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原始社会史研究经典导读两篇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导读
连大历史，陈诚
本文作者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Von.Engels），1820—1895，德国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精神导师。恩格斯出生于一个优裕之家，幼时教育良好，在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较高的理论资禀与哲学神思。但17岁时他被迫放弃学业，继承并经营其父的纺织公司，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白领”生涯。尽管如此，恩格斯从未停止深邃的思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在他心中的奇妙交融使他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反思、对历史规律的竭力探寻、对劳苦大众的真切同情，以及超凡的洞察力与预见性，促使他与工人阶级站到一起，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与拓荒人。
本文于1896年首次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杂志《新时代》，但实际上早在1876年即已完成。当时恩格斯56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期的斗争经验虽已练就了他沉稳冷静的意志与处变不惊的风度，但欧洲发生的两种现象却不得不牵动他的情绪波澜：一是巴黎公社失败以来，工人运动进入一个蛰伏期，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甚嚣尘上，对无产阶级思想信念造成了一定冲击和麻痹。恩格斯认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社会工人党1875年的《哥达纲领》空咏“劳动”是财富之源，却对进行劳动所必需的物质材料、这些材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产品的分配关系避而不谈，实际上是抽除了现实社会的阶级性，掩盖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第二个现象是，1871年达尔文《人类的起源及其性选择》的出版，第一次为人们描绘了人类祖先的进化图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但达尔文等人仅从自然科学角度解释人类起源，并未对“劳动”在此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予以重视，以致遗留了许多问题。他们甚至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自然界中优胜劣汰的普遍法则来类比说明人类社会中弱肉强食的合理性，企图以此消抹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和野蛮血腥。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打算写一本题为《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书，对上述两种思想进行鞭挞，但最终只完成了一篇导言。后来，他为这篇导言冠以标题，保存到另一部作品《自然辩证法》中，亦即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献。
从内容上看，本文共26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全文中心观点——“劳动创造人”。
恩格斯的论述从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一说法的批判开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只有和物质材料一起才能创造财富。言下之意是，辛勤劳动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劳动成果必将为资本家所侵夺，财富将只归于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认为劳动的作用其实远不止创造财富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还创造了人类本身。
第二部分（第2—20段）：具体论证劳动是如何创造人的。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第2—13段）：阐述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劳动赋予人独特的生理机能。恩格斯认为，首先，劳动促进了手的进化。古猿由于环境的变化从森林来到平地生活。平地上的直立行走使手从支撑功能中解放出来，职能大大扩展，直至使用、制造工具。手的灵活性随之增强，进而推动手的进化；其次，劳动促进了整个肌体的变化。作为整个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手的发展带动了整个肌体的变化，如下肢变得粗壮、牙齿失去工具和武器作用使吻部后缩等；再次，劳动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劳动的发展产生了交流的需要，而直立使肺和喉得到解放，发音器官得到改造，有可能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就逐渐产生了；最后，劳动促进了意识的形成。劳动和语言的交流推动了脑髓的发展，思维器官愈发灵敏，意识遂而形成。
第二层次（第14—17段）：阐述劳动在社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劳动赋予人类独特的社会属性。人出现以后，只有结成社会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否则便无所谓真正的人。而社会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恩格斯的回答是，人类诞生之初继承了猿类的群体关系，而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确切地说，从工具的制造到火的使用和发明，再到农业、纺纱、织布、冶金等各种新的劳动领域的开拓，造成这种群体关系日益复杂、紧密，最终促使社会产生并向更高形式演进。
第三层次（第18—20段）：阐述劳动在人类改造、支配自然界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劳动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现方式，赋予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写道，动物对自然界的改变是无意识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人对自然界的作用是“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纵使“动物是具有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但那“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们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而“劳动”正是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所在。
第三部分（第21—26段）：论说劳动帮助人认识和理解各种规律，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改造、对社会实施变革，可以使人真正成为世界的主人。
