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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民愫 [历史教学2006、5] 摘要：“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关键词：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整体社会史／“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国际反响 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讲，“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就目前研究来看，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中的史学思想问题颇受关注，对于其中个别史学家的著作及其史学价值已有审视。①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从宏观视野出发，对于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史学渊源、核心史学观念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在国际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作些分析和总结。 一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别具特色的史学劲旅，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笼统地说来，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英国一些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到70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1](p256)据西方学者的记载统计，作为学术研究群体，它拥有十余位颇具成就的历史学家，诸如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和拉斐尔·萨缪尔等，都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社会史的英国学派重要成员。英国新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已经跳出英国历史的狭隘范围。实际上，无论是多布的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还是希尔顿关于封建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探讨；不管是希尔倾力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变迁研究，还是霍布斯鲍姆有关劳工与社会、盗匪与地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时代演进的讨论，甚至汤普森那种独特的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与社会构成的解说体系，都从各自的角度和学术视野，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围绕着人类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历史客体及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这个根本主题，进行了社会史课题的崭新探索。这些学术成果及其理论价值，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是他们的研究逐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学的有机结合，以至于学术界把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称为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换言之，正是他们的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逐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学的结合，故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才被称为英国新社会史学派。 西方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强调整体的新社会史思潮最引人注目。西方学者大都认为，史学的整体化或整体史学写作和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学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和思潮。整体化也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论趋势：主张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把历史和历史过程当作一种结构整体来研究，从而确保历史分析内在本质的完整性，将重构历史的事实判断与认识历史的价值综合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集体与个体研究，从而进行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正如M．布洛赫所认为的，“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p39)不管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或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都大力提倡这种史学价值取向，都设法使自身融入这股史学新浪潮之中。 从另外的角度讲，英国“新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西方现代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史学渊源。特别是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核，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国内社会史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来自法国传统总体史思想的批判性超越。 从史学渊源的国外背景上看，英国传统社会史学的发展根植于法国亨利·贝尔的综合历史研究思想的启发。论者认为贝尔强调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提倡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基本任务。[3](p28)贝尔1900年创立《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标志着其历史综合理论的成熟，其宗旨是建立一种与传统史学迥然相异的社会史学。国外学者认为，贝尔所倡导的综合研究，更多的是从史学方法论上来强调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历史，侧重点在于克服传统史学中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历史学与毗邻学科间的联系，避免与改变历史学研究中过分专业化、孤立化和碎化的倾向。[4]在贝尔思想的影响下，随之诸如J．B．伯里、E．F．马文和G．M．屈维廉等英国史家积极响应、倡议和筹措英国社会史研究实践机构，创立了社会史学派。②前苏联史学家兹韦耶列娃等认为，英国“社会史的确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历史知识部门单列出来，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史’概念运用于说明在历史过去中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全部多样性的一些著作：如劳动和日常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特点，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5](p42)在英国，20世纪20、30年代，以自由派历史学家为代表，提倡创立总体史学的思想，开创了英国综合研究社会史的先河。随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对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正是奠立和浸淫于这种学术基础和思想渊源。 如果说，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还只是间接渊源，那么同样根植于法国学术传统的年鉴学派第一、第二代领袖人物关于总体史构想(当然，即便是年鉴学派内部，关于总体史的思想与实践，也有很大不同)，则是促使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源。事实上，随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学术环境的变化，英国社会史学确获新的生机，英国史学界也渐达共识，即构建整体史学，对历史进行综合与全方位研究，分析与揭橥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普遍联系及其存在意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声望日见显赫的学者巴勒克拉夫指出，“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专业化，而是整体化，因为专业化意味着繁琐”。[6[p20)这种史学认识主要基于对以往史学弊端与不足的反思得出的结论：史学研究应注重人文和社会总体的研究。这种传统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返人文传统趋势的兴起直接相关。早在1929年，作为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奠基人L．费弗尔和M．布洛赫就提出，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7](p219)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强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即关于处于变动时间系列中的人的科学当时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促使这种统一性形成的主要媒介是人的因素，“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2](p23)年鉴学派这些观念和思想对英国史学后来整体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确实从年鉴学派那里获取了灵感与营养。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是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与以年鉴学派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从具体主张、分析方法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霍布斯鲍姆坦率承认，“我与年鉴学派有许多共同点，而分歧却只有一点。