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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情况与贞德有一点区别。作者说他年轻时有妄想症，我想这种“妄想”恐怕不能说是精神性疾病，较为中性的说法应该是“幻想”。它是人人都有的，问题是出在整个德国在一战之后都存在希望国家尽快摆脱战败耻辱的“暴民癔症”状态，大众就很容易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引导，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纳粹的宣传机器而不是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希特勒纯洁雅利安人的想法和使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合法政党 、“以消灭一切与其团伙类型不一致的每个人”的运动，经过纳粹宣传机器的放大，就激发了人类恐惧被视为另类的心理，造成了集体恐惧的效果（第２２９页）。在宣传机器密集的“暗示”下，“爱国主义”、“反犹主义”成为纳粹意识形态扩张的最好掩饰，而能够保持理性的人往往会被当成另类，他们在暴民癔症的威胁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走他乡。 另外，我们知道当时德国支持纳粹上台的是多数人，大量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如卡拉扬、海德格尔等人。作者却没有讲为什么号称社会良心的德国知识分子整体也丧失了理性，默许了纳粹政权？仅用希特勒个人的精神妄想和“大众暗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尽管事实上大众心理从来都受到权势话语的诱导和指引，理性本身也由控制话语权的集团来规定，但是知识分子的意义本身就在于从体制内部质疑社会习以为常的真理。如果说普通人容易受到“大众暗示”影响的话，那么德国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暗示”应该是最具免疫力的群体。我认为这是纳粹垄断舆论之后，“大众暗示”实际上变成了“大众威胁”。在纳粹宣传机器面前，知识分子要么被消灭，要么在宣传的暗示下相信纳粹的“爱国主义”、“反犹主义”就是理性的行为。在绝对的舆论控制下面，德国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在他专业之外仍然等同于一无所知的“暴民”。一般来讲，只要普通人相信权威，这就会引起暴民癔症，这与权威本人有没有精神性疾病关系不大。这里可以举一个美国的例子。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晚上８点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在广播里听到了以新闻方式播出的火星人登陆地球的消息，尽管当时美国还有多家新闻社说那是个玩笑，但整个美国东到缅因州，西到加州都有人认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事后，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表明，有１７０万人认为这是新闻。如果认为只有教育程度低的人被骗那就错了，收听的大学生有２８％，高薪阶层有３５％都信以为真（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７４～７８页）。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类相信权威的天性是集体非理性（暴民癔症）的原因。在专制极权社会，权威的诱导就更加容易引起社会性的疯狂。 近代以来，文明快速增长，人口流动和战争规模都是空前，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干预无处不在，而影响往往出人意料。作者讲了许多故事，我感兴趣的二个都与俄国有关。１８１２年，拿破仑为了建立统一的欧洲率领６０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法军失败，回国的不到４千，这不仅终结了拿破仑统一欧洲的帝国梦，三年以后皇帝本人也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监禁。历史学家对这这个结局有多种分析，卡特赖特和比迪斯给出的结论是法军败于斑疹伤寒。法军虽然有良好的医疗系统，这种只流行于俄国和波兰的疾病却造成了拿破仑军队的大量减员，法军当年６月进兵，７月因病死亡和丧失作战能力的就有８万。在进入莫斯科的一星期当中死于伤寒的有１万多人，十分之七的部队倒在了路上（第１０６页）。拿破仑东征俄国的失败使原有的帝国也随之而分崩离析，但是欧洲人统一的梦想并没有完结。历史过了近２００年，西欧的势力再次来到俄国的门口。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等１０国加入欧盟，欧盟东扩的第五阶段完成，与俄国形成对峙局面。西方这次用的是经济武器，而在现代医疗系统面前斑疹伤寒已不是问题。今后东、西欧如何互动，应该是一段充满戏剧色彩的历史，令人关注。那么俄国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叶利钦在末代沙皇葬礼上的叹息，这应该反映了一般俄罗斯人的想法，他们现在所希望的大概就是能在普京的领导下尽快重振罗曼诺夫王朝的雄风。 在卡特赖特和比迪斯眼里，罗曼诺夫王朝不是亡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政治腐败，而是亡于血友病。从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来讲，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依据。我们知道西方的君主制度有一个为了保持血统的高贵，王族之间互相通婚的重要传统。在现代遗传学看来，这种通婚如果一方有基因性疾病，就会遗传给其他王室后代。在西方史学家眼中，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是最不可能把布尔什维克送上权力宝座的人，但是恰恰因为维多利亚本人患有血友病，并通过外孙女艾莉克斯与沙皇尼古拉的联姻，将血友病传给了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赛。从他们结婚的这一天起，罗曼诺夫王朝的厄运似乎就被维多利亚的血友病决定了。 血友病是一种血液中缺少凝血因子的疾病，以致患者受伤后，因凝血机能差容易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并多见于男性，女性只是把它遗传给后代。维多利亚女王患的是“甲型血友病”（先天性凝血因子ＶＩＩ缺乏），她的一个儿子死于该病，二个女儿把病传给了儿子和孙子。小女儿生的二个儿子都死于血友病。大女儿生了五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就是嫁给沙皇的艾莉克斯。作者在介绍维多利亚的谱系时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遗传性疾病，由于维多利亚以前的祖辈没有此病，她的身份一直受到怀疑（第１９４页）。２００２年９月，英国传记作家Ａ·Ｎ·威尔逊（Ａ．Ｎ． Ｗｉｌｓｏｎ）根据王室病历档案在新书《维多利亚女王》（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２．）中指出此病来源于维多利亚母亲的情人，这个质疑英国王室合法性的结论，曾被国外媒体炒作一时。