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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25—220）与西罗马帝国（前30—476）是古代世界的两大帝国。两大帝国的覆亡也象征东方与西方古代文明转变的关键。本文将比较两者覆亡的过程，探讨其同异，期能厘清历史变化的共相与殊相。但是，本文将只讨论两个政治体的崩解。文化体是另一课题，其转变，而不是其覆亡，将在别处专文讨论。 东汉是一个时代，自有其明确的起讫年份。然而，东汉上承秦代与西汉的典章制度，作为一个政治体，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3世纪。东汉帝祚之终在献帝之世，但是董卓进洛阳，天下开始纷扰，东汉代表的秩序已经解体，则东汉之崩解实际上应在189年。 罗马帝国，上承由罗马城邦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264年，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65年，罗马灭马其顿，确立地中海霸权，执希腊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年，屋大维掌握政权。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共和改为帝国体制。公元前3世纪（前248—前193），罗马帝国经历几乎长达一世纪的混乱，沿边烽烟四起，军人拥立皇帝，皇位更迭频繁，更有一年之内数易帝王（如在238、253年等），内战不绝，政治败坏，百姓愁苦。至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及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才恢复治安。364年，罗马分东西两都。从此，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二。西罗马的正统至476年终止，东罗马则又延续了千年之久。在5世纪，西罗马北边与西边的日耳曼部族纷纷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权，欧洲终于出现了多国体制。以上西罗马变化，在时间上与东汉以至三国魏晋平行。东汉末年的扰攘，三国分立，以致五胡纷纷进入中原，中国长期分裂。两个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势也相类似。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欧洲史上一大课题。从爱德华·吉本以来，论著不断。吉本的经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对此提出了全面的讨论：内乱外患，天灾人祸，都在不同的时期扰乱了，也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国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综述了罗马帝国覆亡的几项原因。他特别注意到基督教对罗马精神的影响。教会与国家两个分立体系使罗马社会难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本以为罗马低估了边疆外族的威胁，他指出了罗马疆域内各地区利益与传统的多元性，也观察到正是文明腐蚀了罗马人的精神与生活方式。 另一位罗马史的专家罗斯托夫兹夫则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罗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罗马社会的分化，一方面是世家大族与一般百姓之间有隔；另一方面是罗马世界的都市化，造成城乡之间的对立。终于，以城市文化为基础的罗马帝国被底层文化拉垮了。 魏尔班从社会结构分析罗马帝国的覆亡，他采取生产力的理论，认为罗马低效率的奴隶生产制是帝国崩解的原因。 麦克米伦将罗马帝国覆亡归咎于战争的负担及军人势力的膨胀。 琼斯认为早期的扩张及后期的外患，导致罗马帝国财政困难及外重内轻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压力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 也有人认为自然灾害及生态变化，导致了罗马帝国农业衰退，人口减少。 回到吉本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节分析不同的原因，以说明罗马帝国的崩解。用中国历史学家处理朝代覆亡的说法，末世的现象，必是天灾荐臻，政治败坏，内忧外患，人谋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并发症”，遂致天命改易。 东汉的覆亡，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秦汉秩序，曾经历过嬴政新莽两次变局，但是汉承秦旧，光武也是“中兴”，原有的格局体制均未崩坏。东汉之亡，中国进入完全不同的情势。范晔著《后汉书》以前，已有谯周、谢承、薛莹、华峤、谢沈、司马彪、袁山松、袁宏、张?#91;诸家著作，反映了三国以至南北朝间历史学家对于东汉覆亡都有极深的感受，都企图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故提出自己的解释。范晔在狱中致甥侄书，自白他撰作的心情，引《过秦论》为比喻。 汉代著作于嬴秦之亡多所讨论。贾谊一论，著名当世，长留史策。范晔以此自况，也是为了对一段划时代的大变化有所解释。《后汉书》列传，列《党锢》《宦者》两传当是范晔对汉亡原因特加重视的表现。《西羌》一传又有长论，也是为了解释羌乱对于汉亡的影响。《循吏》《酷吏》两传，也许是沿《汉书》之例，但是他将郭躬、陈宠合为一传代表专业文官，邓彪、张禹等人合为一传代表与世浮沉的官僚，则似乎在说明文官体制的正负两种面貌。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特别大段征引了仲长统的议论；《崔骃传》中，则附列入崔实的议论。凡此都可视为范氏自己的历史解释。相对言之，黄巾起事是汉末大事，范氏却只在《灵帝纪》、皇甫嵩、朱儶、卢植诸传有关纪传中叙述，并未列为专传，可能反映范氏史法，认为民间起事是朝代覆亡的病象，而不是病因。 