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天真的年代，没有一丝哲学蔽体的历史学家们行走于伊甸园中，在历史的上帝面前赤裸着，毫无羞涩”。这是卡尔（E. H. Carr）的辛辣嘲讽，对象是19世纪那些对历史缺乏哲学思考的历史学家们。
    19世纪的历史伊甸园内阳光灿烂，洋溢着空前的乐观与自信。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虔诚地相信，他只需要打理好历史事实，至于历史的意义则会由神圣的上天来安排。之后是禁忌的设立与违背。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实成熟了，被偷食了，人们被逐出了历史的伊甸园。再后来是熟悉的堕落。卡尔指出，从那以后，人们了解了罪恶，经历了堕落，而今天想要抛弃历史哲学的想法，都不过是一些历史学家的痴心妄想——企图在郊外的花园中为自己和其他的裸体者重建一座伊甸园。卡尔的比喻让人想起《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亚当的告诫：“但是那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一旦有一天你吃了它，则必死无疑。”然而知识的果实终究为人所食，在对于历史自身性质的反思上，今天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保持19世纪的漠然，那种天真无邪的乐观与自信已经死去，重返伊甸园，已是再无可能。
    由自身启蒙萌动而生的快感在堕落中不断被放大，飞速的下滑使历史自身的存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与真切体验，同时也带来了本体论上挥之不去的困惑：历史究竟是什么？对此，不同的历史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答案，卡尔的答案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持续互动的一个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一场对话。要理解这一定义，就必须严肃审视其中凸现的两种主要关系：历史学家与事实以及现在与过去，而这两种关系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属于现在，而他的事实则属于过去。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对历史自身的观照立足于对既往有关认知的理性批判之上，首当其冲的是19世纪历史学研究实践中对事实的绝对尊崇与信心。对于兰克而言，历史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依赖客观事实，彻底排除历史学家自身以及其它主观因素的干扰。而这种对过去事实客观性的绝对化造成了主、客体之间的断裂，历史事实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存在。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诞生了：这边是属于过去的历史事实，在早已沉寂的历史长夜中巍然不动，静静地等待被发现；那边则是属于现在的历史学家，在一片严肃的喧嚣中，将手中的火炬尽力地伸向对岸，试图驱散一小片黑暗，重新照亮事实久违的面孔。然而在无边无尽的历史长夜中，火炬的光芒，连同不辞辛劳将其高举手中的历史学家，都是有限的。因此，兰克曾经喟然长叹：在无限资料面前，人显得分外渺小。“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早已敏感地觉察了个体与外在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下潜伏的个体危机与困境。兰克的感叹体现了相似的感触，但遗憾的是，这种个体困境并没有有效地激发对历史自身性质的普遍反思与检讨，19世纪的阳光强力压抑着尚未形成气候的“阴霾”，用一种颇具时代眉目的自信将处于这一困境的历史学家们解脱出来。甚至在19世纪已经接近尾声的1896年，英国史学家阿克顿 （Lord Acton）的胸中依旧澎湃着创作“终极历史”（ultimate history）的雄心壮志：“我们这一代还无法拥有终极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废弃陈陈相袭的历史。既然一切信息触手可及，每一个问题都能有解决的方案，我们便能够展现出由一条道路至另一条道路的过渡中我们所到达的位置。”一条道路是前终极历史，另一条道路是终极历史，行走于其间的阿克顿虽然有几分惆怅和遗憾，但是对未来新历史的念想使他能够坚定不移地叩石垦壤，做愚公移山式的努力，“子子孙孙无穷匮”，兰克关于个人有限性的哀叹被一种薪尽火传的乐观所替代，终有一代历史学家能够拥抱那终极历史，那时人类与过去再无隔断。然而，此种信心背后的假设与兰克并无二致：历史依旧是由客观事实构成的庞然大物。
    卡尔在书中批判了这一假设以及与其相关的主客观绝对隔离：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一种渗透了历史学家主观色彩的选择，1850年的小贩之死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个小贩在小小的争吵后被一帮暴徒蓄意踢死，卡尔当时认为在一年前这仅仅是一个发生于过去的事件，并非历史事实，鲜有历史学家提及此事。即便有了克拉克博士对它的引用，卡尔依然认为这一事件仅仅获得了向历史事实俱乐部的推荐，其本身的历史事实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主观选择，取决于今后几十年内能否继续出现于有关19世纪英格兰的书籍或文章中，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阐释，即克拉克博士对这一事件所作的阐释（或者以此来支撑的论题）能否为其他历史学家所接受和认可。在卡尔的心目中，历史事实不再是一个僵硬的存在，它的形成被过程化，而历史学家的阐释便是牵动和引发这一过程的重要动力。在澄清历史事实属性的同时，卡尔也驳斥了长期存在于众人心中所谓“历史研究两步法”的错误观念——先收集事实材料，再进行写作。因为收集事实的行为本身也是一个阐释、评估与筛选的过程，卡尔强调了历史学家在其间的双重职责：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并将它们带入历史，同时抛弃诸多不具备历史意义的细枝末节。试图建构处于阐释真空的客观事实之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法罢了，尽管它看起来可以非常的严肃和正义凛然。
