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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否受福柯“知识考古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以关键词的方式来诠释社会和文化变迁现象或学科发展现状的著作在国内大行其道。例如，译自外国名家的，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matic Variations，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 华夏出版社2005年）；叙述外国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状况的有赵一凡等人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版）；反映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有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所著的《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等等。不过，在笔者看来，国内学术界以关键词方式登堂入奥做得好的，当首推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2006年2月版）。 一谈起“封建”，对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人来说，脑袋瓜里蹦出的印象绝对是：落后、愚昧、腐朽、顽固的代名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而当今主流社会一直想打倒、清除的东西！在我们中小学阶段所受的教育中，凡与“封建”有关的，都是贬义的，避之唯恐不及，偶尔碰上了也须踏上一万只脚使其翻不了身。时至今日，“封建迷信”、“封建脑袋”、“封建余孽”、“封建遗毒”、“封建把头”、“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封建衙门”、“封建糟粕”、“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等等，也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指称或讥讽落后、愚昧、不知变通、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人或事的常用词汇。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虽有幸考上大学，且是在历史系读书，但对“封建”的含义仍是不甚了了。有时感觉它指的是远古的政治制度，如西周的分封制等；有时感觉其指的是又当下的政治现象，如“封建余毒”、“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等；有时又感觉其指的是社会发展序列中必经的一个大的特定阶段，如“封建社会”，那可是一个在社会进化和发展序列上比“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黑暗”的社会阶段发展阶段呀！至于这三者之间有无联系？或有多大的联系？则是混沌一片。不要说一般人不得其详，就是专职史学工作者也不一定能道得清楚。近来翻阅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惊喜地发现他不仅把“封建”的古今意涵给了我们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交待，而且还描述了国家命运的颠簸给“封建”术语烙上的时代印记，并对此进行了解构，使人产生了无法释怀的联想和思索。 要解析繁复如“封建”这样意涵复盖极广、牵涉领域众多、意义又是非常深远的重要概念，除了研究者需具备非凡的勇气和广博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须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和一份从容淡定的心态。一般而言，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从事某一文化的分析研究时，往往会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被称为“历时态研究”（diachronic approach），即对单一社会或特定区域内某课题或者较大范围内的社会实例作历史的纵向的分析研究；第二种是被称为“共时态研究”（synchronic approach），即对单一社会或特定区域作横切面的分析研究，多只考察某一特定时间内社会文化的特点和社会生活表现，并加以比较。作为著名文化史专家，冯教授则是两者兼用，互相补充：纵向即从我国古代“封建”的本义出发探讨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变迁；横向即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概念、事实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作比较。 冯教授从《诗经》、《左传》及战国以降典籍中追溯和考证了“封建”一词中文的本义是“封土建邦”、“封爵建藩”，认为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都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封建”一名的。他在将我国的“封建”本义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制度和封建观以及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及其术语feudalism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后，认为我国古籍中的“封建”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意涵：狭义的“封建”特指殷周政制，尤其是指西周的“封国土，建诸侯”之制；广义的“封建”，是指殷周以降至明清止的列朝种种分封与虚封之别，有“封而且建、封而不建、建而不封”诸形态。他认为汉字古典词“封建”在用法上固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列爵建藩”的基本含义却是一以贯之的。笔者以为这个观点是对先贤基本见解的总结，符合历史实际的。接着，冯教授又考察了清末民初一些先进国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如何借鉴日本的“封建”新名来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他认为这些先进人物的封建观，遵循了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他认为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时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因此，他将清末民初“封建”概念的演化视为其作为近代史学术语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在冯先生的眼中，这无疑是“封建”名实相符、意涵正确的阶段。 冯教授认为“封建”一词在我国开始产生变异，逐渐脱离“封土建邦”、“封爵建藩”的本义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认为：“封建”一词的含义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人陈独秀。