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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期间，我正在阅读魏斐德的《讲述中国历史》（上下册）。魏斐德两年前刚刚去世。他生前是伯克莱大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是“世界最杰出的近代中国史学家之一”。 我注意到，奥运会开幕式向世人“讲述”了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明未来，却没有涉及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那些往事，而这段历史正好是魏斐德的研究领域。《讲述中国历史》的主编、魏斐德的夫人梁禾（美籍华人）女士说：“再现历史，使我们变得聪慧；凝视往事，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在观赏“百年奥运”之余，读点这类历史书籍，很有必要。 魏斐德1937年出生于美国，1945年迁居古巴。十几岁时，他跟随父亲在海上航行，看到一条偷运华人的快艇，觉得这些人就像“老实的绵羊……被引进屠场”一样。这是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直到读研究生时他才知道，中国在15世纪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据他测算，当时郑和的宝船“应该有3千吨的排水量，而达加马（葡萄牙航海家）的船没有一艘超过3百吨”；一百多年以后，“英国最大的船也没有超过4百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由盛而衰呢？这显然是魏斐德最感兴趣的问题。 《讲述中国历史》分上下两卷，90万字，囊括了作者40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在广阔的背景下，通过对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给人新的启示。比如作者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节中指出：“大约在1615年到1675年期间，全球的气温下降了二至三摄氏度”。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被饥荒、瘟疫和社会动乱所笼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建立“新的征税制度、新的军事技术和新的武器设备”；而满清王朝却利用儒家“统一天下”的思想，通过入侵和征服等手段，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从此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而西方则在本质上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于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开战时，它所使用的（还）是17世纪的武器装备”。因此魏斐德认为：尽管中国在17世纪全球性危机中“作出的反应要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快”，但那种“复苏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又如他在《独立自主的代价：知识分子与明清政治》一节中指出：由于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明朝的“东林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争取法定的独立权力，而且他们几乎不愿为了在官僚制度中取得独立的决策权力而奋战。”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皇帝相信他们的忠诚，从而“影响官僚制度的运作”。相比之下，清末改革家虽然由“儒家民本主义转变为一种真正的民权理论”，但由于他们“希望得到一切”，所以“他们连原来所有的一点点东西也都放弃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主的最后代价却是在政治上受到疏离。”这恐怕是明清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涉及到官僚体系与君主的关系、明清两代的公共领域、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晚清时期的地方治理、广东的秘密会社、儒家法西斯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恐怖主义、美国警察顾问与国民党特工、上海的汉奸通敌与锄奸运动、爱国者毛泽东、新近解密的中国历史档案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话题。 读罢该书，我联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帝王将相热。前一种“讲述”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后一种“讲述”则有点“现代说书人”的味道。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对魏斐德充满敬意，并把他“称为游吟诗人，意思是指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和道德困境的解围者。”什么是“道德困境解围者”呢？用魏斐德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家一方面要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演往事”，一方面还要让读者对他讲述的事情感兴趣并有所思考。这可能就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刊于《凤凰周刊》2008第2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