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格拉特帕拉萨第三所创立的“强制移民”政策,与其他地区的移民政策相比,有着独特的一面。这一政策,对于亚述帝国后期统治,以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一)在亚述帝国统治后期,出现了空前大规模的“农业奴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亚述奴隶制关系。 “强制移民”政策使得大量战俘与被征服居民成为奴隶。他们被称为“农业奴隶”,这种农业奴隶和一般的农奴是有区别的。日知先生认为二者的区别为:“从来源说,这种农业奴隶是俘虏奴隶,而农奴一般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对地主及其土地的依附关系;从身分说,他们有的有牲口,有小片土地,甚至奴隶,但他们本身属于奴主。他们耕种奴主的土地,奴主出卖土地时,他们留着没有用途,就一起出卖了。”[9](P163) 这种农业奴隶和所耕的土地一起,属于亚述奴隶主的各等人物所有。一块这样的田地上平均有奴隶五人、十人或更多些。奴隶主出卖土地时,土地上的奴隶就一起卖于新主人。这种和土地一起出卖的奴隶,最大一次数目在30人左右。王室的土地上拥有庞大的农业奴隶,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王室奴隶。此外,大贵族、神庙也拥有大量农业奴隶。同时,城市里的农业奴隶也有从事农业劳动的,但他们不用和土地一起出卖,而是全家出卖。这一类全家出卖的奴隶人数,最多的一家达20人。这样,就形成了亚述具有特色的新型奴隶制关系。这种奴隶制关系,在后来的新巴比伦王国(New Babylonian  ![]() (二)暂时巩固了帝国的统治,稳定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秩序;但是对帝国的衰落及灭亡起到了一定影响。 由于新迁的居民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且互不相识、难以交流,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同他们的本土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脱离,从而渐渐失去反抗的精神基础,逐渐演化成亚述的国人。这就为帝国的进一步扩展,消除了后顾之忧,也为统治集团管理这些地区减轻了一些阻碍,对于这些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影响仅是一定程度的。因为这一政策也使大批异族贵族臣民进 入了亚述城市和外省的驻防要地,各被征服地区的亚述奴隶主拥兵一方,实际上成为了地方割据势力,且各亚述奴隶主之间矛盾重重,内部不团结,从而为帝国的衰落埋下了隐患。这也是继提格拉特帕拉萨第三之后的萨尔贡二世、辛那赫瑞布、阿萨尔哈东(Esarhaddon,公元前680-669年)、阿淑尔巴尼帕(Ashur banipal,公元前668-前627年),这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在其统治时虽征服了空前广阔的疆土,却在逐渐达到极盛后突然速亡的原因之一。此外,亚述通过招收这些新移民,尤其是大量的阿拉美亚人加入亚述军队,也为自己的末日埋下了隐患。这一主要针对阿拉美亚人的强迫移民政策被提格拉特帕拉萨第三的后继者所继承,在大约三个世纪里被强迫移民的人数达到了四百五十万。这一结果导致了亚述越来越被“阿拉美亚化”,它的军队中充斥着大量的阿拉美亚人,可能对于帝国的崩溃起了重要的作用。 [8](P308) (三)客观上加速了古代近东地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 “强制移民”政策的实行,使得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互相杂居,共同生活。这样就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些不同文化、信仰人们之间的交流,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中,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交流、融合。同时,各种文化的交融,又丰富了亚述文化圈,形成多元文化。此外,它对于后来的其它帝国也有深远影响。可能亚述人对于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实施了强制移民政策——这一令现代人心里感觉最不愉快的事情之一。亚述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涉及了大部分人,据文献记载,在实施这一政策的三个世纪里,亚述移民的总人数达到了四五百万之众。这一政策的长远意义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脚步。山脉、河流和沙漠等地理因素的限制,在历史上近东被分割成许多分散封闭的独立地区。亚述的移民政策正是打破这种分散封闭的最潜在的力量。以以色列为例,当亚述占领米底和哈布尔(Habur)地区时,将以色列人迁移到此,他们最后似乎在历史上消失了,其实是被当地文化习俗所同化,和当地人融为了一体。[10](P251) 在亚述的一些都城中,亚述民族反而成为了少数民族,因为大量操不同语言的外来民族居住在那里,他们被授予和亚述公民同等的待遇。当考虑到亚述强制移民的三个世纪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政策的确加快了民族融合,并且排除了各民族之间的偏见。这一融合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结果也不是立即显现的,而是为整个近东地区的文化统一的形成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途径,并影响了整个近东地区后来局势的发展,也为亚历山大之后的近东希腊化进程提供了借鉴,最后进而成为基督教和约一千纪后的伊斯兰教能够快速进入该地区并繁衍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1](P268) 因此,亚述的强制移民对于今天近东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主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