他们认为历史从来不会变化，具有永恒的结构，而我则认为历史是变化的”。[8](p8)通过著述，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从社会生活现实与经历出发，可借助于一定结构分析框架来认识历史事实，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期规律。但人们是能动地有意识地创造社会历史，而不是任由历史“结构”与“规律”摆布。实际上，霍布斯鲍姆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在性质上属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忽视“结构”的分析与考察，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史学。它同结构主义的年鉴学派特别强调社会史研究从单纯的社会结构——功能模式分析学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有所不同。正如论者所示，前者主张“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后者信奉“大众日常生活”的史学宗旨；前者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方法为工具的多种分析方式，也不排除结构分析的运用，而后者依赖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终于陷入“无人的历史”[9](pxvi)困境。概而言之，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的“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与年鉴学派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学所主张的大众日常生活史观念，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最大差异就是，“前者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从事劳动大众史的研究，而且把这种研究同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联系起来”。[10](p74)前者从事或追求以人类彻底解放与发展为目标的历史研究，后者日益忽视人类的现实关怀，走向单纯的自然环境与地理结构层面等非人文的“长节拍”现象的探索。 从国内史学渊源上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英国社会史刚刚兴起之时，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屈维廉提出的那个“排除了政治的人民史”的含蓄定义，虽然经常为人引用，但却不断遭到非议与批判，而且迄今为止能够充分理解它的人并不多。应该说屈维廉社会史概念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误解了。[11](p148)尽管屈维廉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和他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引起了不同倾向的反响和批评，然而英国随后产生的相当一批成绩卓著的新社会史家及其丰富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受到屈维廉的启发而滋生。劳伦·斯通对欧洲家庭史的研究、爱德华·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民众习俗的研究等，都来自他的影响。D.加纳迪认为，即使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也深受屈维廉的熏陶。旧这些成就的学术滋养和基本前提．就是重新对屈维廉指称的极具争议性定义进行再认识与反思。就屈维廉的初衷而言，他也指望对社会史的具体研究并不限于自己所定义的范围，其研究成果也流露出对时代性主题的关怀，他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已预见到新社会史研究的大致规模和众多课题。惟其如此，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屈维廉在英国可称得上既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传统社会史学家，也是新社会史学的第一位开创者。[13](p21)当然，在屈维廉的著作中，很难看到这种包罗万象主题的具体研究，因为必要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14](p148～149)他提倡的社会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更多和更大程度上是留待了后来的新社会史学者承担。 霍布斯鲍姆就认识到，屈维廉提倡的这种社会史，其含义包括研究人类行为之各个方面，但它难以归类，故只能用诸如行为方式、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的宽泛概念加以表达。这种社会史并不特别注意下层阶级，因而是非常肤浅的新闻记者式的研究途径。[15](p72)其中很多艰苦的细致工作还有待后来者继续进行。195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学术交流来消弭政治对抗，实现史学研究联盟的重要标志性年代，是年《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刊。③随着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导的杂志创刊，英国史学界一度形成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历史学家同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积极合作的局面，使英国社会史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但“在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影响下和法国‘年鉴’学派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社会史著作，则是稍后在6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问世”。[5](p4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部分地承担了屈维廉所预见的社会史研究课题。 伴随着这股关注人文精神的整体新社会史学思潮的兴起，英国史学界研究社会史已经成为当时史学整体化要求和整体化趋势的一道重要景观。与此同时，一些著名新社会史学者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强调社会的复杂性，主张以人为中心来研究历史：“人是主动而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不是一群被动的牺牲品和历史的标示物。”[16]以人为本来解释历史和了解世界，是为其提倡与实践新社会总体史的第一波宣言。其二，1960年代中期，《时代学术副刊》开辟“史学新方法”专栏，引发学术大辩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纷纷加入。凯恩·托玛斯提出开拓历史学家研究视野，采用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和模式等“史学新方法和新范式”。[17]这又是英国社会史学界的合作宣言。 两个重要的史学事件，标志着英国新社会史领域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英国新社会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托马斯关于民间魔法的专著为拓展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作出贡献。[18] L．斯通一系列关于家庭婚姻的研究成果，是英国第一批家庭史论著。[19]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的著作更是这方面经典性代表。1965年，以汤普森为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立了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着力于社会史和工人运动史研究。1976年英国新社会史学会成立，《社会史》杂志创刊发行。同年由R．萨缪尔倡导发行《历史研究会杂志》，其与英国劳动史协会一道，成为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重镇，成为英国社会史研究由劳工史向新社会史转向和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开拓，导致1978年以来新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进展与突破，使英国史学界出现了“历史研究日益社会学化，社会科学工作日益历史学化”的局面。④ 恰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1980年，英国劳动史研究学会迎来了创立2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大会上，R．J．莫里斯总结了过去20年英国劳动史的研究情况……指出E．H．费尔普斯·布朗于学会成立前后发表的论文《英国工业关系的发展》以及E．J．霍布斯鲍姆于1964年发表的《劳动者》，已经预示出劳动史研究将有大的发展，而且1963年E．P．汤普森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于劳动史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史有着重大的意义。”[20](p20)从深层来讲，在国际社会史学思潮的背景中，经由英国史学界自身对传统领域与史学方法的反思，借助诸如霍布斯鲍姆这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刻苦努力，英国社会史学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史向新社会史的转换，最终实现了从屈维廉所主张除去政治的日常生活史，逐渐到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社会生活方式、大众集体意识或心理等历史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历史、人口与宗族关系、乡村与都市、阶级与社会群体等研究主题的嬗变。并由此拓宽了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新社会史思潮自身的发展。 结果是，英国新社会史对下层阶级的生活经历，包括他们的社会反抗与犯罪组织、行为方式与思想意识等等都试图作深刻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社会史的方法与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这种史学实践在1930年代业已始创，1970年代呈蓬勃发展之势，其研究的价值取向也越发完善，同以前的传统史学区别也越来越大，它的研究时段和问题重心在实现着重要的转向。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所主张最核心的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并由此指导了整体社会史思想和研究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