综合言之，范晔解释东汉覆亡原因在宦官外戚败坏朝政，而于维护儒家理想的力量（如特立独行之士）及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如党锢）又三致意焉。 东汉有识之士，颇有人已经注意当时的问题。王符《潜夫论》指陈朝廷用人不当，效率不彰，贵臣用事，社会风气浮奢。仲长统注意到政府荒废庶政，宠任贵戚，四夷侵略，而豪人货殖，平民困穷，百姓离散，人口减少，田无常主，民无常居，朝廷用人施政，事归台阁，不在三公，外戚宦竖，作威作福，饥馑疾疫，重之以军旅扰攘，人不聊生。 当时似已有一种末世的无力感，是以崔寔感叹“方今承百王之敝，值阨运之会”，认为是升平日久，俗敝政衰，盼望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他的意见大致仍将衰败的原因归诸政事不良，贤人不用，贵贱不齐，贫富不均。 归结当时人的意见，汉之将衰大致是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导致社会财富集中、亲贵专权、豪族擅利、百姓困穷的局面。这些弊病，与西罗马帝国内部的情形也十分相像。 上述情形，当是东汉衰亡之内伤症象。在“外感”的症象部分，西羌的动乱使中国大受其困，董卓兴起也是羌乱的背景下始成凉州军之祸。不过，羌人的力量其实不大，他们既不具备有力的国家组织，人口总数也不多。羌人起事，大多是边吏不善抚循，官逼民反。众羌蚁聚狼奔，并无军旅组织，也没有良好的装备。东汉能够有力量击败强大的匈奴，却困于西羌，则实在说不过去。同理，西罗马帝帝国能够征服高卢，占领东欧及中亚，罗马军团东征西讨，无往不胜，自然有相当的战斗力。日耳曼部族，也与西羌相似，最初只是附塞的族群，据估计，日耳曼部族人口不过罗马人口百分之五。人口不多，单位散漫，对罗马有骚扰之患，而不至于使罗马崩溃。 至于天灾，罗马曾有火山爆发，土壤恶化。中国曾有北旱南潦，灾荒不断。公元2世纪大疫，从中东帕提亚（安息）开始，向东西双向蔓延，东西地均受其害。 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都是广土民众，跨州连圻，一时一地的灾难史不绝书，人口增减也是区域性的现象而不是全面减少。因此，天灾如饥馑疾疫，即使在西罗马与东汉确实相当扰人，却也未必能造成持久而广泛的伤害，足以拉垮这样庞大的帝国。 这些内伤外感的症象，无疑削弱了两大帝国的力量，但是，若没有结构性的缺陷，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体系仍会有移东补西的救济能力（例如移民就食或运粮赈灾），俾有休养生息的复健功能。只有在结构上发生了问题，始有崩解的可能。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有一个核心地区及广大的外延，形成权力层级结构与空间的内外结构。在汉代中国，前者为郡县，后者为“中原”与外州；在罗马帝国，前者为行省与属国，后者为意大利半岛与外地。两个帝国都是结构体系。由一个主体系领有若干次级体系，结合为不是十分稳定的整体结构，用赫伯特·西蒙的话语表述：这种复杂体系系由原本可以独立的系统合成，在主体系有能力控御次级体系时，复杂体系各部分有其互补互利的功能，一旦主体系失去控御能力，各次级体系即可能纷纷脱离。因此，这样的复杂体系并不稳定，时时在崩解的边缘（nearly descomposable condition）。 于是，关键在于核心地区中的主体能否长期保持一定的实力，俾整个体系整合融铸为不能分裂的结构。 东汉继承西汉已经组合的体系，以察举制度晋用各地的人才，参加中央政府的运作，可称之为“凝聚型”的体系。在核心部分，西汉体制是君权与相权合作操持统治功能。相权代表全国的文官系统，而文官系统则由察举制晋用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人才。儒家意识形态为皇帝天命及文官的服务功能提供了政权的合法性。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为全国物质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才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 这一相当稳定的体系，在东汉时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东汉削弱相权，以三公代替了丞相，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内朝与外朝的两橛结构，使西汉君相共治的二元权力中心分解为内外对抗的二元权力。东汉外戚宦官，其实都是依附君权而取得权力。 东汉教育较之西汉，多了地方学校与私家讲学，《后汉书·儒林传》中，名师宿儒，从学者动辄千百，于是汉代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增，其中不能挤入文官行列者也为数不少。这些知识分子遂成为权力结构之外的一股社会力量。清议月旦人物，乡评里选，知识分子自己取得了评定等次的自主权。西汉察举制代表的参预问政，遂一变为儒生批评时政。政权与学术成为对立面。党锢之祸是政权与社会精英对立的极化。汉代复杂体系的领导阶层，因此而丧失功效（dysfunction）。 东汉地方与中央之间，也是渐行渐远。地方大族逐渐根深柢固，形成新贵族，包办了察举，也把持了地方，东汉州郡掾属是当地实质统治阶层，所谓“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地方逐渐发展主体性，东汉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都耆旧传》、《襄阳耆旧传》、《青州先贤传》……诸书均已不存，但仍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这种心态，正反映了汉代次级系统在寻求自主意识。 东汉人口极盛时也有四千余万，不下于西汉人众，但人口分布颇不相同。东汉末季，中原州郡人口减少，东南与南方则大幅增长，内外的比重非复旧时。 西汉的州郡只是督察单位，刺史权位不如郡守。但东汉州权大增，刺史统辖属郡，位同方伯。东汉分裂的形势已成。黄巾一起，皇室威信荡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阎忠即劝他“推亡汉于已坠”，代汉自立。