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斯年与蒋介石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傅斯年的这批书信和文章，是对抗战以来中国经济如何走向崩溃的总结，是对孔、宋家族以权谋利大发国难财的控状，是向贪官污吏宣战的檄文，也是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心迹的独白。 “五四”一代学生领袖，多年之后，王旗变幻，各奔前程，或光耀于学界，或得意于官场，或献身于主义，或埋头于书斋，而如傅斯年先生，秉持理想，踔厉风发，为国尽忠，为民请命者，民国以来第一人也。抗战爆发，将士在前线杀敌，他在后方打虎，苦斗十年，硬是把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拉下马来。陈寅恪赠诗：“天下英雄独使君”，非虚言也。 从学者到参政员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召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参加国防参议会，后来又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随着日军南侵，史语所一路南迁，全由傅斯年一手操办，累得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强支病体从繁忙的公务中挤点儿时间出席参政会，对他来说，只当是为抗战尽国民的义务。 当时，枪杆子紧握在蒋氏手中，钱袋子却牢牢抓在孔祥熙、宋子文手里。孔、宋龃龉，明争暗斗，但孔氏总占上风，把持财权的年头比宋要长得多。抗战期间，从1938年至1939年，孔任行政院院长，1939年底至1945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此期间，仍兼中央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要职。孔氏长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纵容子女，投机敛财，美、英等国报刊亦群起攻之，在国内外恶名昭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傅斯年遗札》。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屡次向蒋介石上书傅斯年对此义愤填膺，1938年6月20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唉！政治！政治的第一现象是family clique（家族集团），势力与日俱增，……”（《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Ｐ675，下引用本书，简称“遗札”）在此之前，他已向蒋介石告过孔的状，“此信为肥贼所见，于是在财政部大闹三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大骂研究院，弄得汉口（作者注：当府政府在汉口）遍知，人人称快，而无人敢继我而起——中国人只是打死老虎的。”（遗札二卷，Ｐ676）他向胡适透露了正拟实施的打虎计划：“我已经写了好几封信到汉口去，又准于本星期日前往，以便有所布置，而做拼命之大举。故目下之战果不是告状了，而是决战（正在准备中）。” 过了二十多天，傅斯年向蒋介石呈上密信，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私德家风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自信望而言，孔院长实为国人所痛恶也。夫国民之指责孔院长，大体言之，不外纵容夫人、儿子如何如何敛钱耳。……且孔氏一家生活之奢侈，一门举动之豪华，固不能不蒙物议。夫弘济艰难，人格为主，领导百僚，信望为先，平时且然，况此日乎？”（遗札二卷，Ｐ683-686） 又过了两个多月，战局急转之下，武汉撤退，广州不守，人心动摇，为国忧心的傅斯年与左舜生、钱端升等52人致书蒋介石，严斥行政院长种种失职行为，“论财政则筹款、借款每有贻误，只取坐吃山空之办法，致失时机。所有因迟缓、疏忽、懈怠以及人事纠纷而召至之损失，不可不归咎人之不称职也。”（遗札二卷，Ｐ705-706） 三次上书，孔氏岿然不动。1939年冬，傅斯年再向蒋上书：“孔院长之实任院长，在国人心理中深感失望。”在信中，他引用时人评价孔氏的话“若孔氏者，非贪污腐败之结晶乎？”并说，“且此评价不特在一般民众中为然，即文武百僚，亦多心怀此意，私下议论，而不敢昌言耳。”（遗札二卷，Ｐ799） 公开向孔祥熙挑战1939年12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氏回任副院长，但仍兼财政部、中央银行等职，财权还在其手中。面对难以根除的家族政治局面，傅斯年深感无奈，知道私下向蒋上书，不会有太大的效用，便鼓足勇气，寻找时机，公开向孔氏挑战。 1944年9月，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四次大会上，就“孔兼部长办有祥记公司”、“孔副院长向中央各银行职员分送黄金储蓄券”等事，提出四条口头质询（《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P276-277），但均遭当事人的狡辩与敷衍，不了了之。 愤怒的傅斯年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建议“彻底禁止官吏及其家属兼营商业。……厉行资本之管制，主要物资之管制。办理此事时须许人民控告办事者之舞弊情事”，他指出，眼下是改革的最佳时机，“若今日不可改革之事，战争结束后更不宜改革矣。若以投鼠忌器之故，坐荒时日，无异给若干恶趋势以蔓延之机会。”（遗札三卷，P1174-1177） 不久，国民政府局部改组，部分官员更易，但孔氏继续留任行政院副院长，傅斯年大失所望，又于11月22日致信蒋介石，对孔氏留任之后果，条分缕析，“惩治贪污之先决条件，为破除情面，然情面者相连为一串者也”，“副院长一职如无更动，自一般而言，失其振人心之效；自财政言之，失其改革之功。”（遗札三卷，P1183-1184）言之铮铮，可谓苦口婆心。  