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上丝路”）发轫于西汉，这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由广东徐闻、合浦经南海驶抵黄支（印度东南岸）的航线。后经宋、元、明诸朝的发展，这条中西远洋航线不断西延，一直到达东非及红海。
唐宋时期，北方及沿海著名瓷窑大量涌现，中国的瓷业发展到了顶峰。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下令禁止以丝绸与诸番贸易，于是，中国出口商品从以丝绸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瓷器为大宗。这时，中西交往也由陆路干线为主，过渡到以海路为主。中国的称谓也由“丝绸国”（Serice）代之以“瓷器国”（China）。
唐宋元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海路基本上有三条，一是各地瓷器汇集明州（宁波），东渡日本、朝鲜半岛；二是陶瓷商品集中泉州、广州，出海西南行，经南海到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再经马六甲海峡至缅甸、孟加拉、印度；三是瓷器汇集扬州，由运河经楚州（淮安）由海州入海北上，经密州、交州、登州（烟台）、莱州沿海岸航行至高丽与日本，此称为“东海北路”（黄海）。
唐宋是我国陶瓷生产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海上交通、海外贸易迅猛发展、全面开放的时代。现代世界性考古成果表明，不管是“陆上丝路”所到的西亚，还是“海上丝路”所经历的每一处古址，都发现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瓷片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因此把海上航线称为“陶瓷之路”。
国内外众多的陶瓷史专家论及唐宋时期的陶瓷外销口岸主要是广州、交州、明州和扬州。
“唐时，由海上去新罗、日本，航船多从明州（宁波）出发”。日本冈奇教授的著作以及冯先铭先生的论著中皆提出浙江越窑青瓷和湖南长沙铜官窑器外销主要是通过海路由明州出港。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冲绳出土的中世纪中国陶瓷———求证中世纪冲绳与中国陶瓷贸易的接点》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陶瓷输入冲绳可追溯到唐代”。并提出“冲绳岛，作为转口贸易基地的作用”。但没有论及输入的口岸和线路。李知宴教授在其《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与外销》中明确指出：“登州、海州、扬州、明州等成为沟通日本和新罗的重要港口”。
在谈到中国陶瓷外销这一问题时，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一是重视南方航路的研究而轻视北方航线；二是重视明州港和扬州港重要口岸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海州口岸的探讨。
事实是：建国六十年来，在古海州地区曾出土过一定数量的作为外销瓷的唐代越窑器和铜官窑器。宋代陶瓷的出土更为丰富。结合冲绳、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的中国中世纪陶瓷的标本，进行比勘，从而提出一个新观点：九世纪中叶的海州，由于瓷器大量由海路外销，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海港，是北路航线中的重要口岸。它的地位虽然远不及明州和扬州。但和楚州、交州的位置可以并驾齐驱，是“海上丝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又不是我市许多人提出的“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
“东海丝路”上重要港口外销瓷的发现
海州，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海港城市，在研究“海上丝路”中，没有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其实，海州作为一个古海港，它与海外的交往，随着赣榆金山徐福村的发现，至少可以上溯至秦汉时期。近几年地下考古材料的大量发现，可以断言：唐宋时期古海州是中国陶瓷输往朝鲜半岛、日本的重要中转港口。
1987年，随着新海电厂的扩建，在堆场、排洪道等工地上，大量的残破瓷器和堆集丰厚的瓷片俯首可拾。这里有柔润光滑的邢窑白瓷，也有莹润如玉的青白瓷，更有以“夹心饼干”誉称的龙泉青瓷……文物是历史的折光，我们根据这批残器和瓷片的工艺特征，可以断定这批瓷片的时代大致从唐到元初。那时的海州北门外包括今新海电厂区域是一个密集的居住区。这些遗存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中有不少是典型的外销瓷。
1986年，我市考古专家周锦屏先生在今墟沟龙门湾海水浴场的西侧，修建浴场更衣房的工地上发现了一大批瓷片堆集。经鉴定，有铜官窑、越窑、龙泉窑、邢窑以及景德镇窑等瓷片，大致是唐宋时期的遗存。根据这个发现，我们走访了许多老渔民，据他们讲，解放前在海棠村曾出过一条大木船并发现有宋钱，可惜当时被村民们瓜分而未能保存。
这里特别要谈及长沙窑在连云港市发现的意义。长沙窑的产品有三大特点：(1)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2)褐斑贴花；(3)白釉绿彩。1960年前后，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市发掘了唐墓、五代墓800余座，出土器物425件，其中属于或相似于长沙窑系瓷器116件，不见长沙窑的典型器物。
1979年以来，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发掘了约300座唐墓、五代墓，没有出土一件长沙窑典型器物。而我市出土的长沙窑器，如釉下彩绘壶、褐斑贴花壶、釉下蓝褐点彩双耳罐、白釉绿彩壶和釉下点彩水盂等和长沙窑外销瓷典型器物属于同类产品。研究长沙窑瓷外销的许多专家曾断言：长沙窑器“除开窑址，扬州、宁波有较多出土外，其他各地均少见”。而海州长沙窑器的发现正弥补了海上陶瓷之路的空白点，从而论证了故宫李知宴教授所提出的论点：“登州、海州、扬州、明州等成为沟通日本和新罗的重要港口”。
