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议意见9。 “将Taisan比定为‘太上’与文意不通，全然不合中国国情！据其所引原文之上下文意看，既然是‘上帝之子’（见本文第4页第4段第1行），显然解为‘天子’最妥当。本文作者故意标新立异，甚无谓也。” 答辩：所谓“天子”之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人提出（见裕尔《东域纪程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早已是陈词滥调，我岂不知之？然对音困难，无法解决。 若谓以“上帝之子”意义即必对应“天子”，“太上皇”不是“天子”或从前的“天子”？我的论述参考了P. A. Boodberg, 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 1938；又，内田吟风：《柔然（蠕蠕）与阿瓦尔同源论的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辑，第１７７页。何谓“标新立异”？学术上有根有据的“标新立异”，何谓“无谓”？如此轻率地视他人之论为“无谓”，也是学者的风度？ 评议意见10。 “（第10-12页）讨论‘西摩卡塔所记分割桃花石国土为二的大河指哪条大河？相互攻伐的两国指哪两国？’其实，前人已就此提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即这里的大河指长江，相互攻伐的两国指隋平陈。本文作者挖空心思非要说：‘实指北周统一北齐；分划两国而为其边界的大河，应为黄河而非长江。’然而，周、齐若以黄河为界，邙山（今洛阳北）之役、玉壁（今新绛南）之战如何得以进行？《敕勒歌》如何得以传唱？河东裴、柳、薛何以得为关中士族？本文作者之说，实属强不知以为知，是为学人大忌。真的不知道，翻翻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也不至如此！” 答辩。首先，确如评议人所言，前人对于西摩卡塔的这段文字的确作过很多研究，但要说它们都“很合理”，恐怕是过于掉以轻心，不是学者应持的态度。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落体运动中较重之物先行着地”的观点被认为是真理（岂止是“合理”！）近两千年，最后不是被伽利略证明是谬见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严而合理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有何不可？评议人不考虑我的论证是否健全，结论是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仅凭前人陈说就轻下断语，如何服人？ 其实，以往我也接受将“大河”考为长江、相互攻伐的两国战事考为隋平陈的成说。但此说最大的障碍是，无法将“黑衣国”考为隋，也无法将“红衣国”确定为陈。前人认为北方人穿黑衣，南方人穿红衣，不合事理。所以拙文特意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南北方的普通百姓的服装在样式上或有区别，但在颜色上并无整体性的区别，换言之，普通民众衣红或衣黑者各地都有，并无显著差异。很显然，西摩卡塔所谓区分国家的服装颜色，并非普通民众的着装，‘黑衣’和‘红衣’不是后世学者所认为的普通民众衣装的颜色。”由此我断定：“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为政多遵阴阳五行，官服、旌旗、戎装往往呈现整体变化，因此，西摩卡塔所谓黑红颜色之别，应指官员或军队的统一着装；由于记载涉及到战争，显然应指军队的着装。”可惜评议人心存先入之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此绝不考虑。其结果是，无论我以何等充分的资料详细论证，证明后周军队为黑色，北齐军队衣制为红，在评议人眼中都是徒劳。评议人既然说我“强不知以为知”，那么就应该解决“黑灭红”的关键问题，为何视而不见？至少，告诉我们有谁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可惜评议人在这里却始终无一言相告。 第三，评议人全盘否定我的论证的另一理由是，周、齐之战争并非以黄河为界。此言不错。但评议人以一贯居高临下的口气、狂妄无忌的用语（评议文字中已多次出现）斥我为“挖空心思”，“强不知以为知”，犯了“学人大忌”时，其实不仅暴露了评议人为人修养的欠缺，也暴露其西学素养的严重不足。