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岘：《回回药方考释》
| | | | | | | |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中，来探究中外医学交流的历史真相，以揭示外来文化对华夏本土的冲击及其相互融合之程度，这不仅是传统中华科技医药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向，也是“新社会史”学者所倡导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研究中重点讨论的课题之一。自张骞西域凿空以来，中外医药交流连绵不绝。但是以两套完整的医学体系，于华夏结合运用，而书诸史册存留天壤，仅此《回回药方》而已。
《回回药方》，明红格钞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该书原计36卷，现残存4卷。最早关注《回回药方》的是陈垣先生。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指出；“回回人入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京师图书馆善本室有《回回药方》三十六卷。”1952年，范行准在《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史实》（《医史杂志》，1952:2）一文中也描述了《回回药方》的残本状况。1957年，谢仲墨发表《〈回回药方〉简介》（《新中医药》，1957:8）。而专门的研究文章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现。比较重要的有，江润祥、关培生的《从〈回回药方〉看中外药物交流》（《明报月刊》224期，1984:8）；高晓山的《〈回回药方〉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87:2）；苏礼的《〈回回药方〉残本述要》（1989年西安“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论文）；马伯英的《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回回医药文化》（《回族研究》，1991:2）等。
开拓《回回药方》研究之新局面，实得益于两次学术会议。1987年11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海外交通史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翻译、研究《回回药方》的会议。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在西安举行了“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该次会议催生了《回回药方》的点校本的问世。该书由苏礼、郑怀林主校、李培振等协校，龚纯等专家审定，列入“回族古籍丛书”系列，陕西科技出版社1990年正式出版。1996年，江润祥编辑的《回回药方》（香港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承印，非卖品）出版。其主体是《回回药方》书影，并收入有关《回回药方》及“胡药”论文5篇，还涉及对《回回药方》中所用药物的药理分析。
一些讨论中外关系史、中外医学交流的著作也或多或少讨论过《回回药方》。择其要者，比如，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第六章第五节“回医与中阿医学的交汇”；王孝先著《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七章“元代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马伯英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十章第二节“伊斯兰教与回回医药”；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第六章“伊斯兰医学的输入”；洪武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医学卷》（广西科技出版社，1996）第三编第五章“回族医学”；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四章第四节“阿拉伯医药大量传入中国”。
冯增烈曾在《回回药方》点校本的前言中，就今后的研究提出意见，应“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马伯英也曾在《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回回医药文化》一文中说，“《回回药方》中旁注的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至今无人作过准确译述。这些都成为现实的巨大困难。”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深入研究《回回药方》，最基础的、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就是考订出其中汉译的专业词汇，否则文字都没法读懂，即使有研究也只会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宋岘《回回药方考释》（以下简称为《考释》）一书正是寻求彻底解决这些难题的最新成果。当我们追溯这段学术史的时候，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该书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考释》作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17，由中华书局2000年7月出版，并同时推出两种版本。精装本为一册，而平装本分上、下册，上册为考释部分，下册为《回回药方》原文（残本影印）。就《回回药方》影印本（32开本）效果而言，尚不及前述香港版《回回药方》（16开本）字迹清楚。不过，其次序安排比香港版《回回药方》较优，分别为目录卷之下、卷之十二、卷之三十、卷之三十四，而后者将“目录卷之下”排在“卷之十二”之后。
