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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 [智识学术网] 历史学在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目，日渐多样化的格局使得历史学家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施展才华，丰富人类对过去的认识，但同时却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者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既然从总体上把握和梳理当代西方史学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我们也不妨效仿微观史学家们的做法，由细微处入手，或可渐渐窥得整个森林的宏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新史学和年鉴派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immobile history）的倾向受到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微观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采取应对、力图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的诸多新的史学潮流之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在微观史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意大利微观史学派。本文即旨在对这个学派作一简要的介绍与评价。 一 西方微观史学的研究风气最早开始于意大利，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洛·波尼(Carlo Poni)、埃德尔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ari）等，他们最早创造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 即Microhistory）这个词，用来界定这样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①]的研究方法。后来,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影响欧洲其它国家，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和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就曾专门撰文讨论历史微观分析问题,并发展了意大利微观史学的若干方法，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趋势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e）对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可以说都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意大利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研究。 1977年，爱德尔多·格伦迪撰文《微观分析与社会史》（‘Micro-analisi e storia sociale’），首先提出了利用微观分析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倡议。1979年，卡洛·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发表《名称和游戏：不平等的交流和史学市场》(‘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一文，详细地讨论了推动微观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在意大利开展微观史学具有有利的条件，如丰富完整的历史资料；主张开拓微观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相互间的理论借鉴，在意大利建立历史人类学；并提出进行微观史学实践的关键问题——“名称”，包括人名、地名等等，金兹伯格和波尼称之为“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聚集到名称和从名称发散开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便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他们进而生动地勾画了微观史学研究前景，“一方面，通过缩小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它（微观史学）使得在其它史学门类中难以想象的‘真实生活’能够得以重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去研究那些能够反映人们鲜活的生活经历的无形结构。”他们的愿望是，意大利史学家能够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展广泛深入的微观史学研究，改变意大利史学在与法国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交流中长期所处的被动局面，即接受远远多于付出的窘境，而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史学的合作和交流，提高意大利史学的地位。[②] 事实上，早在格伦迪等人的登高一呼之前，一些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了。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论文，就是在看到了新出现的一些“以非常近距离地分析高度封闭的现象——如一个村落小区、一个家族群体、乃至一个个体的人为特征的历史研究”[③]后有感而发的。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最早便出版于1976年，如今已被奉为微观史学的经典著作。同一时期，在意大利以外的其它西方国家，类似的微观史学研究也不约而同地先后问世，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被看作是微观史学先驱之一的乔治·杜比（George Duby）的《布维纳的传说：1214年7月27日》（La Dimanche de Bouvines (27 juillet 1214)，1973年），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1975年），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讨论中国史的著作《妇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年）等。 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微观史学在整个西方史学界正在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史学趋势，尽管在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种种争论，但仍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④] 那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整个的潮流之中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诚如金兹伯格和波尼所期望的那样，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充分地利用了本国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大大发展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 二 卡洛·金兹伯格无疑是众多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之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位，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通过简要地介绍和分析他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微观史学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 《奶酪与蛆虫》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外号梅诺乔（Menocchio）的意大利农民，他一生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叫做蒙特利勒（Montereale）的偏僻山村，以经营磨坊为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农民，梅诺乔能读会写，因而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宣传新教及异端思想的书籍，由此形成了与普通村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另一方面，由于其出生于底层社会，背景、经历又不同于当时的知识阶层，其思想完全形成自个人的想象和理解，因而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除了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诺乔还敢言善辩，一直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宣传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和世界的观点，因此于1583年被当地宗教法庭以“异端和亵渎上帝”的罪名起诉，经过前后两次长达十多年的审讯，于1599年前后被宣判处死。 历经几个世纪，宗教法庭对梅诺乔的审讯记录等相关文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金兹伯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由于数据丰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梅诺乔）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失望。”[⑤]金兹伯格利用大量的史料将研究聚焦在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去放大和解读这个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 其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根据梅诺乔零散的供词记录，描绘16世纪意大利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关系。在1976年最早的意大利版的序言里，金兹伯格首先便批评了过去史家仅关注于“帝王将相的伟大功绩”的做法，表示要转向那些他们先前“以沉默、抛弃或完全忽视而置之不理”的人们，也就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普通人。