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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相信，罗马人对军事战争的热情，首先是从他们对武力的崇拜开始的。尽管质朴、勤劳、节俭等古老的美德都随着晚期罗马大量财富、土地和五光十色的外来文化的涌入而发生了扭曲和异化，但崇尚武力，以及与此相关的信奉“拳头里面出真理”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情绪，却始终贯穿在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崇尚武力、注重实力属于罗马人民族性格的范畴；而民族性格的形成又不可避免地与他们的起源文化认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从事的经济生产形式等有密切联系。因此，当我们把罗马人的尚武传统作为一个观察的点，就是为了能够从这个点发散出去，对罗马的文明做一个立体的介入，这种感觉一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文字：“很小的事件的开展都像是一个大的命运，并且这命运本身像是一块奇异、广大的织物，每条线都被一只无限温柔的手引来，排在另一条线的旁边，千百条互相持衡。”[1] 一 从源头上讲，人类崇尚武力是因为迷恋于胜利所带来的成就感；这是一种本能的喜悦，它最初是由自然赋予的。远古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与自然斗争，留下了苦痛的记忆，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征服自然，掌握自己的命运；当他们把这种希望带入初期的文明社会，就转移为对敌对族群的战胜欲。所以，尚武精神在根本上是一种改造现实以开创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和一种宣泄生命能动性的战斗情怀。在罗马人那里，尚武精神也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粗鄙野蛮的暴力倾向和黩武主义，而体现为一种溶于血液的个性、一种对战争的集体向心力，以及对英雄的仰慕和赞叹： （1）好勇斗狠、粗犷豪迈、坚韧不拔的性格。 罗马人总是鼓吹自己是战神的后裔，因此将好勇斗狠视为一种先天的宝贵品质。诗人贺拉斯就曾这样告诫后辈：“年轻人必须在战争中锻炼四肢/像对待朋友一样忍受艰难困苦/学会袭击野蛮的帕提亚人/叫他做你的刀下鬼/你要在苍天之下危难之中/生活下去。”[2]可见，在罗马人的思维中，战争已经被视为一种教育公民的方式，吃苦耐劳和勇敢顽强则被作为公民道德与能力培训的重要内容。为此，“他们要习惯于按照军队的步伐行进，这就是说，要在五小时内行军二十哩，有时是二十四哩。在行军的时候，他们要背负二十里弗的重量。他们要学习习惯于全副武装地奔驰和跳跃。他们在操练的时候要带着剑、标枪、箭，它们比起普通的武器来要重一倍。而且这样的操练又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的。”[3]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罗马人不仅使自己的体能（生理性）和武艺（技术性）得到了加强，而且逐渐锻炼出了一种钢铁般的意志（精神性）。也正因罗马人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艰苦卓绝的训练中，他们无暇，并且也不愿意像希腊人那样去追求精致和美丽。他们知道，即使把自己打扮得容姿焕发，但那很快就会被军训或格斗中的鲜血和汗垢所侮，那些华美繁复的装束不是成为自己冲锋陷阵的负累就是使自己成为他人的笑柄。据说，早期的罗马人不洗或很少洗衣服，他们每天只把干活时沾在手臂和腿上的尘土洗掉，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澡，以致身体常常散发异味。但正如塞内加所说，那“是军旅生活的味儿，是劳动的味儿，是男子汉的味儿。”[4]罗马人的野性作风还促成了他们对残酷的角斗竞技之热衷，这是他们在很早的年代就引进的、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历史学家提到的最早的角斗表演发生在公元前264年。”[5]甚至，罗马人后来普遍地将角斗表演作为葬礼上的一种助兴之举。在战场上，罗马士兵勇武豪壮的禀性往往驱使他们表现得剽悍凶猛、不屈不挠。譬如，根据恺撒的《高卢战记》，前54年，纳尔维人围攻奎因都斯.西塞罗的冬令营，在连续攻击了七天后，他们又发起火攻，形势相当危急。但罗马人始终毫不放弃，表现出大无畏的本色——“士兵们的斗志是如此之昂扬，心神是如此之专注，虽然火焰到处熏灼他们，大量的矢矛在骚扰他们，而且知道自己的财物和行李都着了火，不仅没一个人离开壁垒退出战斗，甚至连回头看一下的人都没有。人人都以最奋发的热情和勇气战斗着。”[6] （2）广大人民对战争的理解、支持。 由于推行公民兵制度，罗马可谓一个全民皆兵的社会，全体国民对战争抱有极高的理解度和支持度。罗马人对战争，或者至少对公民应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质非常重视。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把战争作为检验公民合格或优秀与否的试金石。