《考释》乃作者十年磨剑之作，是在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要对《考释》作整体的理解，有必要参看作者的单篇论文。主要有：《〈回回药方〉与阿拉伯医学主流的亲缘关系》（与江润祥、陈达生合作，《明报月刊》304期，1991:4）、《对〈回回药方〉中的古医人姓氏的考证》（《西北回族研究》，1991:2）、《论古代阿拉伯医方书与〈回回药方〉的剂量关系》（与冯今源合作，《回族研究》，1991:4）、《〈回回药方〉与阿维森纳〈医典〉的关系》（《中国回族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中的回回药方的考证》（与宋莉合作，《回族研究》，1992:2）、《〈回回药方〉肩部脱臼复位法探源》（与周素珍合作，《回族研究》，1994:1）、《〈回回药方〉与古希腊医学》（《西域研究》，1992:2）、《波斯医药学在古代中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中华医史杂志》，1994:3）、《波斯医药与古代中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尤其重要的，当属作者的新著《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东方文化集成·伊朗、阿富汗文化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该书第五章“《回回药方》与波斯医学”，详细讨论了《回回药方》的民族语言特征、与阿拉伯医书以及与古希腊医学的关系等问题。
结合以上论著，我们可以看出《考释》在以下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一，作者追溯了《回回药方》的学术渊源，详细考证了该书与古代阿拉伯诸医书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回回药方》中所隐藏的一个巨大的外来医学体系，指出其医术思想属于阿拉伯医学体系。作者认为，《回回药方》是中国汉文化同外来的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的伊斯兰文化相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回回药方》最显著的是波斯文化特色。作者还考察了《回回药方》内容的多元性，并证明它绝非某一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医书的汉译本，而相当于一部中国的伊斯兰医学的百科全书（此处或许更应该加上一个定语“小型的”——笔者）。在《回回药方》产生的年代问题上，作者证明其成书于明朝初期洪武年间（1368-1402年）。以“北平”一词来断代，高晓山《〈回回药方〉考略》早已为之。马伯英则认为“此或亦有偏，因《外台秘要》已记有‘见峦公，北平阳道庆者’之语，即是唐时已有‘北平’之称。”（《中国医学文化史》，405页）。作者不仅以“北平”一词为标尺，而且以带儿化韵的词汇、以及朱元璋的文化举措为依据，从《回回药方》的内容出发，确定“北平”就是明朝洪武年间的北平。其结论令人信服。其二，作者基本完成了预设的七项主要任务（见“前言”第37页），准确考订出了《回回药方》残本中的药物、处方、人物、医学术语的语源，厘清了原语的含义；还对多数词汇加以考证和说明，并改进了原书抄写中的一些讹误；同时标出外来药物、疾病、生物组织等名称的拉丁文、西文学名，有力保证了论著的科学性。这为学界（历史学、民族学、科技史、医学史、民俗学）进一步对之开展多角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此乃《考释》最大的贡献所在。笔者不谙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不敢对诸语言的比定加以置评。好在波斯语专家张鸿年教授已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中华书局，内部刊物，2001年第5期，总第363期）对《考释》的语言学成就予以揭示，有心的读者可以参看。其三，作者不仅揭示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史实，而且在追溯外来词汇的原型过程中，充分揭示了《回回药方》中蕴含的古代希腊、波斯、阿拉伯、印度、中亚等文化因素，使读者对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情形有较为准确、全面的认识。此外，《考释》的体例安排，体现了作者的方便之心。以原文词汇为序，逐页逐行对照考释，方便读者对照阅读。对作者研究工作的总体评价，不妨参看《考释》“后记”中所引潘吉星的《对宋岘同志研究工作的评论》。
《考释》也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地方。“前言”第24页中提到古希腊的“四体液”理论等，“这些，是传统印度医学所无的。”当然，以“生命吠陀”为主体的传统印度医学中没有与古希腊一模一样的“四体液”理论。印度医学最早是采取“三体液”说，《妙闻本集》增加了一种——血液。其理论形成时间远早于伊斯兰文化传入印度之时。“三体液”即tri-doùa，指风（v?yu、v?ta）、胆汁（pitta）、痰（sleùma、kapha）。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进药方法”条，译名为：跛（kapha）、?哆（pitta）、婆哆（v?ta），并指出它们就是神州（中医）的“痰癊、热黄、气发之异名”。在佛经中，三液常被分别译为“风、热、痰癊/痰”。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云：“病有四种别，谓风热痰癊，及以总集病”。由于三液失衡能导致疾病，所以它们又被称为“三毒”（three poisons）。三种体液与五大元素的对应关系为：风（v?ta）→空、风；胆汁→火、水；痰→水、地。人体内总共有五种风：波那风（pr?na）、阿波那风（ap?na）、娑摩那风（sam?na）、优陀那风（ud?na）、婆那风（vy?na）；藏医中将人体五气称作“持命气、下除气、上行气、等住气、偏行气”。五种胆汁：消化汁（p?caka、paktikrt）、染欲汁（ra?jaka、r?gakrt）、心智汁（s?dhaka）、眼汁/阿罗伽汁（?locaka）、润肤汁（bhr?jaka）；在藏医中称为“五胆分”，即“消化、造色、完功、明视、明颜”。五种痰（黏液）：胃液（kledaka）、心液（avalambaka）、味觉液（rasana、bodhaka）、脑液（snehana、tarpaka）、关节液（slesana）；在藏医中称为“五痰分”，即“基本、研磨、尝味、餍足、粘接”。