在恩格斯看来，长期的劳动不仅能使人掌握自然规律，也能使人谙悉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就是“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相信，“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一点表现得最完全”；但这场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因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本文堪称马克思主义著述的经典篇章，其影响甚至超出这一思想流派，对全人类的自我认知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它通过论述劳动在人类起源、社会产生与进步、阶级形成与斗争中的作用，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坚定了共产主义者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认为社会因素在人类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理论上解决了“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的问题，或者至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新颖、更开阔的思路；最后，与恩格斯在本文中的一系列论断的科学价值相比，他的这些论断的哲学价值无疑更为巨大，对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史有重要指导作用。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劳动”的概念未作明确交代，对“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限定性也未予说明，易使人产生错觉，认为劳动是人类产生的唯一的决定因素。而事实上，劳动显然并非从古猿进化为人的过程中唯一的推动因素，且对人的起源所发生的作用也未必如理论上讲的那么大。比如：新近研究表明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中有很多并不会“劳动”，至少没有将劳动作为其主要的谋生之道，他们的生存之道与它们的猿猴祖先基本相同，即主要是采摘植物果实；人类复杂语言能力的形成是以大脑的发达为前提，认为语言和劳动一起推动猿脑过渡到人脑的说法恰恰颠倒了因果；人类脑力的提升不仅仅取决于劳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条件的好坏，如食物营养等等。人类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到底出于何种地位，还需人们综合各种知识、证据进行长期不懈的探索。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
连大历史，陈诚
本书作者恩格斯，1820—1895，德国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国际工人运动领袖。
本书完成于1884年3月至5月，同年10月首版发行。恩格斯的这次写作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明确的思想意图。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转入一个低靡期。各种资产阶级理论趁势而起，抢占人们的信仰高地，其中迷信政府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影响颇大。这种学说认为，私有制和国家从来就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延续下去；在“国家”中，各阶级能够实现和谐相处；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社会改良与革新是可行的。显然，该学说企图将资产阶级占有制及其国家机器笼上一圈“神圣性”、“永恒性”、“合理性”的光环，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与抗争激情。恩格斯对这种情况流露出担忧，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他的工人朋友和一切劳苦大众：国家从来是，并且始终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工具；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将私有制和国家送入坟墓。当然，恩格斯的写作也有出于个人情感的原因。当时，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了后者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作的大量笔记，恩格斯阅毕很有触动。一方面，他对摩尔根和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深受启发，有一种参与讨论的愿望；另一方面，完成亡友未竟事业的浓烈情愫也使他义不容辞。因此，恩格斯毅然的开始了本书的创作。
本书的中译本包括1884年第1版序言、1891年第4版序言，以及正文9章（第1章史前文化各阶段；第2章家庭；第3章易洛魁人的氏族；第4章希腊人的氏族；第5章 雅典国家的产生；第6章罗马氏族和国家；第7章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第8章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第9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首版序言交代了写作的缘起，并对全书的大致思路做了概要。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种的繁衍”在内的“两种生产”。它们分别对应“劳动”因素和“家庭”因素，并通过这两种因素对一定时空中的社会制度发生制约。当“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越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当“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私有制、商品交换、贫富分化、奴役他人劳动、阶级对立与斗争就逐渐兴起，最终导致国家产生与发展。此外，恩格斯还对他的主要写作依据，即摩尔根和马克思的作品作了说明，体现出严谨、诚实的学术品质。
第4版序言主要是说明新版本增添了一些材料和更改、补充了部分内容，并对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的家庭史研究做了简短述评。此处，体现出恩格斯作为一个学者对史前史研究坚持不懈的关注和对自己作品的时代生命力的严格要求；他也强调了摩尔根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突破和成就，批评英国传统学派对摩尔根的所谓冷漠和抵制是表里不一。
正文9章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章）：论述了史前文化各阶段及其特征。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大阶段，其中“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分别对应原始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它们各自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第二部分（第2章）：分析人类家庭婚姻形态的发展变迁历程及各自特点。恩格斯指出，人类产生伊始处于杂乱性交状态，之后才有了家庭、婚姻的出现。他将家庭的发展史概括为四个阶段：首先是“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最初形式，实行血族内部同辈男女互为夫妻的婚姻关系；第二阶段是以族外群婚为基础的“普那路亚家庭”；第三个阶段是“对偶家庭”，其特点是分属于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双方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结成一种不稳固的配偶关系。