其实，稍有西学知识者都知道，西洋史学的记事叙物在详备程度和准确性上远不及中国史籍，就是以史学发达著称的希腊史学也是如此，更何况，西摩卡塔时代的拜占庭帝国，理性时代已近结束，基督教信仰时代已经开始。我在拙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西摩卡塔关于中国的记载，来源于各种渠道，而他本人又没有认真鉴别的主动意识和能力，故其记载班驳陆离、真伪混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就不难明白，他关于“桃花石国”记载中最重要的部分——黑衣国灭红衣国的战事——出现的混乱。所以我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说：“突厥与北朝关系极为密切，北周灭北齐这样的历史事件经突厥传播到拜占庭，顺理成章。不过，如果考虑到西突厥可汗在598年尚有遣使拜占庭之举，则589年隋灭陈而统一全帝国的事件也有可能为突厥人所传播，因此，将中国北方统一的大事件与中国南北方的统一事件混为一谈，而形成黑衣国攻击红衣过‘取得胜利，一统全国’之说，对于遥远的拜占庭史家而言，并非不可能之事。”换言之，我倾向于拜占庭史家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战事混淆了。这也是“强不知以为知”吗？ 以往学者研究西摩卡塔的这段记载，大都不注意史料本身的性质，而一味以严格的史料视之，以致无法解决其内在的矛盾。评议人不解此中关节，而强以自己较熟悉的周、齐战争知识比附，以“周、齐若以黄河为界，邙山（今洛阳北）之役、玉壁（今新绛南）之战如何得以进行？《敕勒歌》如何得以传唱？河东裴、柳、薛何以得为关中士族？”相诘问，当然不得其解。评议人西学知识不多，复不解拜占庭史料性质，但又自视甚高，对拙文相关论述并不在意，乃至谓我不知道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存在，无谓之甚。在这个问题上，不客气地讲，评议人之于西学知识的缺乏，远过于我之于中国史知识的生疏。当然，评议人喜好高言阔论、故做姿态，更远非区区能望其项背。 评议意见11。 评议人认为，“由牛车论及牛，颇多闲言赘语、拉杂废话。” 答辩：论牛车不从牛谈起，不知该从何谈起？ 对自己稍有知识的内容就要求作者缄口，否则就是“闲言赘语、拉杂废话”，好奇怪的逻辑哟！ 评议意见12。 “关于Khubdan/Khumdan一名指长安。如前所述，西亚和阿拉伯人的游记、史书有很多这类信息，前人多有研究，而且也比证了西摩卡塔的历史书，例如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141页注8。作者对此一无提及，不作参考比较，因而对现有知识毫无推进。他在下一页第2行说什么‘有可能起源于‘咸阳’的古音转化’，更是毫无根据的胡猜！其实，涉及中亚、西亚史料记载的专名错误往往有语音误转和文字误转两个原因。西亚的阿拉米字母，从而中亚的粟特文和后来的阿拉伯-波斯文主要以笔画的弯曲和音点的位置来区别读音，所以手写很容易被误读，尤其是专名，很难靠上下文来校正。比如现在讨论的这个词，原来写的有可能是جواﻙن（Djung-an 长安），而在传写中讹成了خوبدان（Khubdan）或خومدان（Khumdan），字形都很像。总之，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取得有原创性的突破，就必须有充分的语言和知识准备，绝不能因陋就简、折中捭阖、敷衍成说。” 答辩：Khubdan/Khumdan指长安，大致不成问题，但语源问题甚难解决。葛承雍近些年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其一《唐长安外来译名Khumdan之谜》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8日，其二《Khumdan为唐代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0卷第3辑（2005年7月），这两文均收入《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葛氏在其中一文中说：“在学术研究难以定论、线索多端的情况下，我只好将‘胡姆丹’（Khumdan）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呈现给大家，殷切期望学林高手能在不久的时间里彻底破题，圆我长期求解的梦！”可见解决此一问题并非易事。 评议人喜欢笼统论事，说“西亚和阿拉伯人的游记、史书有很多这类信息，前人多有研究”，云云。其实，我很怀疑他对这些记载有多少了解。