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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10月25日下午，历史学家林甘泉先生在京逝世。林甘泉，男，1931年11月生，福建省石狮人，中共党员，1949年4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肄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秦汉史。主要代表作：《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合著）、《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主编）。 本文作者杨振红早年师从林甘泉先生，她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建所六十周年（2014年）之时，她曾撰文介绍林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文字朴实，情真意重，感人至深。经杨振红教授授权，澎湃私家历史栏目转载该文，藉此纪念林甘泉先生。  林甘泉 初次见到林先生是在1986年10月安徽芜湖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1981年成立，林先生是第一任、第二任会长。此次年会，林先生从会长职位上卸任，被聘为研究会顾问。当时我22岁，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即将进入二年级课程。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入史学之门、蒙昧无知的青年学生而言，林先生是高山仰止的大家，故不敢冒昧拜谒求教。会后游览黄山，途中，我们一行数人遇到林先生一行。林先生身着中山装，风度儒雅，笑呵呵地和同行的唐赞功先生打招呼，这一印象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1988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历史所工作。林先生时任历史所党委书记。一天，林先生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有事要跟我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林先生办公室，林先生态度平易，让我坐，我顿时便没有了紧张感。他谈到，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经济通史”立项，他负责“秦汉卷”工作。因为我的专业方向是秦汉经济史，硕士论文题目为《两汉时期的铁犁牛耕与“火耕水耨”》，因此希望我参加这个项目，负责“农田与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三章的撰写。他简单介绍了课题的基本设计和要求，以及参加人员。当时已参加这个项目的有李祖德、田人隆、陈绍棣、李孔怀、王子今、马怡、孙晓先生。我当时虽不十分清楚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但刚刚参加工作，便得到这样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自然十分高兴地应允了。林先生说，这个课题组你最年轻，课题组的事情你也帮忙做一下吧。 我来所时不满25岁，无论哪方面都不成熟，对于自己今后的发展甚至都没有规划和设想。林先生给了我这样一个任务，又能和我的硕士阶段衔接起来，一下子让我有了方向感。现在想来，这对我的成长帮助至大，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研究能力，而且避免了转型期的迷茫，节省了为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这项工作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我首先选择了“畜牧业”一章，开始搜集资料。当时没有电子检索工具，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颇有些渺无头绪、不知所措的感觉。现在想来，实际上是当时自己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以至茫然失措。在懵懂状态下完成初稿。林先生看过之后找我谈话。他先给予肯定，然后建议我多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并给出一些具体意见。林先生虽然说得委婉，但我明白他对我写的不满意。我便按照他的指引，重新选择较为熟悉的“农业生产”一章，认真查阅前人论著，借助各种工具搜检史料。在这一过程中，我对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清晰了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和写作思路。将完成的一章交给林先生后不久，林先生打电话给我，说除了个别词句还需要斟酌外，整体写得不错。但是有一条材料可能有问题，他说你是否使用的是二手资料，没有回查。我听了十分羞惭。当时我从别人论著中见到这条材料，因为不是常见史料，一时查不到，就偷懒直接转引了，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林先生慧眼识破。下星期上班时，我到林先生办公室去取稿子，看到林先生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修改了很多。后来我了解到，但凡林先生主编的书，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审读、修改。我拿回去，认真读了几遍，发现只要是经林先生改动的，无论是对观点的阐释还是材料的把握都更为稳妥，逻辑更为清晰，语句也更为流畅。有了林先生批阅的稿子为样板，我开始撰写“农田与水利”一章。写作过程中，认真核查每一条史料，不敢有半点懈怠。这次，林先生改动明显少了。“畜牧业”一章时，林先生几乎没有怎么改动。在这样一个写作过程中，我学习、成长了很多。 在这期间，我曾去日本一段时间。其间曾给林先生写过一封信，一是汇报自己在日本的情况，二是告诉他我延长了留日时间。我知道林先生身为历史所领导，事务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很繁忙，本没有期待他回信，但没成想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不长，嘱我好好利用这次机会，了解日本学界的研究状况，学习日语。这让身在异乡的我十分感动。 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林先生成了我最熟悉的老先生。林先生理论水平高，思维敏捷，思想深刻，常常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所以我非常喜欢和他聊天，聊自己在学问中的心得和想法，希望得到他的点拨、理解和支持。林先生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又是所领导，但为人平易，心胸开阔，完全没有架子。他也很喜欢与年轻人聊天，希望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我性格比较急躁，有时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常常忘了礼节，不等他说完便抢过话头，噼里啪啦说一通。他从来不生气，若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等我说完，才阐明自己的态度。若是同意我的看法，他就不再说什么。向林先生请教学问，是我到历史所后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之一。 1998年我有了读博的打算，读博的一个初衷就是能够跟随林先生系统学习。2000年我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那一年考林先生的学生最多，有六、七位。面试时，林先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认为汉代有没有社区？改革开放后，社会学重新兴起，“社区”概念和西方社区管理模式开始得到重视。1993年北京始在西城区试点社区建设，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社区”仍是一个新鲜事物。“文革”时期历史学的八股化十分严重，我们阐释历史的理论、方法、视角甚至语言基本上是一个模式。改革开放后，虽然主张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仅是当时，即使是现在也少有以“社区”为题研究中国历史的。林先生的问题一出，我们开始都有些发愣，回答五花八门，比较靠谱的是谈到汉代的“父老僤”和“社”。 后来我才知道，这正是当时林先生思考研究的课题。他为此撰写了《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一文，发表于《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5月）。林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乡里是从此前的聚落共同体演变而来，具有基层行政组织和民间社区的双重属性，民间社区有一定自治功能。秦汉社会中，除了民间社区之外，还有“父老僤”、游侠、豪强等民间组织，它们分为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属性，并由此规定了它们与国家秩序的关系。 林先生这一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林先生治学的特点：第一，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从现实出发寻找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问题，通过历史研究探寻今日中国的历史渊源。