又，第41页“40/2木香马准”条，作者认为《金光明经》中的“矩瑟佗”与阿拉伯语词Qis?u的读音相吻合。而据S.Bagchi校录现存梵本《金光明经》（Suvarnaprabh?sasūtra），“矩瑟佗”对应的梵语为kustha，此词早见于新疆库车出土的梵文医学写卷《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之中。该词的吐火罗语形式为kassu，阿拉伯文Qistu实乃源自梵文kustha。《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译为“青木”，注音“矩瑟佗”，指青木香。九世纪西藏的《翻译名义大集》（Mah?vyutpatti）第5803条，kustha [汉]广木香。据荻原云来编撰的《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364页，kustha [汉]青木、广木香。可见在汉译佛典中，此词有两种译法。《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均记载波斯国出产“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青木香、广木香、云木香，一物数名而已。
《考释》中有些词汇的考订，还可以补充一、二。第39页“38/5 胡而西可福而方”条，作者引《本草衍义》的“羯婆罗香”，认为“羯婆罗”同阿拉伯语词“可福而”（K?fūr）音近。实际上，“羯婆罗”乃梵语karpūra音译。《大唐西域记》卷十“秣罗矩吒国”条，“羯布罗香树，松身异叶，花果斯别。初采既湿，尚未有香，木干之后，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状若云母，色如冰雪，此所谓龙脑香也。”羯布罗香、羯婆罗香就是龙脑香。
又，第198页“199/5 忻都盐”条，作者指出，“忻都，为阿拉伯语词印度（Hindu）的音译。”Hindu原是波斯人对梵文Sindhu的发音，Sindhu，古汉译为“信度”，即印度河或者该地区。至于“印度”一词的汉译与语源，可以参看钱文忠《“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中国文化》，第四期，1991，177-181页）一文。忻都盐，应指西印度信度地区（约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出产的一种盐。在《医理精华词汇》（Siddhas?ra-Nighantu）第153条，“岩盐，名叫sindhu、saindhava、sindhūttha、m?ni-mantha”。《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信度国”条，“多出赤盐，色如赤石，白盐、黑盐及白石盐等，异域远方以之为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记载，“从此又东行七百余里，至信度国（西印度境）。土出金、银、牛、羊、骆驼，赤盐、白盐、黑盐等，余处取以为药。”证明了这些盐不仅在信度国，而且在异域远方都入药用。此外，《考释》较多引用了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材料，日本学者北村四郎对其中的植物名称有所考订，不妨参看（北村四郎《〈酉阳杂俎〉の植物记事》，薮内清编《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の研究》，角川书店，1963年）。
本书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略举几例。其一：第6页倒数第4行，“《医典》卷二《生药志》”，而在第33页第9行，“《医典》卷二《本草志》”，译名不一。其二：“前言”第17页倒数第5行，“《医学简史与诸阿拉伯医生的分期》”，而在452页则为“《阿拉伯医学简史与医生的分期》”，该书名前后不一。其三：第18页倒数第6-5行，“基福提撰写的《哲人史》”，而在453页则为“伊本·基夫提《哲学家史》”，该作者名、书名前后不一。其四：69页到数第4行，“《诸医学家和哲学家的分期》”，451页则为“《医生和哲人的分期》”，书名前后不一。其五：第452页倒数第1行，“艾比·海义尔·艾什比利《医生辨识本草的依靠》”，而在458页则为 “伊本·海义尔·伊什比利撰写的《医生认识植物的依靠》”，该作者名、书名也前后不一，似应以后者为准。还有因印刷而出现的字符不一致的地方。比如，44页第1行Gh?ghole，而同页第14行Ghaghole；46页第5行Sūranjan，47页第6行S?ranj?n，52页倒数第7行Suranjan；77页倒数第9行Daw?'u，78页倒数第11行Daw?'un。
1998年，Charles Leslie主编了《亚洲医学诸体系之比较研究》（Asian Medic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Study）一书，在印度德里出版。这表明国际学界对东方医学的整体关系与相互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进入比较深的层次。国内学界对此也要有所回应，希望以《考释》一书的出版为契机，有更多的来自医学、科技、历史、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中青年学者，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也是《考释》一书的真写照）之精神，对《回回药方》等文献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以推进我国学术的国际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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