如前所述，西亚和阿拉伯人关于中国的有用材料，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被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搜罗殆尽，我岂不知之？一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大致在我的注意之中，评议人以我对此一无所知，可谓善于臆断。 评议人特举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141页注8的文字，以为了不起的成果，其实只不过是对学术史的简单叙述。评议人谓“作者对此一无提及，不作参考比较，因而对现有知识毫无推进。”如果说我无甚高论也罢，但若以为我研究过程中“不作参考比较”，不知道这些成果的存在，则又是完全的主观臆断。 评议人以我“说什么‘有可能起源于‘咸阳’的古音转化’，更是毫无根据的胡猜！”我在文中明明注明此观点出于P. A. Boodberg, 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 1938, pp. 241-242，怎能说是“毫无根据的胡猜”？Boodberg在他的研究中为“咸阳”拟出的构音是*g'әm-dang。另外，另一位汉学家哈隆（Haloun）也有相似的意见。（见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ii (1948), part 3-4, p. 608.）我自知对音韵学不是内行，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故只是将几个重要事实列出，以待通人。 评议人动辄猜测他人“毫无根据的胡猜”，是否过于轻率？ 评议人说“涉及中亚、西亚史料记载的专名错误往往有语音误转和文字误转两个原因。西亚的阿拉米字母，从而中亚的粟特文和后来的阿拉伯-波斯文主要以笔画的弯曲和音点的位置来区别读音，所以手写很容易被误读，尤其是专名，很难靠上下文来校正。”道理也许不错，可是一旦落实到具体问题，谬误立见。评议人说“比如现在讨论的这个词，原来写的有可能是جوذﻙﺃن（Djung-an 长安），而在传写中讹成了خوبدان（Khubdan）或خومدان（Khumdan），字形都很像。”评议人认为Khubdan/ Khumdan来自阿拉伯语，这完全是置常识于不顾的异想天开：首先，西摩卡塔的知识取自突厥-粟特人，与阿拉伯人何干？其次，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的接触是在阿拉伯人兴起之后，即西摩卡塔死后的时代，而拜占庭人接触到阿拉伯文字更在以后的时代；所有提及Khumdan的阿拉伯史料无一不是远在西摩卡塔时代之后，前代史家怎能接触到后来之史料？有是理乎？如此臆说，呜呼。 题外感想： 我本来不想作论战性质的文字。学问乃天下之公器，拙作已经发表，是非得失自有公论。但来而不往非礼也，编辑部将评议人意见转我，希望我有所回应，我若沉默不答，失之简慢、不遵礼法。 匿名评议是近些年学界为提高学术水准、防止学术腐败采取的有效手段。我赞成并支持这种方法。但评议者似不应以匿名评议——作者不识其面——而汪洋恣睢，狂言无忌，乃至恶言恶语。评议人用词尖酸刻薄，超出正常的学术评议。故我亦仿效之以为回敬，目的是让评议人有机会品味遭人轻薄之苦，捐弃故伎，从今而后勿施之于他人。 学问乃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既是商量培养，理应心平气和。逞凶斗狠，君子不为。评议人既被邀请作为评审专家，恐年齿至少已在不惑之后，理应明白孔子的名言：“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至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一个人经历愈增，愈觉人生渺小；学问越大，越惊叹于宇宙机理浩淼无穷，故大学问家无不恭敬谨慎、虚怀若谷。评议人字里行间锋芒毕露，杀气腾腾，欲何为耶？又何必耶？ 在下亦忝列“专家”之伍，时受邀为同行审议作品。因深知为学不易，些许成就亦需艰苦探索，故于同行为学——除明显的道德问题，如剽窃他人成果——绝不敢轻易臧否，任性轻薄。评议人动辄轻言他人“故弄玄虚”、“强词夺理”，“强不知以为知”，以高明自标、博学自任，岂不闻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以光焰万丈之才而常称“我所知者我无知也”之事乎？ 2006年1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