浙江越窑青瓷的出口，许多研究文章认为：“起销于中唐晚期，大量行销应在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并认为抵达朝鲜、日本的越窑青瓷的“东亚航线”即从明州直通朝鲜和日本。而越窑青瓷外销的历史，根据已知的材料可上溯两晋，在南韩已知的有六件。这就是1969年从忠清南道天原郡出土的青瓷天鸡壶等。而连云港市从云台山出土的属于越窑的天鸡壶、黑釉天鸡壶等瓷器，至少可以说明早在六朝两晋时期早已存在着一条建康（南京）至云台山的海上运输线。而海州越窑瓷的发现则说明宁波不是惟一的唐代青瓷外销贸易口岸。
北宋景德镇窑烧制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也是远销新罗、日本的瓷类。海州大量出土的北宋墓中影青瓷、高足盏、葵瓣碗、瓷盒等器物，即使在景德镇也较少发见。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研究青白瓷的专家黄云鹏先生对连云港出土的青白瓷赞不绝口：“精美极了”。并推论：“这是海州作为陶瓷之路一个节点的重要史证”。
由此可见，一、唐代中叶以降，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陶瓷贸易形成的海上通道，十分繁荣。二、唐宋之际的陶瓷外销，其途径主要是通过广州、泉州、明州和扬州等口岸启运，但不可忽视北方线路上的楚州、海州、登州、交州诸港的重要作用。三、唐宋时期作为“海上丝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海丝路”，不仅仅是植桑养蚕、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重要的陶瓷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也是日本圆仁和尚从海州回国的航路。
唐宋时期海州的经济发展与战略地位
唐代，中新（罗）、中日间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达到了鼎盛时期。地处登、莱二州以南的海州，虽地处僻壤，由于扬州、楚州诸港的兴起和繁荣，又濒临北方航线中的重要位置，商业和外贸有了一定的发展。宋辽对峙时，中国东北及华北大部分地区成为辽的天下，位于山东半岛的登州和辽隔海相望，因宋王朝禁止“旅客于海路商贩者”“经登、莱州界”。由此海外活动中心南移，从而促进了胶西密州和海州口岸的崛起。
唐宋时期，海州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天宝年间人口达184900人之多。到北宋崇宁时期达54830户，人口l99750人。造船业和航海业有了发展。《太平广记·李邕》篇记载，李邕任海州刺史期间，不仅有一个能停靠10条大海船的码头，而且能在很短时间内造出远航日本的海船。
《太平广记》虽是小说，但不尽是妄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海州经济的状况。唐代海运的发展从敦煌文中可见一斑：“沧、瀛、贝、登、莱、海、泗等十州，共差水手5400人，3400海运，2000人平河……”两年一更替的水手、海师、舵师的徭役，海州每次征集参加海运的人数总在300人左右。
从近几年地下文物出土的情况分析，海州不仅是越窑青瓷和铜官窑瓷器重要的输出口岸。从墓葬中出土的唐宋瓷器中，还有邢窑白瓷、定窑白瓷、陕西耀州窑青瓷、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窑青瓷、河南巩县窑白瓷和三彩器以及安徽繁昌窑青白瓷和寿州窑黄釉瓷等。可谓“天下名瓷集海州”。
由于两淮盐业的发展，扬州成为船运要津、商族云集的大码头。宋代，海州有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年产量达47．7万余担。《宋史·食货志》记载：“海州为榷茶之所，景德二年诏：茶商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后增至数万。时海州茶善而易售，商人愿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
海州成为东南半壁的茶、瓷集散地，活跃了海州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商业交往。海州地区的粮食、海产、山果、土布、药材、牲畜、家禽以及炭薪都是重要的输出物资。近几年来，在花果山、朝阳等多处发现了北宋至金的钱币窑藏。几十斤至几百斤不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州商业经济的繁荣和货币流通量之大。
南宋时，海州入金。金、宋间没有官方贸易往来，民间贸易主要通过边境榷场进行。“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凑……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海，价增十倍”。金人实行边境开放政策，“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两国之货”。海州设立了和南宋进行海上贸易的榷场。以高额的利润和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诱使江淮、苏杭商人至山阳、海州，“浮其货中分之”，再自淮转海达于胶西。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由于江北地区连年战乱，河运衰落，楚、扬二州的货物贩至海州再由海路转至胶西。“海、密等州米麦踊贵，通、泰、苏，秀有渔民船户，贪其厚利，兴贩前去板桥、草桥等处货卖”。在农民起义领袖李全及其子李璮据海州的十三年里，又以武装发展起海上走私至胶西贸易的海上通道，海州的商贩和贸易以及海运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繁荣时期。
公元七、八世纪，唐代和日本、朝鲜的往来，在黄海上也更趋活跃。日本16次派遣遣唐使。他们在完成学习唐代典章制度和文化技术的同时，还进行货物贸易。七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扬州、楚州、海州及山东半岛的莱州、密州等都设立了招待新罗商人的“新罗坊”或“高丽亭馆”。
海州的高丽亭馆建于海州“景疏楼”旧址，倍极辉煌，是海州地区最早设立的外事机构。唐代以前东西方交往中，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但在东汉以后，“海上丝路”越来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唐代，“海上丝路”实际上已超过了“陆上丝路”的发展，并在东西方交往中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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