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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 On the Embassi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s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Sources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内容提要：唐代中国典籍在“拂菻”名义下保留了拜占庭向中国遣使的记载。“拂菻”一名来自Rum一词，经由中介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如花拉子密语和粟特语）进入汉文典籍；643年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610-641)所策划，而由其他人实施，其目的是想联合唐朝共同抗击新兴阿拉伯势力的进攻；在阿拉伯势力征服伊朗高原的情况下，后来其他各次遣使主要经由活跃在中亚的景教徒来完成。 Abstract: The Chinese sources in the Tang dynasty keep down several embassi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o China under the name of Fu-lin, which was derived from Rum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linguae such as the Armenians, the Persian dialects; the first Byzantine embassy in 643 to the Tang court was in all possibilities planned by Heraclius (610-641), and carried out by others, with an intention to win the help of China against the newly rising power of the Arabs, and other missions were carried out by mediation of the Nestorians in Central Asia. 古代华夏诸朝，以国力强盛、声教远被而致异邦倾慕，远来结交者，规模之大，当推汉、唐两代。然唐代华夏与域外各国之交流，气象之恢宏，实超迈汉代。“拂菻”与唐代中国之通聘，可为显著例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 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719）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又《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一各记载一次： 景云二年（711）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 天宝元年（742）五月，拂菻国遣大德僧来朝。 是以文献记载，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天宝元年（742）的100间，拂菻国向中国遣使前后凡七次，即643年一次，667年一次，701年一次，711年一次，719年两次，742年一次。 一 “拂菻”一名为中国典籍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已大致不成问题。不过，关于这个名称的起源问题，国际学术界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并未彻底解决，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 然遍观众说优劣，“拂菻”源于Rum（罗马）说最为合理。拜占庭帝国本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首都由罗马迁往拜占庭，改新都为“君士坦丁堡”，从此帝国东部与西部渐行渐远。476年拉丁化的帝国西部覆亡于日耳曼蛮族入侵的洪流中，而帝国东部却历经风浪又顽强挺立近一千年。以拜占庭为中心的帝国东部，融会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东正教和罗马政治观念以及东方（如波斯）文化因素，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表现出自成一格的独特性，形成一个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新型帝国，近代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帝国”。但在近代以前并不存在所谓“拜占庭帝国”。对东部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而言，这个东部帝国仍然是罗马帝国的正统，承续着帝国的光辉和使命，故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民众自称为“罗马人”，而新都“君士坦丁堡”称作“新罗马”。[2]罗马帝国与外族交往以Rum自称，遂使“罗马”之名传布与四方。于此我们可举数例。例一：6世纪初叶拜占庭帝国商人科斯马斯（Cosmas）记载，5世纪末一位拜占庭商人索帕特鲁斯（Sopatrus）从海上经商到锡兰（斯里兰卡），与锡兰王见面时被呼为“罗马人”；[3]例二：波斯萨珊帝国的“王中王”对拜占庭皇帝的称呼“罗马凯撒”（quaisar i Rum）或“罗马皇帝”（basileus romaion）。