当时，罗马妇女甚至不被允许在重大的国家战争失败之际为战死的丈夫痛哭，因为她们被要求将全部的意志用于坚强、振作和塑造报仇的决心；而对于那些临阵脱逃者或企图投敌者，不要说正规的军法会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就是他的妻子、儿女、父母、朋友也全都会嗤之以鼻、不容之于世；相比之下，罗马人对战败的同胞通常是比较宽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战败者未必个个是懦夫，只要在沙场上确实尽了全力，就是值得敬重的。比如，在前321年的考狄昂峡谷战役惨败后，罗马人民并没有对战败归来的士兵冷嘲热讽，反而依然表示欢迎，给予他们应得的尊严。荣誉归于英勇者，耻辱归于怯懦者，整个罗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军营般的氛围之中。 对大部分罗马公民来说，从军打仗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谋生致富之道，更是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的最佳选择。所以，整个罗马社会都涨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从戎热情。这明显表现为两点，一是军队数量的庞大，二是兵员补充的迅速和高效。据测，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各条战线上作战的罗马军队至少达十万人以上。“在特拉西美诺湖之战（公元前217年），罗马执政官率领的全部三万保卫意大利的军队被歼。在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八万罗马士兵七万阵亡，其余不是被俘就是逃散，虽然如此，罗马却能在短期内恢复过来。”[7]而在较早之前的皮洛士战争中，罗马曾在赫拉克里亚之战里阵亡了七千人，被俘了两千人，造成军队损失近半。然而当皮洛士想趁胜与罗马缔和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皮洛士的使臣西尼阿斯并没有在罗马看到他所想象的诅丧和恐慌，却目睹了罗马群众争先恐后参军的盛况[8]。据李维记载，前458年，罗马人与厄魁人、萨宾人发生战争，两名元老院的使者在田间地垄里找到了昆提乌斯.秦奇那图斯。当时他正在犁地，但一听完使者的战情介绍，便立即擦去身上的灰尘和脸上的汗水，换上妻子递来的战袍，毫不犹豫地奔赴了战场。[9]这个秦奇那图斯是当时罗马的新任执政官，但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在这则史料中被揭示了出来——一名普通的农民。可见，从军卫国作为一项无需思考的使命，很早就在整个罗马深入人心了。 （3）对英雄主义的崇拜。 生活在帝国时期的古罗马作家朗吉努斯曾在《论崇高》中将英雄的人格说成是与自由相连的“灵魂中的伟大品质”。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人们丧失了对这种品质的培育，反而自幼便受到一种“奴性教育”，被羁入“心灵的铁笼、人人的监狱”，以致“大家都在冷漠中虚度一生，既不奋发有为，又无雄心壮志。”[10]所以，罗马人对英雄的崇拜作为他们尚武精神的一种延伸，不仅是鲜明而炽热的，而且还上升为他们对崇高道德的态度。 早在公元前500年，在抵抗伊达拉里亚人的战争中，青年霍拉西斯.柯克莱斯冒着生命危险募挡敌阵，就被传为佳话，成为了罗马人敬慕的英雄。[11] 又如，前55年，在高卢作战的罗马军队遭到乌西彼得人和登克德里人的突袭，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将这场战役里一位名叫毕索的勇士记载了下来：“他在他的兄弟被敌人包围时，抢过去援救，把他的兄弟就脱了险，但自己却从受了伤的马背上摔下来。他一直极勇敢的抵抗着，直到在重重围困中受到许多伤被杀为止。他那位本已退出战斗的兄弟，在远处看到了，重又驱马冲向敌人，也同归于尽。”[12]这样可歌可泣的行为一向是为重视情义、不怕牺牲的罗马人所感动的。李维在《建城以来史》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图卢斯王统治时期的故事：战胜归来的罗马青年普布利乌斯.贺拉提乌斯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姐姐，原因是后者的未婚夫正是一名战败身死的敌军士兵，而她却为之恸哭流涕。然后，贺拉提乌斯被带到国王和民众面前接受法官的审判。在上诉过程中，贺拉提乌斯的老父亲发表了一份在我们看来意想不到的演讲，内容是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杀死自己的女儿是无可非议的，并且作为父亲也是支持的；如果儿子不杀死姐姐，他反而会惩罚儿子。[13]“他一边说一边拥抱着儿子，并指着作为战利品挂在那里的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的盔甲说：‘我的罗马同胞们，这就是你们刚才看见的，带着胜利的荣耀和喜悦昂首阔步走进来的那个年轻人。你们能忍心看着他戴枷示众，被鞭笞受折磨吗？……去吧，扈从把这双以剑和盾为罗马夺得权力的手绑起来吧。去吧，把这位罗马城的解放者的头蒙起来，吊在凶兆之树上，或者在城墙之内，长矛和战利品之中拷打他，而那些战利品就是他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或者在城墙之外，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的坟墓前拷打他。