熵就会增大，就会出现无序状态。每到这种时候，游牧民族的冲击就起着推动历史的作用。从3世纪开始的日耳曼人对欧洲的人侵，严重破坏了古罗马文明，但也同时破坏了许多阻碍历史进步的东西，为后来欧洲的大发展扫清了道路。游牧民族的这个作用在中国尤其明显：每当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发生了异质文化和异质血统的混合之后，中国必出现一个强在的王朝。春秋战国实行了民族大混合后，出现了强大的王朝。春秋战国实行了民族大混合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朝和汉朝。南北朝对峙三百年，长时期的文化和血统混合出现了强大的隋朝和唐朝。经过元代多民族大混合之后，出现了强大的明帝国。在欧洲，世界三大民族都向它们进攻过，而且入侵的频率很高，虽然遭到巨大的牺牲，但社会常保持着旺盛的劲头。作者认为，在15世纪洋枪洋炮发明之前，游牧民族是推动欧亚大陆进步的强大力量。
盂驰北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对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它不会给自己划上句号，它熬不住静，它要动。进入欧洲的草原民族，由于习惯了流动，不安于固守在田地上务农。在中世纪，这些不屑于务农的原注游牧民族就四处抢劫、斗殴、厮杀，特别在农村，弄得鸡犬不宁。基督教发动十字军东征，很重要的原因是想借战争消灭这些不安定的力量。在战争中这些人被消灭了一些，但大部分后来都转化成商人。商人是流动的，是要冒险的，商人的生活习性和牧民很相合。最原始的商人就是游牧民族转变的。在中世纪欧洲，大量不安于农业的原牧民转成商人。他们从绿色的海洋转到蓝色的海洋，跳下马背又上了舟船。就在发展商业的同时，草原文化逐步升华为商业文化。它们的核心还是生命中的活性元素。后来又在发展商业的基础上发展出工业文化。工业文化的核心依旧是那些活性元素。文化的形态不同了，但一以贯之的是草原文化的精髓。在本书作者看来，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它是保护生命中的惰性元素的。农民重土难迁，又缺乏冒险精神，是不会有太多的人从事商业的。再说，几千年来，中国都是重农抑商，商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商业就发展不起来。在商人中坐商多于行商，在行商中短程贩运又多于长途贩运，跨海经商的人更少得可怜。在这样的商业基础上当然产生不出工业文化来。于是农业文化除了使自己变得更加精美之外，不可能蜕变出新质文化。这样，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上就有了两条红线。西方的红线是：原始采集文化、原始狩猎文化、农业文化、牧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东方的红线是：原始采集文化、农业文化。这两条红线对人的心理塑造 、能力锻炼、思维培养是大不相同的，社会的成熟程度是不相同的。忽略了这一点，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明清之际出现资本主义就说不清了。
作为文化传统中的主流渗透在人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人的性格而论，草原民族是肉食民族，农耕民族是素食民族。农耕民族是黄牛的性格：温顺、善良、勤劳、忍让，牛在中国和印度都普遍受到人的尊敬。而草原民族是崇敬狼的，突厥就以狼为图腾，军旗上都锈着狼，所以草原民族都具有狼的性格：凶暴、勇猛。此外，本书还从政治、法律、两性关系、宗教等方面论证了两种文化的的异同；对东方的专制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生成，也在两种文化的对比中找到了答案。
作者“发现了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在欧亚大陆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本书《后记》），为观察东西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正因为是新视角，某些论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难免会引发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果由此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前进，那末这种争论倒是一件大好事。
转引自《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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