    事实上，对历史自身属性的反思与对历史事实阐释构建因素的强调，在卡尔以前的西方并非完全缺位，即便是在对历史书写客观性顶礼膜拜的19世纪，我们也能听到来自黑格尔、德罗伊森、尼采和克罗齐等人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指出，上述四位19世纪著名的理论家都将阐释视为历史书写之魂。在《历史中的阐释》一文中怀特对此进行了简要概括分析：黑格尔等人都反对存在作为成品提供给历史学家的事实，一致强调事实的主体建构属性，突出了历史学家对 “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想象性探究。其中尼采对客观性的主张颇具颠覆力度，对他而言，阐释是客观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种客观性本身具有艺术性，历史学家应该以剧作家的姿态游走其间，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尼采坦承自己能够想象一种历史写作，其中并无丝毫的基本事实然而却能被称为至高无上的客观。这些19世纪的“叛逆”并没有在卡尔的书中受到关注，在对客观性崇拜的理论批判上，卡尔更多地借助的资源来自与其时代相近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卡尔将柯林武德誉为唯一的一位在20世纪英国对历史哲学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并扼要总结了柯林武德在此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柯林武德认为如果历史学家不能理解过去某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一行为对他而言就会毫无意义。对过去的重建有赖于事实，但是重建本身并非事实的简单复述，对事实的筛选与阐释是这一过程的应有之义，也是使事实成为历史事实的必经之途。卡尔认为这有效澄清了三点：第一，到达我们手中的永远不会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它们都经历了记录者心灵的折射；第二，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灵，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一种想象性的理解；第三，对过去的洞察与理解只能经由现在的视野方能到达。
    当然，卡尔对柯林武德的“青睐”尚有其特定的意图，因为在将纯粹的客观性驱逐下神坛之后，历史学家又会面临另一个困境，即历史有可能沦为主观阐释肆意漂流的场域，变成弗劳德所言儿童玩具盒里的字母，可以被人随意拼成任何的字。
    而在卡尔眼中，柯林武德的历史观便是深陷于相对主义泥沼的代表。卡尔引用了柯林武德的话：“圣·奥古斯丁从早期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提拉蒙特则采取了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视角；吉本采取的是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视角；蒙森采取的则是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视角。没有必要去询问哪一个是正确的视角。对采取它的人而言，每一个视角都是唯一的可能。”对此卡尔的反驳是，看山的人固然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山本身就没有形状或者具有无数形状。卡尔承认主观阐释在建构历史事实的必要性，但坚决反对将各种阐释不加甄别，认为每一种阐释都和另一种阐释同样好的错误想法。而要跳出历史相对主义或怀疑论的泥沼就必然要求卡尔完成一个思维运动的悖论，在历史的观念上重新导入先前批驳的客观性来对抗与控制主观阐释的泛滥，同时这种客观性必须经过改造，具备能够容纳主观阐释的理论弹性。相对于此前紧紧匍匐于客观性大地上的兰克等人，卡尔显然是挺身而起，高扬了作为历史学家主体的头颅，然而他的双脚却依然牢牢地站立于大地之上，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藉此获得一种力量的源泉与安全的许诺。周旋于历史的主观与客观两个极端的卡尔，试图在两个极端中寻觅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平衡点，既不为地面上的尘土弄得蓬头垢面，又不会脱离安全的地面，展现了一种与历史事实客观性的重力既抗衡又妥协的复杂姿态。这一精神姿态在卡尔下面的话中得到了反面的印证：“缺乏事实的历史学家轻浮而无根基，缺乏历史学家的事实僵死而无意义。”
    然而细读上述柯林武德的话，虽然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单就这段话而言，并不能于其间发现卡尔批判的客观阐释的缺位。首先，圣·奥古斯丁等人的主观视角均被历史化，不同时代与社会赋予其阐释本身一定的客观性，而所谓“每一个视角都是唯一的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回溯式的反思与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历史阐释主体的独特性进一步被客观化，不同的阐释也得到了一定的区别。其次，对阐释多元性的肯定与拥抱并不必然排斥“客观阐释”或“客观真相”的存在。需要澄清的是，承认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每个阐释都是同样的好，“好”本身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属于变动的历史范畴。