你能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有什么地方连他的荣誉也保护不了他免受如此丢脸的惩罚吗？’”于是，贺拉提乌斯被释放了。[14]这则材料向我们展示了时人对身膺战功和荣誉的勇士怀有发自肺腑的钟爱，以致可以容忍后者的某些错误。可以说，正是罗马人的英雄主义情结消抹了他们平日严明的法纪观念，使他们在陶醉和同情中扭转了这名莽撞的罗马青年本该遭受的无情命运。 但古罗马的英雄主义是有其特点的，它和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有所不同，后者充满了细腻的、浪漫主义的韵味，而前者却是一种雄浑的、饱含爱国主义热忱的英雄主义：希腊的英雄常常是为个人而战，而罗马的英雄则往往为国家、群体而战。希腊英雄的战斗激情是植根于个性与自由的，而罗马英雄则更倾于将自己呈送给某种独立于自我之外的存在。所以，希腊的英雄主义通常是歌颂个人的力量，而罗马的英雄主义则是礼赞团队协作和彼此扶助。譬如，在上文提到的那场罗马军队与纳尔维人之战中，恺撒还记载了“两个极勇敢的人”，一个叫季度斯.普尔洛，另一个叫卢契乌斯.瓦伦纳斯，他们为了较量谁更勇猛领先，竟不顾危险，展开了一场比赛：“（普尔洛）跨出战壕，向敌人最密集的部分冲去。瓦伦纳斯怕人家说他胆怯，也不肯再停留在壁垒山，便也紧紧跟上来。”但在这场比赛中，他们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危险，首先是普尔洛遭到敌人围攻，幸亏“瓦伦纳斯赶向他那边，在他危险时给了他帮助”；然后是追击敌人的瓦伦纳斯“一个筋斗跌进地上的洼坑里”，也遭到敌人群攻，是普尔洛帮他解了围。恺撒明显有意突出了两人并肩拒敌的重要性，写道“在这番竞争和比赛中，命运之神好像先后轮流光顾了这两名对手，使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助手和救星，以至于要判别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比较勇敢些也不可能。”[15] 黑格尔说：“罗马所谓德行是指勇敢；然而并不是个人的勇敢，而是根本上和同伴们联系时表现的勇敢，这种联系被看做是至高无上。”[16]所以，在罗马人眼中，英雄除了要能够武艺高超、以一挡十外，还一定要能够与战友肝胆相照、同舟共济。 二 尚武传统在罗马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是点燃了罗马人无所畏惧的战争狂热并鼓舞了他们锲而不舍的斗志。倘若说罗马人的爱国主义和荣誉信仰是他们对外征服的思想旗帜，那么，尚武传统就为他们提供了蓬勃不竭的勇气和动力。罗马人的尚武之风则是多方面因素汇聚、综合而成，不是某种单线发展、沉淀的结果。 （一） 独特的起源文化认同孕育了尚武精神的雏形。 在罗马民族的历史中，至少有四条文化根基，一是拉丁人元素、二是萨宾人元素、三是伊达拉里亚人元素、四是希腊人元素。而这些民族无不是武力和自由爱好者，就奠定了罗马人“剑”的文明的基因。 （1）拉丁人与希腊人 罗马人中间流行着这样一个传说，即认为自己的远祖是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而直系祖先，亦即罗马城的缔造者，则是马尔斯之子罗穆路斯。瓦罗就曾说：“罗马版图内最古老的城市是罗马，它是罗穆路斯王所建。”[17] 在维吉尔的名作《埃涅阿斯记》中，一切都开始于那场惊心动魄的特洛伊战争。在希腊联军使计攻破特洛伊之后，亡国的王子埃涅阿斯[18]带领一些族人从熊熊烈火中逃了出来，他们分乘几条小船，流浪于地中海之上。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埃涅阿斯一行终于在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姆地区登陆。当地国王拉丁努斯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后来，埃涅阿斯帮助国王同鲁图利人作战，并迎娶了拉丁努斯的女儿拉维尼亚。拉丁努斯死后，埃涅阿斯继承了王位，幸福而卓有成效地统治着他那和睦的特洛伊人和拉丁人。后来，埃涅阿斯的儿子在第伯河口附近建立了阿尔巴·隆加城，其子孙在这里统治了300多年。在阿尔巴·隆加的第15代国王努米托尔时，又一个故事发生了：国王的兄弟阿穆略篡夺了王位，后者生性残暴，野心勃勃，因害怕哥哥的后代报复，他杀死了侄子，并强迫侄女西尔维娅去做不许结婚的维斯塔贞女。但战神马尔斯却来到了西尔维娅身边，和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阿穆略得知后又惊又怒，下令处死侄女，并让一位名叫浮斯图卢斯的奴隶将双生子投入第伯河中。但战神设法救走了西尔维娅，也使河水把装着双生子的篮子冲到岸边。孩子的哭声吸引了正在河边喝水的一只母狼，它奔到孩子们身边，不仅没有伤害他们，反而慈爱地舐干双生子的身体，把他们带回山洞，用自己的奶喂养他们。[19]不久，一位牧羊人发现了这对孩子，把他们带回家中抚养，给他们分别起了名字，哥哥叫罗穆路斯，弟弟叫勒莫斯。长大成人的两兄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他们被赶下台的外公，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决定报仇雪恨。他们苦练武艺，并逐渐聚集起一群牧人、流浪者和逃亡的奴隶。这时，由于阿穆略的统治残暴，人民早已对他恨之入骨。