[4]例三：576年拜占庭使节瓦伦丁出使西突厥时，无论是瓦伦丁一行还是突厥人，都是以“罗马人”（Rōmaioi）称拜占庭人。[5]例四：即使在东罗马帝国失去控制的领土如小亚，也常常被外族成为Rum（Rumi）。在赵汝适《诸蕃志》中，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下的小亚被称作“芦眉国”，奥斯曼土耳其人取代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小亚后，《明史》卷三三二称这块地区为“鲁迷”。可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方向上的东方各民族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称呼都脱不开“罗马”这个名称，只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经历不同民族，这个名称的发音和书写形式发生变异：Rum（Rōm）一词进入亚美尼亚语演变为Hrom（Horum），帕列维语（Pahlavi）变为Hróm；由于波斯方言中h转为f，进入花拉子密语和粟特语转为Frōm（Furum），最后进入汉语转读为“拂菻”。[6]“F”音作为一个单独音节在汉语中读为“拂”，毫无疑义；而róm或rum音译为“菻”也不乏其例。如蒙古汗国首都和林，又作哈剌和林，即Qaraqorum, 又作Xaraχorum，在欧洲使节柏朗嘉宾记为Caracorom，卢布鲁克记做Caracorum，马可·波罗记做Caracoron。[7]现代汉学家将它统一为Karakorum。[8]可知，rom、ron与rum均可对应为“林”。“林”与“菻”通，故“拂菻”又记作“拂林”（《梁四公记》）、拂懔（《大唐西域记》）、拂临（《往五天竺国传》）等。对于拜占庭帝国事物，隋唐时代的中国史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记于“拂菻”名下。 二 拂菻遣使唐朝之事，唐代典籍文字记载简约，后世学者难窥其详貌；而于此至关重要的拜占庭史籍对此更未见只字片语，使人茫然不知究竟。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限于最基本的问题，即中国史书记载的诸使节是否确为拜占庭帝国所派遣？遣使的目的何在？ 643年“拂菻”使节的拜占庭身份，可由使节带来的礼物做出最基本的判断。据《旧唐书》的记载，“拂菻”使节带给唐朝廷的礼物是“赤玻璃、绿金精等物”。绿金精为何物，不能确知。玻璃亦作“玻瓈”或“颇黎”，汉魏以后的琉璃（也作流离、瑠璃等）实即玻璃。《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坐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又，葛洪《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所谓“实密似疏”、“达照，毛发不得藏焉”都是玻璃的特征。在中国典籍中，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玻璃多被说成是大秦国的出产。《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魏略》记大秦国有“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记大秦国“屋宇皆以珊瑚为梲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基。”《本草纲目》卷八引《玄中记》：“大秦有五色颇黎，以红色为贵。”玻璃最早为埃及人发明，公元前12世纪时，埃及人已经能够制造玻璃。腓尼基人从埃及人学得制造玻璃的方法，叙利亚成为制造玻璃的中心。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也发展起玻璃制造业。[9]在古代中国，玻璃被归于玉石类。陈藏器云：“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玻璃在中土一直受到珍视，被视为宝货。拜占庭人以玻璃为外交礼物，符合中国人之所好。据普林尼，玻璃以透明而无颜色质地最佳，不透明者并非最好，故夏德认为这次使节贡献给唐朝廷的“赤玻璃”可能是仿造的假红宝石(murrhine)。[10]643年“拂菻”使节带来的“赤玻璃”，是证实拂菻使节的拜占庭帝国身份的内证。 拜占庭帝国遣使目的，则可以根据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惯例和当时的欧亚大陆政治形势做出判断。根据学者的研究，拜占庭外交活动中的对外遣使大致有七种情况：一是新皇帝即位时，向外国君主遣使通告，同时申明继续维持两国关系；二是外国新君主执政伊始，向其派遣使者表示祝贺、承认其政权；三是遣使向外国君主通告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对入侵之敌作战的胜利，个人事件如皇帝的婚庆、继承人的确立等；四是向外遣使邀请外国君主介入拜占庭宫廷内部事务；五是遣使商定两国商贸事宜；六是遣使阻止敌对国家的入侵行动或对邻国宣战；七是遣使结束战争、缔结和约。[11]不过，这些类型的外交活动多半是针对与拜占庭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邻国而言，对于远方的中国，其遣使动机似乎不在以上诸范畴之内。 7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的政治形势，从拜占庭帝国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大事，莫过于对东部边境的老对手萨珊波斯的战争和北部边境多瑙河防线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这二者之中，尤以对萨珊波斯的战争对帝国命运的影响为大。从603年始，波斯国王库斯老二世发动对拜占庭的战争，到627年拜占庭帝国的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641）在尼尼维彻底击败波斯军队，解除波斯对帝国的威胁，西方两个最强大的帝国几乎将全部力量消耗在战争上。