第二，关注宏观、理论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后，除了皇权控制的乡里组织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民间组织；乡里除了承担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外，是否还负有自治、互助功能；秦汉时期，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虽然瓦解了，但是血缘关系并没有因此消失，那么，它在秦汉基层社会中到底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大问题，是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特色的关键。第三，视野开阔，兼容并蓄。林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却参阅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包括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台湾学者杜正胜、大陆学者俞伟超、宁可等先生的论著，并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撰写而成。 2000年9月，我正式进入博士课程，跟随林先生学习。和我同时入学的还有现在也在室里工作的赵凯。林先生是一位十分负责的老师，他当时已69岁，仍坚持给我们两人授课。当时我们已从日坛路六号搬回到原来的小楼（后来李铁映当院长时，拆了建成现在的食堂）。因为办公室紧张，林先生也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借了二楼礼堂讲台后面的小储藏室进行授课。房间里除了堆放的桌椅等杂物外，只能放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林先生即使是给我们两人上课，也认真写教案，在四百字的稿纸上整齐地按格书写。授课的主题是“秦汉时期的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这是《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样的选题和视角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新鲜感。在林先生影响下，我选定了博士论文题目：秦汉社会基层组织与秦汉社会结构研究。虽然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改了题目，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我希望今后能在林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这一研究。顺带提及，目前历史所正在开展的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古代的国家与社会”，实际上也是受了林先生的影响和启发。 2001年底，学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释文公布，其中《二年律令·户律》关于田宅制度的律文引起我的极大兴趣，甚至可用震惊来形容。众所周知，战国秦汉时期土地制度的形态及其性质，自上世纪2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争论不决。林先生是战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所著《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是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我的思想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然而，读了《二年律令》后，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于是开始撰写《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一文。我认为，商鞅变法至汉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以爵位名田宅制，以二十等爵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主要通过国家授予、继承、买卖等手段获得。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只是以承认现有土地占有状况为前提，对全国土地占有状况进行的一次普查登记，而非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化的举措。土地的继承、转让和买卖都不能视为土地私有制的标志。西晋占田制和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制度设计上，都直接渊源于名田制。 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我曾和林先生谈到《二年律令》的内容，以及自己的初步感觉。林先生听了后，嘱我帮他买一本《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他要看一看。我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论文，然后投给《中国史研究》杂志。投稿之前并没有给林先生看，大概的心理还是有些顾虑自己的观点与老师相左。数月后，时任主编的辛德勇先生告知我，稿子已通过专家审稿。一次跟林先生聊天，林先生提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让他审一篇关于秦汉“名田宅制”说的文章，问是不是我的，我说是的。林先生对我说，希望我能够充分结合传世文献，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十分感动，学者对自己的研究都十分珍视，很少有老师心胸能够如此宽阔，不仅对学生持异说不生气，反而给予最大的支持和肯定。林先生让我真正领略了虚怀若谷、兼容并包的大家风范。 进入21世纪后，林先生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重磅文章：《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孔子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这些文章均是针对目前学界热议的重大宏观、理论问题以及历史认识所写，与历史学的发展关系至大，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林先生在论文发表前，有时会把文章给我们这些学生看，让我们提意见。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极好的学习机会，而且可以先睹为快。年轻时读林先生的文章，尚不能完全领会其奥妙精髓，近年来随着年龄增长，才逐渐体会到其思致之高远，以及强烈的人文、现实关怀。林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语言晓畅准确，一般很难提出意见。但师命难违，我们还会提出一些意见。例如《“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一文，林先生第一段引用了冯天瑜《“封建”考论》“题记”所写旅行德国莱因河中游时联想到“封建”概念之事作引子，我认为删去为宜，没想到林先生居然采纳了。后来听赵凯说，他也提了一点意见，认为文章的语气可以和缓些，也被林先生采纳了。 林先生和我们聊天时，最喜欢谈的是两件事，一是学生时期参加中共闽浙赣省委（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地下党的经历，二是对于当今历史学发展趋向的看法。1947年9月和1948年4月城工部曾两次遭受“左”的思潮的严重破坏，许多成员冤屈而死，林先生侥幸生存下来，并因此经香港北上，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林先生常常感慨，现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他也感慨命运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这辈子很可能不会从事历史研究。林先生是如此热爱历史研究，他一生没有任何爱好，除了行政工作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历史研究，像一个清心寡欲的清教徒。林先生时刻关注着历史学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对于历史学的碎片化、去理论化现象尤其感到忧虑。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多一些现实关怀，历史所这样的单位应该多组织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集体课题，发挥历史所“国家队”的优势和作用。他还常常设计一些课题，建议我们去做，例如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等。 时间飞逝，历史所马上就要迎来建所六十周年庆典。林先生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近两年，他的脊椎病加重，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他开始时很着急，对我们说，若不能工作，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这让我想起，他曾经多次给我们讲到，贺昌群先生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是伏案而死的！”林先生之所以一再提及贺先生这句话，一定是因为他怀有强烈的认同感。现在他仍然坚持每天伏案，哪怕是一刻钟、半个小时。每每想起此事，就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心生怜惜。 衷心祝愿老师健康长寿，在学术事业上继续绽放光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