对偶家庭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也没有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第四个阶段是“一夫一妻制家庭”。这是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以“男性的统治”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为特征的、相当稳固的家庭形态。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男女双方的长期结合，以及保证男性主导的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也是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标志。在这里，恩格斯特意对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做了讨论。他认为文明时代以来的妇女压迫正是起源于私有财产及其男性占有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由于妇女在专偶家庭中的劳动属于私人性质而非公共性质，她们就逐渐遭到丈夫的役使；又由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她们就不得不对男性表示顺从。以此为据，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就必须达成三项条件，即“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依靠现代大工业”和“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到公共的事业中”。进而，恩格斯对未来的两性关系与家庭模式做出自己的预测，认为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两性婚姻将实现建立在彼此平等与充分自由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
第三部分（第3—9章）：阐释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国家的起源、实质和发展规律。这一部分为本书的重点，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第3—8章）：以易洛魁人为例介绍氏族制度的具体情况，又以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为例，介绍了他们由氏族向国家演进的历程；
第二层次（第9章）：从总结性、理论性的高度，对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消亡的必然性作出说明，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取代以阶级对立与斗争为实质的“文明社会”。恩格斯认为国家不是固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以血缘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没有阶级划分与压迫的，也没有国家。只是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游牧部落和野蛮人群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货币和商人阶级的出现，这样三次社会大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财富，造成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渐而形成阶级。当阶级之间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之时，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认为，国家与氏族的区别在于，第一，前者按地域划分国民，而后者依靠血缘纽带来维系；第二，国家拥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而氏族却是实行民主管理的。恩格斯还指出，在不同条件下，国家产生的情况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他将国家产生的途径分为三类：一是雅典式，“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二是罗马式，国家是在平贵斗争中产生的；三是日耳曼式，国家是通过征服产生的。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国家，在本质上却都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工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家终将覆灭，它在未来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会存在的。那时，“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起源》”堪称恩格斯的扛鼎之作，列宁曾盛赞此书为“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著作之一，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的确，这样一部仅十余万字的作品，却凝聚了恩格斯、马克思、摩尔根三位学术巨擘关于该领域的思想精髓，依靠对大量史料的条分缕析和严谨细密的逻辑论证，真正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推上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本书的特色就在于，以历史追溯的形式，系统刻画了比较真实的史前人类生活图景，不仅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角度，还从社会结构演变，即“氏族—部落—家庭”的演变角度，全面地、具体地探讨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及它们各自的本质与相互关系，较为完备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今人眼光论之，本书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时代所限和作者总是秉持着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和崇高目标，在一些细节问题的处理上不够充分和细腻；部分观点属于推测性质，甚至因有欠科学与全面而值得商榷。譬如，对与妇女相关的系列问题，恩格斯既没有从“种的繁衍”的角度去分析妇女解放，也从未对性别分工的起源做出回答。而他的“妇女压迫私有制起源论”则一向是西方女权主义者质疑、争议的焦点。后者通常认为，恩格斯的经济、阶级分析法在这里并不适用，妇女压迫的开端极可能肇始于纯粹的生育分工；又如，恩格斯关于社会分工的时间先后的推测与目前得到的某些考古资料并不十分吻合。而他对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之际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认识也太过绝对。事实证明，世界上许多地方进入阶级社会后仍普遍的，甚至是相当持久地存有血族遗留；再如，恩格斯在书中过分突出了“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却对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其他重要职能着墨不多、表意不明。尽管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相信，随着新的材料的不断提出和认识水平的持续深入，人们一定会对恩格斯在本书中的思想理论做出足够的、合理的丰富、完善与再解读。在此过程中，恩格斯的基本论断和核心观点非但不会黯然失色，反而会日益彰显它的重要价值与巨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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