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面对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新兴伊斯兰势力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这两个帝国均无力组织有效抵抗。630年，阿拉伯军队打败萨珊波斯；634年，在艾支那丹打败拜占庭军队；635年阿拉伯军队占领大马士革和艾美萨；636年波斯首都泰西丰陷落，同年在决定性的雅穆克河战役中，拜占庭军队几乎全军覆没；638年圣城耶路撒冷失陷；640年凯撒里亚落于阿拉伯军队之手；同年阿拉伯军队侵入埃及，642年攻陷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基地亚历山大里亚，至此，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已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北非的大部分领土。阿拉伯势力的兴起造成的危机是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中国方面，此时在唐太宗的筹划下，正是全面出击东、西两突厥获得成功，唐帝国威望在西域趋于高峰之时，唐朝的统治权远及费尔干纳、大夏以及阿富汗、呼罗珊的部分地区。在波斯帝国已为阿拉伯军队所灭亡的情况下，拜占庭政府希望在中亚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结成联盟，以便帮助他们抵御新兴起的阿拉伯敌人，是十分可能的。如果考虑到此前（638年）曾有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俟派使者向中国求援的事实，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拜占庭使团的目的也应是为了从中国得到援助，应对来自阿拉伯势力的凌厉攻击。[12]而且，以外交手段化解外族入侵的危机，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如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在于联合中亚的月氏与乌孙打击匈奴；798年阿拉伯的哈里发遣使长安，目的是联合唐朝抵抗吐蕃；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教士（如柏朗嘉宾、卢布鲁克等）出使蒙古的目的是为了联合抗击阿拉伯人，都是典型的例证。[13] 事实上，拜占庭帝国久已习惯于这种外交策略。早在这次拜占庭遣使中国之前，拜占庭帝国为了对付东方强大的波斯萨珊王朝，曾派遣使节到中亚新崛起的西突厥组织反波斯的联盟，尤其是568-576年间对西突厥的遣使，导致西突厥与萨珊波斯长达二十年的战争。西突厥从波斯的东部边境对波斯的进攻大大缓解了波斯对拜占庭边境的压力。拜占庭外交获得巨大成功。[14] 7世纪20年代，西突厥中西迁的突厥可萨部（Khazars）自高加索北部直接参与对波斯的军事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希拉克略对波斯的战争，也是拜占庭外交活动的重大成果。[15] 所以，面对横扫一切、势不可挡的阿拉伯军队，拜占庭帝国军事力量已无能为力，拜占庭帝国所熟悉的、在以往对敌战争中屡试不爽的外交活动，似乎成了化解阿拉伯危机、挽救帝国危亡的希望所在。于是，势力已经扩展到中亚的唐帝国便成为拜占庭联合抗击阿拉伯势力的对象，进入了其外交活动的范围。由此可以断言，“拂菻”的首次遣使应是拜占庭传统外交行为的再次实施。 643年的拜占庭帝国遣使以求援为目的，还可由《旧唐书》记载这次遣使之后提到的这个特别细节表现出来： 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 这段记载不见于此前的典籍，显然是拜占庭使节带来的新消息。如果这次通使也像以往历史上的所谓的“遣使”一样是由逐利的商贾所冒充，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刻意突出大食与拜占庭的战争，以及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人面前遭受的败绩。所以，这段记载内容虽然幽晦，但确实是中国人获得了有关拜占庭帝国真实消息之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对于这段文字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学者们的见解颇不一致。裕尔认为它指的是阿拉伯对拜占庭帝国发动的最著名的战事之一：哈里发摩阿维亚（Moaviyah，661-680）连续七个夏天围攻君士坦丁堡而未逞其愿，最后感到需要遣使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668-685）求和。君士坦丁四世同意议和，派贵族雅尼斯·彼泽高迪亚斯（Ioannes Petzigaudias）到大马士革与阿拉伯人谈判。双方谈判结果是，阿拉伯人答应30年保持和平，每年向拜占庭帝国交付3000金币，50名奴隶和50匹马作为贡金。[16] 不过，裕尔所说的这次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是以阿拉伯人的失败而告终。这与中国记载中的所谓拂菻“臣属大食”的描述不相符合，但裕尔没有解释这个矛盾。 沙畹也持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史书的摩栧应为Moaviyah（摩阿维亚）的对音，不过不是哈里发Moaviyah，而是其子Yazīd ben Moaviyah，此人在回历49、50与52年（公元669-672年）指挥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国史籍所记录的是最后一个名称。