他考证了“五四”时期陈氏从日本移植“封建=前近代=落后、反动”的公式，视“反封建”是进入“文明时代”（即近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封建”新名在中国使用的第二阶段。尽管如此，冯教授还是认为陈独秀的观点当时也只是个别人的激进想法，并不为国人所普遍接受，真正对近现代国人封建观发生大作用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与语汇，而其核心观念则由列宁在1912年7月刊发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对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评论。他认为此后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说关于封建社会的诠释，均脱胎于列宁的观点；大革命前后（1922~1928）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表述频现于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的著述和中共政治文件之中，显然是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他认为这是新名“封建”使用的第三阶段。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由朱镜我、潘东周、王学文、李一氓等中共理论界人士为主组成的“新思潮派”将“封建社会”作了新的解说：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封建领主或地主对农民施行一种超经济的压迫，甚至使农民失去身体上的自由”，这样，这里的“封建”已脱离“封土建邦”的古典义，也不同于西语的feudalism的契约分封义，而泛化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冯氏认为这是将“封建”一词的正式泛化使用，他将此定名为“泛封建化论”，认为这是新名“封建”使用的第四阶段。由于受列宁思想、共产国际理论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革命领袖毛泽东1926年以后也开始使用泛化的封建观，特别是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等名篇中有关“古代的封建社会”的名论，泛化的封建观普遍被共产党人和革命派所接受，并被接纳入政治意识形态，20世纪中叶以来，更是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历史理念。这是新名“封建”使用的第五阶段。冯教授认为建国后国内社会生活中所用“封建”的泛化“经典定义”，陷于“社会形态共性论”和“历史单线进化论”的偏颇，且忽视了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已名实不符，甚至走向了名实相悖的境地，也与马克思的“封建”论述原意相背离。笔者以为，冯教授的这个解构过程，可以“用学术思想之‘封建’解构意识形态之‘封建’”来概括。他用了大量篇幅考稽史实，既有细部图景特写，又有宏观总揽，条分理析，使人阅后深为叹服。 与流行的解构主义者不同，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冯教授并不以学术思想之“封建”解构意识形态之“封建”为旨趣。他的目的还是在于建构。他在书中对我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概括和深刻的提炼，认为这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制度。他创造性地将其命名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命题，其研究意义不仅越出了史学本身，涉及到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而且还关涉到我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建构问题。由此可见，冯教授的《“封建”考论》并不是一时意气之下的兴来之笔，而是经历了久长深思之后的沤心之作。当然，冯教授对自秦至清社会发展阶段的概括和命名是否得当，对泛封建观的解构是否成功，学术界当可仁智互见，但《“封建”考论》所体现出的气度和精神却令人感佩。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无法估计《“封建”考论》面世后在史学界会产生何种反响或争议。笔者感兴趣的是：正如冯教授在该书的“题记”中如言，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自然明白“封建”的古义，同时这些学者也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庄园的含义也了然于胸，那么，为什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大革命以后（1922~1928），他们都愿意服膺泛化的“封建”概念而不顾其原本的学术旨趣？为什么泛化了的“封建”概念被以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领袖、政治思想家和激进的学者用作整合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意识形态，在铲除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方面竟然具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封建”概念的泛化同儒家“意识形态”在近代的崩溃和西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实践有没有关系？这些，冯教授的《“封建”考论》中尚没有论及，或许这些论题已经超出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了！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在谈及1917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国知识界为何被马列思想所征服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突然发挥很大威力的原因时，曾试探性地说：马列思想满足了两个条件，第一是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认为在中国传统里面没有真正的源头活水可以救亡图存，第二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4~25页）。那么，当时“泛封建观”的形成与当时中国急切的救亡图存情势有必然联系？或这种联系有多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关系，还是“充分条件”关系？笔者希望《“封建”论考》的面世，不仅仅只是史学重要概念的返本归元研究，而是期待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们能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以解开这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谜团。 （本文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