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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中心史观的缘起 笔者认为，人们为了适应与改造世界的需要，必须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自身以及与之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进行诠释，即对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尝试进行理解，以采取合适的应对行动。对自然、社会、自身的理解不但涉及“应当”是什么，还涉及“实际”是什么。就“实际”是什么而言，不但涉及现在“实际”是什么，还涉及过去“实际”是什么。由此，时间进入了理解的视野。这就是说人需要对“过去”进行理解，这就是历史得以产生的缘由。过去随时间而消逝，作为理解历史的主体的人无法恢复历史“当下”的内在心理过程，其理解不可避免地在现在的“当下”进行。因此，历史的理解与历史理解主体的当下心境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总有一定的现实性，并且随着历史主体心境的改变，历史的现实性也在改变。 所谓历史的理解就是指理解了历史的意义。历史必须获得意义才能为人所理解。不同的历史理解主体理解历史时的心境是不同的，因此，历史的理解各自不同，其历史的意义也不一样。对于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而言，这一段历史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意义不一样，中国人不同时段的人的理解也会不一样。根本原因在于各自理解的心境的不同或改变。基于各自不同心境下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史观上。 柯文认为，美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在1970年左右开始发生改变，改变的契机就是美国的越南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是如何把巨大的破坏力量倾泻在一个远比自己弱小的民族身上，美国的史学家为自己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和羞愧。这个现实促使美国史学家开始以一种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帝国主义，就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而言，这个契机促使人重新审视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以西方的准绳与西方历史重要性中心的中国史观，并提出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根植于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1]在这种背景下，柯文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三种中国史观进行批判，提出了“中国中心的”中国史观。 柯文的中国中心史观对中国自己形成真正中国中心的史观具有一定认知上的参考意义。中国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中国文化的发展自发源以来，从未间断，一直依据自己的线索及逻辑发展演变。中华文明一直是东亚文化的中心。但是，近代以来，我们的历史观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们开始习惯以西方，主要是欧洲的发展为正常状况，而以我们自己的发展为非正常状况，这样，把中国历史变为了欧洲历史的附庸。难怪柯文在序言中谈到美国史家的中国史观形成“种族中心主义的歪曲”的原因时谈到中国史家在重建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西方的基本框架，因此难以为国外同行提供创造性的观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 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实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后才开始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学术界普遍关注经济现代化这个主题，即体现为“渴望富强的焦虑心境”。其焦虑感在当时“开除球籍”的耸人听闻的呐喊中被强烈感受到。80年代历史观的表述往往与这种焦虑相配合，指向的是如何寻求经济强盛的历史主题。在这种背景中，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试图从近代史中找出现代化的因素，并探讨现代化的历史轨迹。杨念群认为，这体现一种 “现代化叙事”。“现代化叙事”重构了中国史学家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想象，在这种视域中，中国作为“传统社会”自晚清以来一直是西方改造的对象，西方社会被有意无意地设置为中国未来的进化目标。[2] 80年代的焦虑主要集中于中国不够富强，物质生产不够发达这个层面。这样的认识也源于某种乐观的认知理念，即认为只要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各种问题自会迎刃而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经济的发展却带来了精神的空虚、伦理的颓丧、社会秩序的破坏。90年代片面强调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环保生态，贫富不均等社会病症均成为新“危机意识”产生的来源。由此，杨念群认为，90年代中国知识界所普遍出现另一种焦虑感，即对商品化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的焦虑，并提出重建人文精神的口号。[3]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对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叙事”开始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导致中国学者与西方文化距离开始拉开，而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开始拉近。对“传统”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传统并不是与现代对立的，现代社会同样需要传统的人文精神。如学界开始重新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并试图重建儒教的人文精神。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人们对经济发展之后的精神建设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另外，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日益关注，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些思潮都要求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给予一种有别于西方的解读。这些就是我们当前考虑建立中国自己的“中国中心史观”的现实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对我们摆脱西方中心的史观，并形成自己的以中国为中心史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基本上只是一种美国人的试图摆脱西方现有的模式来认识中国历史的一种尝试，但是，很明显，从技术上说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中国中心观”背后其实仍然存在一个西方人类学所规定的视野和价值预设，即通过把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化”来认知西方世界自身。 二、中国问题与中国中心史观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从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问题出发来探讨中国历史哪些具有历史重要性是中国中心取向的重要特征之一。并对所谓中国的问题做了解释：其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问题；其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4] 柯文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这种研究取向在美国的兴起。如举了张灏对梁启超的研究，薛君度对对孙中山和黄兴的研究，芮玛丽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等。[5]笔者概括起来，这些研究都有一个特点，都是试图从中国内部因素来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成因。如芮玛丽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从士绅这个中国因素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在列举这些例子的时候，柯文似乎并没有说明衡量这些历史事件重要性的准绳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所谓“衡量历史事件重要性的准绳是中国的”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即一定历史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依据中国的标准它是重要的。这个中国指的是历史的中国，还是当下的中国？或者两者都有？从所举的例子来看，应该主要指的是当时的中国。当然，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是很困难的，所以，柯文特别强调“移情”的重要性。如他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运动》中对义和团的研究试图从处在事件中的人的经历研究来探讨历史事件及其意义。[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柯文的中国中心史观存在内在的冲突与紧张：其一，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冲突。柯文是在批判“冲突——反映”模式中提出自己的中国中心史观的，因此，试图克服他们过度强调西方因素在中国近代变化的中的作用这一倾向，而强调中国内部的因素在近代史中的作用。因此，显得矫枉过正，而对外在因素的作用有所忽视。其二，中国内在因素的重视与作者的外国人的立场之间的冲突。根据柯文的观点，这些内在因素的历史重要性应当来源于中国的标准，即这些因素的历史意义只有在中国的标准中才能被获取。尽管作者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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