中央银行的两位“深喉”提供给傅斯年的与美金舞弊案相关的账薄，现仍保存在傅斯年档案中。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找到美金公债舞弊案的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屡败屡战的傅斯年终于找到了孔祥熙等人参与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的证据。 1942年5月，财政部从美国政府五亿美金贷款中拿出一亿，发行“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中央银行按每6美元兑换100元法币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年息四厘，每半年付息一次，自1944年还本，十年还清（郑会欣：“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发生及处理经过”，《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Ｐ102，以下简称“郑文”），在此之后的折合率由财政部于发行日公告，到期后，按票面额兑付美金。 头一年，美金公债发行得并不好，后方百姓挣扎在贫困线上，生计无着，哪有钱买公债，而官僚巨商则忙着抢购物资，囤积谋利，看不上公债那点利息。但到了1943年春天，通货膨胀加剧，美金黑市汇率大涨，6月底1美元兑换法币59.07元，以后美金官方汇率与黑市的差价逐月增大，购买美金公债变得有利可图，到了10月，央行即说美金公债已经售罄。但随之传闻载道，纷说孔祥熙及其亲信私分了未售出的美金公债，并以高出原价数倍的价格抛售，大赚特赚。 1945年7月，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提出口头质询，要求彻查中央银行涉案人。7月15日，经一位老友牵线搭桥，他见到了中央银行国库局的两位“深喉”，拿到了孔的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签呈的抄本和照片，以及四份国库局的账页，接触到了这桩弊案的冰山一角。 原来，因美金黑市大涨，中央银行于1943年10月15日密函各地银行停售美金公债，未售出的债票交回央行。从吕咸写给孔的报告看出，一亿美金公债，只公开售出一少半，未售部分，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5000万，尚有350余万元，“分给总分行全体人员认购，其余零星尾数，则由本局办理债券勤劳人员承销”。除此之外，在国库局457号“预售户”账页上，1944年6月3日和8月19日又记入两笔来路不明的巨额债票，这三笔债票共计1150余万元（遗札卷三，P1222-1224）。从账上看不出这三笔债票的买主都是谁。 蒋介石密令财政部调查其实，傅斯年只拿到涉及此案的部分证据，他对蒋介石早已在秘密调查此案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口头质询之前，1944年底，蒋介石免去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任命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调查此案。 俞鸿钧主导的调查进展缓慢。1945年3月，中央银行职员胡叔度、李尚清联名向军事委员会举报美金公债案内幕，大大加快了调查进度。4月5日，俞鸿钧将吕咸的两次呈文和孔祥熙的亲笔批示等附件随调查报告上报。至此，案情渐白： Ａ.1943年三次拨交中央信托局预购户751余万元，其中，该局下属四个单位分别认购保管400万元，该局同仁奉准认购101余万元，“奉孔理事长谕”售给“宋公嘉树教育基金”等6户慈善团体250万元（这些基金多是孔氏夫妇创立）； Ｂ.1944年2月15日付出债票350余万元，实系吕咸密签奉孔祥熙批示交中央银行业务局收账，账面记为“拨付预售票”； Ｃ.1944年6月3日列收美金公债765余万元； Ｄ.1943年10月15日美金公债停售之前四天，奉孔祥熙批准拨交德生公司等客户（共51户）预购债券1660余万元，这一笔疑点最大，俞鸿钧在报告中说，“上项债券虽经付账，但并未由各预购户出具收到债券之收据，究竟各户是否收到，无凭查核，且预购时并无任何凭证或登记手续可查，各预购户虽有户名，但均未留有地址，无从稽考”。 4月8日，蒋介石阅罢报告，当天即向财政部下达处理此案的手令： Ａ项“应由中央银行负责追缴保管，仍归还国库，不得延误”； Ｂ项“未经本主席批准，不得由中央银行之员摊购，应缴还国库，不得延误，否则应作舞弊论”； Ｃ项“不得由各部摊购，应即缴回国库保存勿误，否则应作舞弊论罪”； Ｄ项“其预购户未出具收到债券收据，预购时亦无凭证与登记手续者，应作无效”（郑文，Ｐ110-111）。 蒋介石把调查结果告知在美国的孔祥熙，谁知他拒不承认，蒋十分恼火，在日记中写道，“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他深知此案牵涉孔宋家族，金额巨大，民愤滔天，但如何处理，十分棘手，只得先与孔双双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再促孔回国，当面质问。 7月8日，孔祥熙回国。正巧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傅斯年等参政员联署议案在大会上揭发此事，并表示愿与当事人对簿公堂。陈布雷（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和王世杰（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闻讯，劝傅斯年向蒋上书报告此案，不要公开揭露，以顾及政府声誉，但他不为所动。 7月11日，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出示调查报告及证据，但孔不肯全部承认。次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否则惟有任参政会要求彻查，此固于政府、对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 7月27日，最高法院检察总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要求他提交此案的证据，以便做进一步调查。