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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德国学者利奇德的《古希腊风化史》一书中译本出版，诚然为中国古典学界添了不少光彩。然而，可怪者，译本中没有用原文标出书名与著者名，且只称著者为“利奇德”，有姓而无名。除了英译本序言中提到利奇德曾执莱比锡大学教席外，我们对他就一无所知了。王以铸先生在序言中谈及《古希腊风化史》与《古罗马风化史》两书的英译本在他的书架上已放了数十年，而且时常查阅，但仍然没有对著者多做一点介绍。 我最近在翻阅美国古典学者彼得·格林（Pe te r G reen）1989年出版的《古意集：古代文史诠解》（C lassica l Bea r in g s：In te rp re tin g An c ien t H isto ry an d Cu ltu re）一书时，发现他的文章《性与古典文学》（Sex an d C lassica l Lite ra tu re）中有一句讲到了这位利奇德先生。原来，此书英译本名为Sex u a l Life in An c ien t G reece（古希腊的性生活），作者署名H an s Lich t（汉斯·利奇德），但这其实是笔名，作者原名为Pau l Bran d t（保罗·布兰特），是一位研究奥维德的专家。至于这位作者为什么不愿署上真名，恐怕也不难猜度。英译本初版是在1932年，彼时风习自然不如现今开放，加上题目这般耸动，是不得不托之虚名了。实际上，我在Am az o n网站上查到该书，两种新版的精装本分别开价七十多美元和一百多美元，一般读者当然视若畏途，看来即便是在今日之美国，仍要用高昂的价格来限制其流布。 眼下国人能得睹此书，自当额手称庆，不过老实讲，作为一部学术论著，它就未免显得有些过时了。目前有关古代世界风化方面的名著，还是要首推肯尼斯·多佛（Sir Ken n e th D o v e r）1978年出版的《希腊同性恋》（G reek H om o sexu a lity）。依鄙见，古希腊的风化问题中，最堪玩味的两个题目应该是男性同性恋与妇女地位问题。刚好已有中国学者开始了这两个领域的恳拓，其代表作品是黄洋先生的文章《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一项历史学的分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天国之爱：古希腊的同性恋》（《万象》2000年3月号）和裔昭印女士的专著《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初版）。我说《古希腊风化史》有些过时，不仅仅指其耽于缕述现象而少有理论梳理，更重要的是，假使在理论方面缺乏明断，则其缕述的现象也很可能产生问题，成了似是而非的虚象。排比引文，描摹情态，归纳现象，这些看似基本的工作却都要涉及一个材料的有效性的问题，而对有效性的裁断实际上就源自对理论的自觉。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不但可能发生古人身上，今人也未必得免。苏格拉底究竟应该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还是阿里斯托芬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呢？ 就像聚讼纷纭的“苏格拉底问题”一样，关于何种材料才可揭开希腊真实舞台的大幕一角，从来都不是没有分歧、没有异见的。比如黄洋先生凭借柏拉图的《会饮篇》断定苏格拉底与阿西比德的情侣关系，更进一步说“似乎可以看出，柏拉图具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苏格拉底到底有没有男性情人，也不在于柏拉图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而在于《会饮篇》可不可以依凭，以及从《会饮篇》里能不能推论出那样的一系列结果。如果我说从王船山的著作里面能够抽绎出明末一般民众对于当时国家政治的典型认知，不晓得大家会作何感想。柏拉图是希腊精神世界里面最特出的一份子，想从这特出份子的身上觅得历史的平素样貌，不亦悖乎？这也并非即是说从《会饮篇》里就找不到真实的素材了，我想提示的只是，应该明白那是怎样的一种素材，它在何种范围里有效。通常《会饮篇》被认为是探讨爱（e ro s）的主题，但也有人不作如是观，柏拉图研究的巨擘A.E.泰勒就认为它是关于修辞学的，朱光潜先生在为《会饮篇》译本所作题解中也承袭了这种看法。如果有人将泡赛尼阿斯和阿里斯托芬关于爱的说法当正经话听，那只能说明他对原著中浓郁的戏谑气氛敏感度不足，而柏拉图悄悄将“爱”偷换成“智慧之爱”，居然亦可瞒天过海，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后学者耳目充塞了。 《古希腊风化史》里面收罗了不少篇章，是年长者对如花少年形容之美的吟哦与赞美，不过这位“利奇德”先生就止于此了，还要等到多年后由福柯来揭示这一长久的凝视动作中隐藏的权力关系。我们去古已远，希腊世界的遗存未必多于它的圮毁，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从空缺的地方揣想完整，固执地逼视黑暗，直到从那里面发现黑黢黢的古人的眼光。从希腊人对美少年胡须的吊诡态度也可以感到风化的不简单：年长者一方面辩称惟有理智开始发达、腮上开始生须的少年才可以成为爱的对象，另一方面坚持绝不可因胡须而败坏其姣美面貌，所以胡须必须长短刚好。在我看来，像任何其它文化现象一样，古希腊的同性恋现象也是历时性的，也要发展变化。虽说希腊人早已出离了“草木榛榛，鹿豕犭丕犭丕”的阶段，但就其思想特质而言，他们对诸种事态颇有无所禁忌的倾向，亦即持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态度。及至公元前五世纪中，伯里克利时代裹挟着一般公民平庸的思想氛围不期而至，此前是想当然的各种事体逐渐受到合法性的质疑，先知先觉的如戏剧家、诗人、哲人者流，试着为乱伦、同性恋这样的悖乱行为找到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自不免因其匆遽而粗糙，因其焦灼而夸诞。依照普遍的讲法，年长者以其德行 与智慧的指引作为对少年爱情的回报，而贪图肉欲餍足和物质报偿的爱则遭受蔑视。然而，少年得到心智指引，与他得到物质报偿，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呢，既然其前提都是出卖肉体？这种捉襟见肘的解释，虽不足以答解在生殖目的以外的同性恋行为的合法性，却也清晰地标示了其精神凌于物质的价值取向。柏拉图也正踩着这一不甚稳固的梯阶，拾级而上，将肉体之爱彻底弃绝了，这就难怪《会饮篇》中的苏格拉底像禁欲主义者一样只关心着播撒“智慧的种子”。 有人认为，在古希腊，妇女地位卑下，男子只有在男子那里才能成就其高尚成熟之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称：“女子地位的沦于下贱不免转过头来，影响了男子的地位，使他愈来愈趋下流，终于陷进了‘男风’或‘娈童之爱’一类的恶道……”（引文从潘光旦译《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逻辑是妇女地位卑下导致男性同性恋兴炽，而裔昭印女士在分析雅典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时逆转了这一因果关系，她认为“同性恋的盛行进一步降低了雅典妇女的地位”。希腊人当真为了精神之爱怠慢了妇女？当真那么瞧不上男女之爱宁可只在精神上满足？此地孰是孰非，无法遽下论断，不过我们无疑首先要从古人自己的辩解、阐释、发挥、玄想中脱出身来，尽量于考据中求义理，不要使古希腊风化面目尽失，真的“风化”了才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