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西欧文艺复兴的酝酿
孟广林 [《学习时报》第234期]
在14—17世纪的西欧，曾经兴起过一场波澜壮阔的反神权、反封建的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这—运动不仅推动了西方从中世纪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而且为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自然辩证法》一著中，恩格斯就指出，文艺复兴驱散了“中世纪的幽灵”，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西方学者在论及文艺复兴的意义时，普遍将它作为西方社会近代化的开端，还有学者提出过有名的“三R”说，认为正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政治革命（Revolution）这三个相互衔接、层层推动的运动，最终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确立。那么，人们也许要问，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开启了西方近代历史序幕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当时的西欧？究竟是哪些因素为它的酝酿铺垫了深厚的社会土壤？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文艺复兴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求答案。
“文艺复兴”一词来自于法文Renaissance，本意是“复活”或“再生”，用来表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苏，并泛指当时西欧的人文科学、文化的繁荣。不过，文艺复兴当然并非是古典文化的简单重现，而是当时的西欧新旧社会过渡所促成的具有近代早期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
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总是发生在社会大变革与大转折的时代。随着新旧社会的嬗变与转型，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由此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文艺复兴的酝酿更是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著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要认识思想文化的内涵及其变化，就必须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如果我们按照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考察，就不难发现，正是当时西欧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巨大变革，从根本上推动了文艺复兴的问世。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古西欧，建立在封闭狭小的庄园农奴制经济之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将人们禁锢在严密的人身依附网络之中，并没有多少个人的自主、平等权利可言。与此相应，基督教神学竭力为封建制度蒙上神圣的灵光，其蒙昧、禁欲的说教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将思想文化变成神学的奴仆。到了中古后期，西欧的社会变革终于打破这一“万马齐喑”的局面。自14世纪开始，随着城市的勃兴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意大利北部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威尼斯的造船业中滋长，接着又在法国、英国、尼德兰、德意志等国家、地区的一些手工业、矿山中显现。这一新的经济因素的日益拓展，促使西欧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千千万万的农奴、工匠与商人在长期的商品经济的自主生产与“等价交换”过程中，逐渐走出中世纪小生产的狭小田地，突破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网络，必然要摆脱封建等级观念与神学“出世”思想的束缚，萌发出个人自主平等的意识与追求世俗生活的渴望，由此为文艺复兴的酝酿输送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逐渐崛起，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要求参与国家政务的权利；反对封建分裂割据，主张国家的政治统一，由此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观念更新的先导力量。与此相应，不少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树立良好形象，也采取诸多适应时代需要的政策。例如，在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建立独裁统治，对文化教育给予了大力资助。自15世纪末期开始，英、法等国国王逐渐建立起比较集权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大力吸收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参政议政，推行重商主义与奖掖文化学术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为文艺复兴的酝酿铺垫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先感受到社会变革的是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神学家不同，这一新型的知识群体虽然仍对基督教保持着虔诚的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精神。他们或积极服务于王公、君主、教皇或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政权，或致力于文化、学术活动，不少人集此两种活动于一身。正是在广泛多向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他们逐渐培植起独立自主的个性与开拓进取的精神，体悟到了其应担当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他们在欢呼“黑暗时代”或“野蛮时代”退隐的同时，积极行动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奔走呼号，鸣锣开道。
在创造新文化的活动中，人文主义者十分注重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当时的欧洲存在着两种思想资源，一是在中世纪一度被湮没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再就是希伯莱——基督教的神学文化传统。人文主义者对这两种传统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因袭，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去对之作一解析、选择与过滤，批判地借鉴或吸纳其中有利于观念更新、思想启蒙的内涵。 一方面，他们鼓吹“复古求解放”，热衷于搜集与研习古典文化名人的书籍、手稿与艺术作品，吸取希腊文化中的某些人文意识、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来批判封建等级制度与特权观念，来诋诽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经院哲学的僵化空疏的学风；阐扬罗马法中的财产与契约观念来否定教、俗封建主的掠夺与敲剥；褒扬罗马帝国的统一与辉煌来针砭国家的分裂割据与政治动荡，援引罗马的修辞学风格来强化其作品的感染力。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也积极地从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去吸收营养。他们借助造物主上帝的神圣权威来对抗中世纪教廷的神权，发掘原始基督教的“纯洁伦理”与平等精神来抨击教会的腐败堕落，来鞭挞森严的教阶制度的烦琐的宗教仪式，重新翻译、考订《圣经》来否定教廷钦定经典版本的权威，进而否定教会对经典解释权的垄断。正是在对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批判借鉴中，人文主义者推翻了中世纪神权与封建制度的权威，并将新文化的创造聚焦与落实到对人的伟大与尊严、人的价值与力量、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与世俗欲求的大力阐扬上，由此而酝酿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向各个文化领域的不断流播与渗透，文艺复兴终于从旧文化传统的躯壳中“破茧而出”，以其新的时代风采而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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