[⑥]由此建立起一种与上层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历史，因此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首先是一本文化史的著作，微观的历史分析是他研究的一种手段。 那么，如何从特殊的、个体的人的身上去解读某个特定时代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呢？以梅诺乔的例子而言，他本身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体，既不容于天主教会，又同他周围的普通村民显得格格不入，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可以从中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通俗文化？况且微观史学经常聚焦的一些对象，如叛逆、异端、罪犯等往往都来自下层社会，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都属于另类，这是微观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格伦迪认为如同在统计过程中可以允许一定的例外一样，少量的特例是完全正常的现象。[⑦]金兹伯格则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 首先他指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无论是奥地利的贵族还是17世纪英国的下层教士。”[⑧]一个人，不论他有多么普通或是多么特殊，首先是从属他所属的时代和自己的社会阶层的，梅诺乔的与众不同仍然要受制于他的时代和文化。此外，“对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来说，某种形式的触犯权威属于正常的行为，社会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即那些违法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对那些没有其它调整方式的人们来说是正常的。因此，一些违规者从政府或教会当局制定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异己分子，但却往往是他们自身社会背景的最佳代表。”[⑨] 其次，针对当时盛行的社会史和计量史研究虽然重新认识到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只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无声的”统计数据的做法，金兹伯格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个体的事例用叙述的方式重现一段通俗文化史，至少能够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片面认识，“甚至是一个有限的例子（梅诺乔即是如此）也具有代表性：消极地讲，因为它有助于说明那些在特定的情况下被理解为‘统计数字的大多数人’；或是从积极的角度讲，因为它使得我们得以确定一些事情（通俗文化）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只能通过只言词组和一些被歪曲的档才能了解，而几乎所有这些都出自‘统治者的档案’。”[⑩] 于是乎，金兹伯格透过梅诺乔个人的精神世界向我们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化”。在梅诺乔看来，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气、水、火混杂；世界即由此形成，就像牛奶做成的奶酪一样，而蛆虫也出现其间，这些就是天使，”[11]而上帝也是出现于这个时候。梅诺乔奇怪的宇宙观来自于他用当时通俗的思想和传统对其所阅读的那些书籍的解释，在梅诺乔向宗教法庭交代的长长的书目当中，有意大利方言版的《圣经》、薄伽丘《十日谈》未经删节的版本，甚至还有一本意大利文的《古兰经》，以及其它一些宗教、文学、历史、游记的书籍。奇怪的是，这些文本的真正含义与梅诺乔的诠释大相径庭，那是因为他将自己阅读到的模糊本文概念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经验相结合，投射到思想和言论之中。金兹伯格认为，“正是这些印刷的书籍和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口述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12] 在梅诺乔这个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当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书写文化（written culture）和口述文化（oral culture）；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梅诺乔的案例，通过描述法庭上梅诺乔与宗教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16世纪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次要文化（subordinate culture）之间的强烈对抗。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向读者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通俗文化（更准确的说是农民文化）。”[13]而梅诺乔的所谓宇宙观，正是他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16世纪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会依然存在的泛神论（pantheism）的一个变种。”[14] 三 在金兹伯格的开山力作之后，加上其它一批历史学家的共同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在研究的规模和影响上，还是在理论的完善、实践的创新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此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和一本学术刊物功不可没。 在1981年至1992年间，在都灵的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Giulio Einaudi）的支持下，由金兹伯格和列维任主编，连续十多年先后出版了一批微观史学研究的专著，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影响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e）系列丛书。其中主要是一些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的研究论著，[15]也包括部分翻译的微观史学经典论著。[16]出版商在宣传这一系列微观史学丛书时宣称，“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融合。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17]这一丛书的问世，奠定了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1966年创刊的史学刊物《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也在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保守的意大利学术界，《历史笔记》一向以创新求变而独树一帜，而成为了一个“鼓励试验创新、少数派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避免任何意识形态或党派之见”[18]的理论阵地。微观历史学家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阵地，第一部分中提到的1977年格伦迪及1979年金兹伯格和波尼的两篇呼吁开辟微观史学研究的文章均发表在《历史笔记》上，以后各类微观史学研究的论文更是频频出现在这本刊物上。 综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文化微观史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主流，它以金兹伯格为代表，主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所谓“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观点在文化微观史家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异曲同工的是，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小区。在金兹伯格那里，就是通过对审判记录等数据的细致研究，发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微观史家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历史的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它们仅存在于那些接受了具体规则和信仰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有名有姓的个人的身上，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语境区别地加以考察，进行微观化的历史分析。 社会微观史则主张“社会边缘人群的行为可以用来说明社会权威的本质。”[19]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列维和格伦迪，他们在理论上主要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传统有很大的联系。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意大利历史学家中，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日后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建立宏观历史学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据列维的说法，“那些投身到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通常与马克思主义都颇有渊源，即一种并非空谈的偏左的政治倾向和激进的世俗主义。尽管事实上这些特点在表现中往往多种多样，但我相信却使这些历史学家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项讲究文字和追求美感的活动。”[20]伊格尔斯（Georg Iggers）也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的比较中，也认为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项重要因素，“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21]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更多地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到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它们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上。 