傅斯年撰写了一份说明书，详述此案经过，连同中央银行的账页等证据一起提交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清楚，尽管傅斯年揭露1150余万美金债券去向不明，但并不掌握1660余万美金债券“预购户”的真正买主是谁，而这才是此案的关键。侍从室在研究了傅斯年等人的提案后提醒蒋介石：“但恐参政会要求彻查全部美债账目，或监察院亦闻风前往该行查阅账册，则认购户之真相完全暴露，势必难于应付，是实该案之严重困难所在，殊可考虑”。（郑文，Ｐ121） 迫于社会舆论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批评，蒋介石逼孔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要求追缴其非法所得，8月6日，再令主计长陈其采和俞鸿钧“切实密查具报”。但陈、俞揣摩上情，避重就轻，调查报告只谈傅斯年揭露的1150余万美金债券问题，而于关键的1660余万美金债券“预购户”的真正买主究竟是谁，只字不提（郑会欣：《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中华书局，2014年3月第1版，Ｐ28），为顾及党国声誉和国际影响，蒋介石也未追究孔氏及其他涉案人的刑事责任，一桩惊天大案，竟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不了了之。傅斯年在致夫人的信中谈起此事，欣喜之中难掩失望，“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遗札三卷，Ｐ1213-1214） 黄金风潮1945年5月，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刚把孔祥熙赶下台的傅斯年与国民一样，都对宋子文抱有一定的希望，期待他在整顿孔氏留下的烂摊子方面有所作为，以拯救濒临崩溃的战时经济。 日本投降后，宋子文在伪币兑换、伪产接收上的做法，激起民愤，沦陷区人民苦熬八年盼望解放，谁知得到的却是政府对全民的惩罚性掠夺。政府还都南京后，经济形势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更趋恶化，为了抑制法币贬值，宋子文决定令中央银行从1946年3月8日起，在上海出售黄金，以紧缩通货，稳定物价。 1946年9月以前，金价上升较缓，一根金条（十两重）的均价从4-6月的173万元，涨至7-9月的208万元。到8月19日央行调整汇率后，10月金价涨至220万元，但到11月政府公布限制进口办法后，金价大幅上涨，11月涨到253万元，12月涨到324万元，央行不得不抛售黄金以平抑金价，最多的一天，售出10万两。到了1947年1月，金价狂涨，黑市美金与物价也轮番上涨，2月13日这天，金价涨到了780万元，市面一片混乱。央行在12月至1947年2月中旬这两个半月，售出黄金156万余两，也未能稳住金价，只得在2月15日宣布停售黄金，第二天，政府又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禁止黄金、外币买卖。 这次黄金风潮，是对濒临崩溃的战后经济最后一击。在此期间，官僚自不必说，资本家把本应投入工商业的资金，几乎全部用来买黄金，连高级军官也把军饷都挪用来炒金，终致工厂倒闭，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法币如纸，直闹的怨声载道，民愤滔天。抗战胜利时，中央银行尚存900多万两黄金，仅在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就卖掉了850万两（何汉文著“记上海黄金风潮案”，《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Ｐ184-202），在黄金风潮中，孔、宋家族及其亲信利用职权低价套购了多少黄金，获利多少，只有天知道！ 把宋子文赶下台有着八年倒孔经验的傅斯年，不再利用国民参政会倒宋，也没傻到再去向蒋上书，他已练成了必杀技，报刊就是他的杀手锏，该出手时，瞅准时机，一击毙命。 1947年1、2月，傅斯年先在《观察》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接着又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义正词严，痛斥孔宋：“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雌儿雏儿一起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以上这些，政府若对起人民，该去清算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傅斯年提出，政府可以征用孔、宋二家的财产，“远比黄金回笼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给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罢”。“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孔祥熙“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贪污之名，然比起孔来，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凯时代所用的财政人员，如周自齐、周学熙皆谨慎的官僚，并没有大富），上行下效，谁为罪魁祸首？”“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此文发表未及十天，宋子文即在国人一片唾骂中黯然下台。 十年打虎，傅斯年的这批书信和文章，是对抗战以来中国经济如何走向崩溃的总结，是对孔、宋家族以权谋利大发国难财的控状，是向贪官污吏宣战的檄文，也是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心迹的独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