而在当时，沙皇尼古拉与艾莉克斯是一见钟情，他父亲亚历山大虽然想让他娶一个东正教的公主，但是爱情的力量和老沙皇因病快死，使这对恋人终成眷属。可是罗曼诺夫王朝的麻烦也就接踵而至，他们的唯一儿子阿列克赛生下来就患有血友病。 普通人得了血友病，影响限于家族。皇储阿列克赛患有血友病，这就使母亲艾莉克斯，即俄国的皇后亚历山德拉陷入焦虑和惶恐之中。在挽救阿列克赛方面，皇后只相信一个人，这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巫师拉斯普廷（Ｇ．Ｒａｓｐｕｔｉｎ，１８７１～１９１６）。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宫廷史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性格懦弱、热爱家庭的人，这就注定使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对妻子的宠爱和对儿子的关心使这位末代沙皇逃避宫廷生活隐于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亚历山德拉皇后又是一个喜欢权力的女人，儿子患有血友病，使她对儿子健康的担心变成一种信念，儿子必须成为像彼得大帝那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１９０５年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召开了国家杜马（议会），这是通过立宪来取消沙皇专制，使俄国走向议会民主道路的第一步。当时俄国的国家杜马并没有西方议会那样的权力，但它还是让沙皇一家不愉快。最讨厌国家杜马的就是皇后亚历山德拉，原因之一是杜马要调查拉斯普廷的丑闻，之二就是杜马对皇权的限制妨碍了儿子阿列克赛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１９１５年，皇后正式插手政府事务，结果全国都把仇恨的情绪集中在沙皇、皇后和干预朝政的拉斯普廷的身上。１９１６年年底，宫廷贵族以为除掉了拉斯普廷，沙皇夫妇就会回到理性的状态，他们派人暗杀了拉斯普廷。结果却恰恰相反，沙皇本人因此身体垮掉，失去了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他所有的顾问和亲信都被皇后免职。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爆发，成为孤家寡人的沙皇退位，全家被囚禁在皇村。俄国走英国君主立宪道路的机会就此彻底破灭。十月革命之后，沙皇全家被押往乌拉尔东的叶卡婕琳娜堡，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凌晨沙皇一家七口，还包括医生鲍特金、厨师哈里托诺夫、仆人特鲁普和杰米多娃一共１１人被当地乌拉尔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处决。 如果没有血友病，俄国的道路会不会一样？作者显然是认为是的。他们认为，历史在经过八十年之后重新安葬沙皇就标志着政治和解，而这一切又使人回想起革命和内战的痛苦和随后的古拉格的恐怖体系。“人们不禁会产生疑惑，从一个无能的沙皇独裁制度转变为一个更具压制性的共产主义政权，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俄国是否有益。”历史无法假设，但是从今天俄国的目标来看，它确实绕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起点，就像作者所说，血友病使俄国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时机。俄国在历史上走的弯路对西方其他国家来说或许是有益的，这正好为它们腾出了发展的空间。他们因此感慨到：“这或许是维多利亚血友病基因留下的真正遗产。”（第２１２页）在我看来，这里面总有一点幸灾乐祸的色彩。从俄国后来的混乱和专制悲剧来看，它是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把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说成是血友病造成的，恐怕夸大了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是一种变相的英雄史观。罗曼诺夫王朝虽然无法躲过血友病，这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却是可以人为改变的，俄国在１９０５年没有能够进行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制度转变，是专制政权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本能所致，这应该是人祸而不是疾病改变历史的问题。 医生和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传统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很少关注疾病、环境、生态等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医学史也往往多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史。《疾病改变历史》把眼光放在了疾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上面，这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历史著作的叙述中心由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结合了医学和历史的长处，从医学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问题。作者认为，伴随人类文明的瘟疫、饥荒和战争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人体失调、环境失调和大众精神失调所致。尽管这种结论还可以讨论，但该书的着眼点是现代化或者全球化背景下的疾病传播问题，破除所谓现代科学可以战胜任何疾病的盲目乐观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我们警惕。作者一个主要观点我很赞成，从疾病对历史的影响上看，多数疾病的大规模流行，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像癌症、艾滋病等的迅速蔓延都与工业化和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人类以为自豪的医学技术也并不能帮助人类免除疾病的打击，抗生素滥用的副作用反映出“医学取得的成功，最终证明其本身也成为问题的根源。”人类对物质的贪婪，对现代技术的追求，使人类自己跑到了文明状态的前面。我们不受限制的繁殖、弄脏自己的环境、耗尽有限的资源，我们就只有接受饥荒、战争和瘟疫的惩罚（第２４２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疾病是人祸，也是天谴。 （《疾病改变历史》，〔英〕弗雷德里克·Ｆ·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著，陈仲丹、周晓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版，２０．００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