[17] 张星烺强调这段资料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考虑它与到达中国的拜占庭使节之间的关系，而认为这段文字证明“唐时中国必有人亲至东罗马帝国”，所以才有与西史相合的结果。他接受裕尔的观点，说：“查阿拉伯（大食）哈里发摩阿维亚（Khalif Moaviyah）于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起始攻东罗马，欲取君士坦丁堡都城。继续七载之久，至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兵疲财尽，国力稍耗，终不能得君士坦丁堡。不得已，乃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约和。……《唐书》所记结果，与西史相反，或为史官登记时误哉。大食臣属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属于大食也。亚美尼亚史哈里发摩维亚之名作Maui，其音与《唐书》之摩栧尤相近也。”[18]张氏将文字记载与史实的不符归因于史官的疏忽。 齐思和的见解与上述观点大同小异。他认为这段文字“当是指公元674年至680年间阿拉伯人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役。此役在阿拉伯方面，由倭美亚朝的建立者摩阿维亚主持，传中的摩栧，当即指摩阿维亚。此役前后经过7年，君士坦丁堡形势危急，后因用‘希腊火’大破阿拉伯军，围遂解。自此以后，拜占庭的国势日衰。传中谓‘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大概因拜占庭国势日衰，遂有臣属大食之说。这和事实颇有出入，因阿拉伯兵败之后，允向拜占庭纳年贡，才得缔结和约。”[19]齐氏以拜占庭国势的衰落来解说《旧唐书》所谓“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一语的来由。 类似的解释均不能完全解释《旧唐书》记载与史实间的不吻合。所以有学者将这段记载与782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联系起来，认为在这一年哈里发麦海迪的儿子哈仑对君士坦丁堡发起第三次围攻，拜占庭摄政爱利尼皇后被迫乞和，答应每年向哈里发纳贡，才使战争从此平息；《旧唐书》所说摩栧应是麦海迪，而不是摩阿维亚。[20] 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说明拜占庭“臣属大食”的事实，但在时间上却与史实不合。据《旧唐书》，李唐一朝，拂菻向中国的遣使最晚一次是在开元七年（719），据《册府元龟》拂菻国最后一次遣使是在天宝元年（742年）。而751年唐朝军队在怛逻斯与阿拉伯军队交锋并遭败绩以后，阿拉伯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亚，在阿拉伯势力这个巨大的障碍面前，退守小亚一隅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无法与东方的中国进行联络，故天宝元年以后再无遣使，中国史籍中再无关于拜占庭帝国的消息。那么，782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并迫使拜占庭帝国屈服的消息，是通过何种渠道传达到唐朝廷的呢？这样的消息又如何被《旧唐书》的作者嵌入拂菻遣使的记载，置于乾封二年（667）的遣使之前呢？以《旧唐书·西域传》的记载，这些遣使的顺序显然是以时间先后来安排的。 德国汉学家夏德（F. Hirth）正确地认识到这段记载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达中国的拂菻使团的关系，他说：“围攻拂菻都城虽然在日期上没有见诸记载，但是《唐书》上详列的事实所体现的编年顺序，清楚地说明这一事件发生在667年之前。这件事载于643年的遣使之后，有力地说明关于其国政治变化的消息是由该使团带到中国，围攻事件实际发生于643年以前。阿拉伯人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始于668年，持续到675年，虽然该城因纳贡而免于陷落，但时间有异，《唐书》记载所指不能是此事；而且，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像中国史书记载的拂菻都城那样臣服于阿拉伯人。相反，安条克曾在638年受到阿拉伯人的围攻，这座‘东方明珠’靠纳贡而得以保全生命及宗教自由，成为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之城。”《旧唐书》卷一九八《大食传》记载：“龙朔（661年）初（大食）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夏德据此分析：“这段文字清楚说明，对拂菻的征服结束于上文提到的这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摩阿维亚在为大权长期斗争之后成为哈里发帝国（即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的唯一君主。这段文字也许意味着拂菻都城此前数度落于阿拉伯人之手，但在我看来，它排除了这样一个假定，即拂菻都城遭到围攻及其被征服发生在661年之后。”[21] 夏德的说法解释了中国史书中的大多数要点，但没有澄清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摩阿维亚并不是围攻安条克之战的最高指挥官，中国史书何以将伐攻拂菻都城与摩阿维亚联系起来？夏德坦白承认：“《唐书》称攻伐安条克的大食将领为摩栧，这个名称显然就是Muaviya，此人大约生于600年，644年当上叙利亚总督。史书载明受命征服安条克的将领是阿布·乌拜德（Abu Ubeida）和哈立德（Khalid），我无从解释中国史书的记载。现在还不能说明Muaviya是否参与了对安条克的征服战争。”