1977年，格伦迪在《微观分析与社会史》一文中就把微观分析定义为“社会史，即‘人与人群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步骤。”[22]列维1985年出版的《继承权力》一书，尽管同样是以一个人物而展开的微观史研究，但不同于金兹伯格在《奶酪与蛆虫》中自始至终围绕梅诺乔的心态、命运为中心的做法，“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是看两样不可捉摸的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力和威信)是如何维护的和转移的。”[23]同时，“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资料和其它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即契耶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24]这本书是社会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它标志了意大利微观史学在文化微观史之后又取得了新的进步，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 新兴的微观史学对传统意大利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触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反对之声。乔万尼·列维在其讨论微观史学理论的论文《论微观史学》（‘On Microhistory’）中，就引用了老一代的意大利历史家弗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一段批评，他说：“研究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是毫无意义的，如今却频频出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研究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思想的起源，而不是写小说。我只需举一个例子：今天有大量的讨论是关于要求恢复市场的问题。是谁创造了市场？18世纪的人们。在意大利又有谁关注于此？是启蒙思想家杰诺维西（Genovesi）和维埃里（Verri）。至关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研究中心牢牢地放在当代生活的根源问题上。”[25]文图里的批评集中在了微观史学的两个最大的特征上——注重局部、细节和强调叙述性，而这正是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们力图摆脱和超越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并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国际史学界尊敬的关键。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微观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不少微观史学研究在进行微观分析的过程中，却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宏观的、总体的历史背景，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琐碎的问题上，由于“见木不见林”而流于简单。要纠正这一问题，“理想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26]这是微观史学突破自身局限的途径，也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大势所向。 今天，梅诺乔的故乡蒙特利勒已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如它的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成就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篇章。 -------------------------------------------------------------------------------- [①]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Peter Burke,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9. [②]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in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edited by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translated by Eren Branc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0. [③]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p. 3. [④]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页。 [⑤]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i. [⑥]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 xiii. [⑦]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in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p. xiv. [⑧]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 xx. [⑨]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p. xiv. [⑩]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 xxi. [11]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p. 5-6. [12]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 33. [13]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 xii. [14]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p. x. [15] 如卡洛·金兹伯格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卡的专著《皮尔罗之谜：皮尔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基督受洗>、阿雷佐的拱顶画、乌尔比诺的<鞭笞基督>》（Indagini su Piero: Il Battesimo, il ciclo di Arezzo, la Flagellazione di Urbino，1981年），佩德罗·雷东迪（Pietro Redondi）对伽利略受到宗教法庭异端指控事件的专题研究《异端伽利略》（Galileo eretico，1983年），乔万尼·列维的人物研究《继承权力：一个17世纪皮蒙特的祓魔师的故事》（L’eredità immateriale: Carriera di un esorcista nel Pieminte de Seicento，1985年）等。 [16] 如1981年编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关于结合人类学方法进行18世纪英国史研究的一组论文，以《贵族社会，平民文化》（Società patrizia, cultura plebea: Oto saggi di antropologia storica sull’Inghilterra del Settecento）为题结集出版，1984年翻译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那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微观史学名著《马丁·盖尔的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986年翻译出版的荷兰历史学家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有关黑手党暴力活动起源发展的专著《一个西西里村庄的黑手党，1860－1960年》（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1860-1960）等。 [17] Presentation to the “Microstorie” collection in EINAUDI, 1993. 转引自Henrique Espada Lima, ‘Historical Microanalysis and Social History: Exchanges Between British Marxist History and the Italian Debate on Micro-history,’ unpublished paper for conference ‘Making Social Movements –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by Edge Hil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on June 26-28 2002, p. 19. Also on http://www.edgehill.ac.uk/research/smg/pdf%20-%20Conference/EspadaLima-HistoricalMicroanalysisandsocialhistory.pdf. [18]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p. viii-ix. [19]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p. xv. [20]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p. 98. [21]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24页。 [22] Henrique Espada Lima, ‘Historical Microanalysis and Social History,’ p. 19. 利马在这篇论文中，以格伦迪为代表，详细地讨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爱德华·P·汤普森）对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 [23]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第27页。 [24]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9页。 [25] 转引自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p. 100. [26]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第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