罗穆路斯两兄弟趁势揭竿而起，杀死了阿穆略。报完仇后，兄弟俩却出人意料地把政权交还给自己的外公，决定带领自己的人马在他们获救的地方——帕拉丁山丘建立一座新城。而由谁来做新城的主宰呢？神谕告诉他们要由看到的、预示成功的飞鸟来决定。勒莫斯在阿芬丁山上看到6只秃鹫，而罗穆路斯则在帕拉丁山上看到了12只秃鹫。后者的数字更幸运，但前者则更早地看到了征兆，于是兄弟间发生争执，罗穆路斯最终杀死勒莫斯，成为新城的国王。据说，他在犁上套上一对雪白的公牛和母牛围着他选定的城址走了一圈，划出深深的犁沟。这道曲线便确定了城墙的位置，被围起的地方称为“顺城圣区”。新城建成后，罗穆路斯顺理成章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它为“罗马”。 尽管罗马人的这套起源神话极尽恢弘壮阔之能事，很容易激动人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饱含着某种真实的历史成分。但迄今为止尚无充足的考古资料与这些说法相映证。人们一般以公元前753年作为罗马建城的时间，但也普遍认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杨共乐教授在《罗马史纲要》中就指出，罗穆路斯建立的很可能不是一座城市，而只是一个村落，只是罗马城市发展史的第一期。第二期是所谓七丘联盟阶段。[20]所以罗马肯定不是某一个人一举建立的。另一面，学者们还发现罗马起源传说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埃涅阿斯与罗马的渊源最初是由希腊人虚构的，他们本来认为是埃涅阿斯直接建立了罗马城；而罗马人自己则仅仅相信母狼和双生子的传奇。后来，“希腊人在了解到罗马人关于母狼和孪生子的故事后，开始调整自己的看法。埃涅阿斯不再是罗马的建城者，而是罗马的奠基者。”“希腊人把拉维尼乌姆或阿尔巴.隆加看做特洛伊人最先定居的地方。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接受了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愿排除自己的建城传说，这样两种传统就被融合为一体”[21]。希腊人编织罗马的希腊起源的原因是，随着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大殖民运动，希腊人乐于构建未知城市的起源，而在公元前4—前3世纪迅速崛起的罗马，尤为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便以特洛伊传说为基础，把罗马的起源纳入自己的神话体系。而罗马人愿意与之融合的目的在于，“把起源与特洛伊和埃涅阿斯连接起来，不仅能够在政治上进入了广阔的希腊世界，而且与复杂多样的希腊世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可以进入希腊文化圈。但是，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又促使他们找出他们与希腊的不同之处，宣称自己民族的特洛伊起源正适合了这种文化心理的需求。因为特洛伊的荣耀属于过去，特洛伊人不再存在，它只是一个象征，因此罗马人可以通过塑造特洛伊人的形象来彰显本民族的文化特征”。[22] 事实上，希腊文化基本是在比较晚近的时代才大量传入罗马并被后者所接受。罗素就曾指出：“布匿战争后，年轻的罗马人对希腊人怀着一种赞慕的心情，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模仿希腊的建筑，他们雇佣希腊的雕刻家。罗马有许多神也被等同于希腊的神。罗马人起源于特洛伊的说法就被创造了出来，以便与荷马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拉丁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理论。”[23]但希腊文化确实是深深地扎进了罗马民族的根底里，对它的历史影响至大。而且，根据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旧世界古代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浪潮，除了发生在公元4—5世纪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更早一次就是发生在前三千纪末两千纪初的印欧语系诸部族大迁徙。原始的印欧民族是一批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以牧牛为生、操印欧语的游牧部族。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能为了寻找新的牧场或由于人口增多导致土地压力过大，印欧民族分为两支先后向外扩散，一支以雅利安人的身份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北部，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并安定下来，逐渐演化为伊朗人和印度人；另一支则向西迁徙到欧洲，后来又分别繁衍为希腊人、拉丁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所以，希腊人与拉丁人也的确是同宗同祖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