[22] 于是，摩阿维亚在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战争中的作用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其早期的研究中试图回答夏德留下的这一问题。他在1904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按《唐书》所记大食的征伐拂菻，尚在摩阿维亚未即哈里发宝位之时，看到《唐书》所记大将摩栧云云，甚为显然。然则，摩阿维亚即位之后所发生的攻击君士坦丁堡事件，与上述事件，并无若何关系，一如夏德氏所述，但余亦未能赞同夏德氏的主张，而以此役与攻击安条克事件，目为同一事件。不能赞同的理由如下：拂菻都城，并无充分左证，可以确定必是安条克，且从事攻击安条克的大食将军，一如夏德氏所述，既是阿布•乌拜德和哈立德，在史籍上绝未发现摩阿维亚与此役有若何关系。故欲讨究摩阿维亚在位之前，所发生关系的战役，必须探究《唐书》上拂菻国，果为何国？”白鸟根据多桑（D’ohsson）辑录的《高加索民族志》，认定拂菻国指亚美尼亚，《唐书》中的摩栧征伐，指的是哈里发奥斯曼（644-656）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总督摩阿维亚遣将对亚美尼亚的征伐。[23] 但是，按照白鸟的观点，相关消息就不能与643年拂菻第一次遣使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次遣使不能将644年即位的奥斯曼时期的事情传达给唐朝廷。 可能是认识到这一看法存在的问题，白鸟在1931-1932年发表的论文里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旧唐书》有关摩栧征服拂菻都城的记载，涉及阿拉伯对叙利亚战争的史实，中国史籍“说摩栧（Muaviya）指挥了对拂菻都城的攻伐，不仅是因为他以军功而声名卓著，而且也因为他自639年以后成为叙利亚的统治者，在远东大有名气。”[24]白鸟的这一修正是自己的见解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揆诸阿拉伯历史，从633年开始，阿拉伯军队分三路进攻叙利亚，其中一路由摩阿维亚的兄长叶齐德（Yazid）指挥，摩阿维亚在其兄长的麾下做旗手。[25] 叶齐德的军队军队占领巴勒斯坦，638年8月攻陷安条克。他的弟弟摩阿维亚作为副将参加攻击安条克的战争。主持叙利亚战争的乌拜德于639年死于瘟疫，叶齐德接替他的职务，不久也死于瘟疫，摩阿维亚以大马士革总督的身份接替其兄长叶齐德之职，统治整个叙利亚。[26] 这一切说明他在整个叙利亚战争（633-640）之间立下过不俗的军功，扮演过重要角色，享有很高的声望。 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在取得昙花一现的对波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之后，叙利亚的丧失实在是一场噩梦的开始。638年8月雅穆克河大决战失败以后，希拉克略在大势已去的绝望中悲叹：“叙利亚！永别了！在敌人看来，这是多么优美的地方啊！”[27] 可以想见，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在拜占庭人心中引起何等剧烈的震动。因此，将这一事件与主导这一事件结局的任何一位重要人物联系起来，都似乎不无可能。况且，摩阿维亚本人确实参加了对叙利亚的征服战争。就摩阿维亚一生的历史而论，他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权力决斗中历经曲折，于661年问鼎哈里发宝座，建立倭马亚王朝，说明他是一位纵横捭阖、精于谋略的政治家，这一事实似乎也可以间接说明，摩阿维亚在此前的叙利亚战争（633-640）中虽不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一定是发挥过极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将叙利亚的征服与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联系起来并不离谱。 至于在大食攻击面前，“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的都城，叙利亚境内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许多重镇，如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安条克、阿勒颇，都可当之。大马士革投降时有这样的条文：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哈立德•伊本•瓦立德答应大马士革居民：倘若他进了城，他答应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任何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房屋里。我们给予他们真主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 以“缴纳人丁税”换取和平保障，这是阿拉伯征服过程中常见的做法。许多城市投降阿拉伯军队时都有类似的条款，据说这些条款都是以大马士革投降条约为范本的。[28]由于中国王朝与外族交涉中，无论是主动和亲还是迫于压力的赔款，通常都是以“输之金帛”的形式达成，所以，将中原王朝习惯使用的词汇用于异族间缔结的和约，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阿拉伯与拜占庭帝国的条约中，确实有阿拉伯人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输之金”——交付3000金币——的条款。因此，不管中国史籍中的拂菻都城是指叙利亚境内的哪一座城市，其描述的情形并不失真，没有必要如夏德那样刻意假定必为安条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