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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史学名著《罗马帝国的崛起》（波里比阿著，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的中译本问世，一方面是近十余年来古典热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在探寻当今世界各种道路之争的历史资源。在波里比阿那里，历史是实用史，更是普世史。他描述罗马帝国的崛起，乃是在撰写希腊化世界的发展历程。他认为第一次布匿战争是罗马征服世界的重要一步，所以用前两卷来谈这场战争。汉尼拔和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结盟（前215年），不过反被罗马与伊托利亚联合反制，从此罗马几乎统治整个希腊化世界。所以，波里比阿选择以前220至前216年作为《罗马帝国的崛起》的主体叙事之始。波里比阿惊奇于罗马用了不足五十三年就统治了几乎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所以，他在卷六讨论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戛然而止，转而论述罗马政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六种基本政体，三种常态政体是王权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种常态政体对应的变态政体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罗马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混合政体，它混合了王权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 罗马曾经是西方的光荣，也因此才有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古谚，而它的最终结果是倒塌。在《中国道路——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中，美国的权力正在向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集聚，华盛顿是现代版的拉韦纳（罗马帝国元老院的所在地），美国正在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 作者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势奠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的邓小平、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发现政府是问题的所在；撒切尔和里根更是“一见钟情”，当党内人士还在抱着凯恩斯的大腿时，他们都转向了弗里德曼，想要以市场国家取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只是使民众从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中摆脱出来，而市场国家则是为公民个人财富创造最好的条件。不过，欧美的改革走到了今天是经济危机，而中国则通过其独特的模式赢了世界。作者不忘指出，2010年欧盟向卡扎菲出售了四亿欧元的武器装备，他还以为2011年北非中东发生的极端事件反映了欧美的无能。但中国却在走上坡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没有被作者看作是闭锁的象征，其抵御匈奴的作用反而被她一再提起。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生产关系，而非西方妖魔化的殖民关系。当前的中国，正在践行着“中国特色的卢梭式民主”。卢梭的观点是，人民意志即大众意志。而撒切尔与里根的思想教父密尔则认为，人民利益即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同样作为改革者，邓小平却和撒切尔与里根带来了不同的国家实力。 波里比阿身处希腊化时期，是罗马道路的切身经历者，他的史著或许有当时的生活感，亦可能有对当时的超越。问题是，纳波利奥尼这样一位盛赞中国模式的作家，如果她对中国的描述基于很多让国人尚体验不到的事实，其结论就有待商榷了。不过，不管怎样，世界秩序的中心从罗马到中国，是正在发生的，也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