汉祚之移，在于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 及至大乱已成，名豪大侠与州郡守将，风起云聚，四处举兵，汉代的复杂体系在主轴解纽之后，分裂为五六个竞争单位，归结于三国分立这种发展，正是不稳定系统崩解为若干次级系统的实例。 西罗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观。罗马由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城邦起家，东征西讨，逐步兼并了半岛上的各邦，然后统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卢，东并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罗马军团兵锋所及，无不臣服。在这样一个大帝国内，罗马并未建立西汉那样的郡县制度。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装力量上及收夺各地资源的殖民政策与贸易活动上。这一大帝国也有空间的中心与边陲，也有层级的罗马与属地。但是，罗马的复杂体系，可称为“扩散型”的结构，与汉代的“凝聚型”极为不同。 扩散型的结构离中心越远，中央控制越弱，而罗马在各处的控制都以城市为据点。在意大利半岛上，城市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则城市与城外的族属与文化均不同，颇像中国周代的封建，有国野的截然划分。地中海东部以及海东地区原是希腊文化的世界，各属地有其各自的历史传统，罗马人的戍军及殖民者所建庄园之外全是土著居民。这些地方，罗马的控制均须假手当地的势力。 举例言之，犹太人也是罗马百姓，但是犹太人治耶稣死罪，罗马的总督却置身事外，让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置他。这种次级系统，其原有的独立性远较汉代州郡的自主性为强。于是，一旦罗马失去控制的能力，这些次级系统自然纷纷脱幅，罗马的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了。 罗马的统治结构原由城邦制度演变而来。奥古斯都改共和国为帝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但是统治阶层的参议院议员，其家族都是富贵显赫的上层。旧日罗马担任骑士的士族服公职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晋入上层的机会。这一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其彼此隔绝，也迥异于汉代察举制作为上下沟通的情形。罗马各地城市中有市民阶层，城外则是农庄主人与辛苦劳作的农民。这三者之间，也缺少了社会流动的机制。于是罗马上下之间本少交流，其结构是相当松散的。 罗马以殖民与戍军维持这一个复杂体系于不坠，又以贸易将罗马生产的酒与橄榄油换取各处资源。罗马不断扩张，壮者从军，内地生产只能由奴隶担任。罗马越是开疆辟土，其本土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越小；戍守在外的军团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这一扩散型的体系终于外强中干，枝强干弱，一旦本土小有变动，各地必定寻求自主。罗马帝国建立东都，原为有效地控制东土。然而，东都皇帝的利益在东方，渐渐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于是，东罗马渐成为希腊化的另一势力，不但不是罗马犄角支持，反而割裂了帝国，据地自雄。东罗马在西罗马覆亡之后，又延祚将及千年，其实已是另一种政治体系。 从东汉与罗马帝国的崩解比较，可知各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都是崩解过程中的因与缘。两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结构方面，是不够稳定的次级系统，勉强系附于主系统，一旦内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协调，即会失去运作功能。主系统失去控制能力，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汉代中国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市场网，将全国农业与制造业经济有机地联系于整体的流动转输中。这一经济体系也可以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然而，中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聚而成为稳定的结构。 相对于汉代的情形，罗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无的经济网络，制造业大多在城市之内。 城乡之间少有共同的利益。罗马各行省与各属国，都有自己四周的经济圈，不必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交易网。 加上在基督教成为正统后，罗马文化不再是广大地区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够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扩散到欧洲及中东地区，但是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分多合少。是以罗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教派，是可以取代帝国的教会秩序，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延续。 东汉和罗马两个帝国崩解的表面现象相似，两者结构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结构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维系不十分稳定的次级系统。但是凝聚型的结构终有复合的能力，而扩散型的结构一旦分散，则不再整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