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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3日，《中华读书报》“学术界”栏目发表了王泉根先生《学术“奇人”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文。王先生认为，以何光岳等为代表的“学术奇人”现象的发生有着较为特殊的文化背景：十年“文革”结束后的学术荒漠化时期，一切学术活动正在起步，一切学术规范正在摸索，一切学术社团正在筹建，一切学术话语正在形成。这些通过“自学成才”、“自我奋斗”、“自成一家”的学术“奇人”，由于“野路子”出道，缺失学术规范，不能及时把握学科前沿研究的发展状况，通常总是被“经院派”学者视为“另类”。王先生还认为，今天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再也不会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剥夺受教育权了。在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新世纪，学者培养与成才的途径主要还得通过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一个人要想成为学者无论如何需要进入高校深造，否则仅凭小学或初中文化蛰伏在书斋茅舍，是很难把握现代学术发展趋势和学科前沿状况的，因而也就很难产生一流的研究成果。正由于产生这些“奇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已不复存在，所以一个比较集中的看法：学术“奇人”已经终结。在我们今天看来，王先生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谓学术“奇人”现象的发生与“终结”的分析，颇具一定的道理，与此同时，《终结》一文也给当今学术界提出了不少新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学术“奇人”现象的深刻反思则尚未远远“终结”。 事实上，王先生所举通过“自学成才”、“自我奋斗”、“自成一家”的学术“奇人”，远非仅何光岳一人，同时这一文化现象也绝非20世纪80年代所独有。仅以历史学为例，众所周知，钱穆、金景芳、童书业等知名史学家皆非科班出身，却在古史研究中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当代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自学古文字》（《缀古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文也曾强调，科学的特点从来就不是“正统”的，并强调他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与此同时，李先生根据自己长期的学术实践，告诫自学者，“有些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李先生丝毫没有给自学者泼冷水的意思，他指出，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以随时请益，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因而自学者更必需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有“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终结》一文也曾指出，作学术研究，不但需要读到最新的学术文献资料，而且最好还应掌握1到2门外语，否则寸步难行。即使勉强敲开了学术之门，也难成气候。 由此看来，王先生所举的萧兵、何光岳等学术“奇人”，从学术研究的理路而论，实在难以称得上“奇”。 其中，学术界对“何光岳现象”的理想反思，早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1997年1月22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传记”还是神话——评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一文，为学术界发布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信息和历史“秘密”。之后，《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4期所发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指出，“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笔者的文章自然招致了何先生的极大不满，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何光岳先生本人的质疑、批判乃至无中生有地恶意谩骂，接踵而至，虽然笔者在《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发表《学者应如何面对学术批评》一文，作了简单的回应，但迄今为止，看来由此引发的学术风波尚远未平息。 前一段，网上看到何光岳先生撰写的长文《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谈及脆弱根基》，表面看上去，好一篇口诛笔伐的“檄文”。2010年《云梦学刊》发表了何先生《不懂，就不要装懂——致周书灿先生》的大作。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何先生可能还是略微将讨伐的语气稍作“缓和”，将“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谈及脆弱根基”换成了“致周书灿先生”，另外，部分文字也进行了一些删减，但总的来看，学术声讨的口气却全然没有丝毫改变。何先生唯恐笔者没有注意到他的讨伐檄文，最近还特意将其大作给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王卫平教授专门寄上。至此，笔者最终明白，非要拿经院派学者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来要求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而跻身于学术界的学术“奇人”，自然无异于天方夜谭。 值得幸庆的，最近笔者还是听到一些与何先生的自我判断迥然不同的观点。前一段，有人在网上发布一则帖子：“笔者读过何先生的书，也研究文明史和民族史，当时敬佩何先生的精神，但是对他书中的观点大多不苟同。有时觉得实在失之武断，甚至奇思妙想。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其实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要骂周先生，周先生的立场还是比较客观的。也不要捧何先生，先读读他的书再说。何先生骂张舜徽、谭其骧这样的大师，本就为人不齿。今天读了他辩驳周先生的文章，更觉何先生有许多狂妄者的共性——自吹自擂。只得叹息一声，何先生很不容易，年纪也大了，不必如此计较。情感和理智之间，很难抉择。”由此，笔者则想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另一则轶闻。据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所记，自学成才的钱穆先生晚年曾谈到弟子学问与成名的关系，说“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怎样能谈得上大成就”。现在绝大多数学者则普遍认为，钱先生的话未免过甚其词。众所周知，清华研究院培养的70多个学生中，徐中舒、王力、容庚、朱芳圃、谢国桢、戴家祥、吴其昌等站在中国现代学术各领域前列的，应不在少数。更多学者则认为，钱氏的标准只是他自己的观念，并不能代表学术界共通的准则。由此看来，少数自学成才者和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科班出身的学者之间，在诸多学术理念方面存在不少重大的差异，早已有之。既然如此，“自学成才”的何光岳先生轻易指斥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科班出身的学者“不懂装懂”，“史学怪谈”、“脆弱根基”，似乎也可以说，见怪不怪。 按照笔者的观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本来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既然如此，前文所引王先生《终结》一文，在学理逻辑上就存在一定的商榷之处。那就是，所谓的学术“奇人”现象，并不存在所谓的“发生”与“终结”问题。除以上基本观点外，《终结》一文的确揭示学术研究中的另一现象。“并非只要拥有优越的外部条件，身居高校、科研院所就能做出一流的学问，其实不少平庸、泡沫之作往往来自条件不错的地方。”在笔者看来，王先生所言，和所谓的学术“奇人”现象并非一回事，这里面有现代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有学风和学者自律的问题，但以此为据，推论“80年代那批学术‘奇人’的意义并没有终结”，则更值得当今学术界作深入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