柯林武德所言“没有必要去询问哪一个是正确的视角”，更多的是强调在此情境下有关正确性的质问可能会导致的遮蔽。这也不妨视作对某些作为后来者的历史学家的提醒，他们往往沉溺于自己在历史序列中的后置优势，以超越前人的视野窥探过去，自信地行使“客观性”的权力，忙于仲裁，然而却容易忘却对自身的视野进行反思与批判。对卡尔来讲，正确性和客观性是维系历史重力之所在，一旦断裂，就会出现历史场域的失重。漂浮的感觉卡尔显然不适应也不会喜欢，于是他必须强调客观性的绝对，并对这一衡量的标准予以重新的界定。卡尔将历史的客观性安放在永远的未来，认为只有将目光投向未来的历史学家方才具有客观的洞见，历史是前进的，这一方向感使我们能够对过去的阐释进行客观的判断，而通往未来之路是一个渐进和动态的过程，其间既有的阐释也会不断得到修正。在谈到对卑斯麦成就的客观评价上，卡尔形象说明了他的客观性标准：“20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将会比19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客观的判断，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比19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更客观；2000年的历史学家将会更客观。”卡尔关于历史客观性的标准兼具了延展性和方向性，摆脱了僵硬不变的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不过这种前进式延展的客观性主要凭借时间的跨越，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内情况又会如何？卡尔并没有明确回答，其中的缘故大概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推出：“它（历史中的绝对）并非是存在于当下的某种东西，因为一切当下的思考都必然是相对的。它是一种仍不完全的东西，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我们向之移动的未来之物，它只有在我们朝着它移动的时候才会开始形成，并且随着我们向前移动，我们能够凭借它来逐渐塑造对过去的阐释。”卡尔的客观性着眼于一种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处于现在的阐释的客观性都将在未来得到审判和再审判，终点永远在前方，尽管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到达，但是回报这些跋涉者的是一种安全的承诺——他们当下的行走正是沿着具有历史客观性的道路前进。这里我们不妨驻足回首，对比一下卡尔与他先前嘲弄的19世纪历史学家们。在面对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客观性上，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兰克式的个体哀叹；而在一代比一代胜出的客观性上，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阿克顿般的解脱与信心。然而，对历史中绝对的质疑并不必然导致衡量标准的缺失，也不必然会沦入相对主义。在这一点上，怀特的观点值得借鉴，他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认为历史学家应当经由一定的视角来展开对世界的探询，并将自己的分析与描述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来对待，充分意识到对研究对象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正确的观点，而是有多种正确的观点，每一个都有各自的呈现形式。怀特进一步指出，这种形式相当于一种符号体系，当我们观看艺术家（或者科学家）的作品时，我们并不去询问他是否看到了我们在同样的现象界中所看到的，而是他的呈现中是否导入了在任何具备理解该符号体系能力的人看来是错误的信息。
    此外，卡尔此书在19世纪事实客观性的价值上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一味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在19世纪历史学科构建中的基本作用，模糊了当时历史周旋于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生存境况，即没有历史化、过程化作为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而且今天看来，卡尔对历史学家的想象过于理想和抽象，或多或少忽略了历史学家存在的现实空间。书中卡尔在讨论历史事实时指出，“精确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美德”，“赞扬历史学家在基本事实上的精确如同赞扬一位建筑师在建筑物中使用了经过良好干燥的木料和适度搅拌的混凝土一样，这只是其工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其主要职能”。卡尔此言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历史中这种作为责任的必要条件与作为主要职能的美德并非总无交涉。没有存活在真空中的历史学家，在历史上总是有责任严重匮乏的时代，有颠倒黑白的历史书写，这对于向来以历史传统悠久著称的民族想必绝不会陌生，当然前提是没有遗忘，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或是“曲解”）卢奇安（Lucian）在《论修史》中对历史学家的期望与要求，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由的精神，无所畏惧，亦无所求，他的唯一责任就是要讲述所发生的事实。卢奇安还引用了有关亚历山大的一段插曲，据说亚历山大曾经有言，他希望死后能够重生一段时间来听听看那时人们的评价，因为在他生前，人们的欢呼拥戴只不过是想赢取他的青睐罢了。我想，亚历山大面前那涌动的人潮中一定夹杂着不少历史学家的欢呼吧，当权者虽然并没有因此昏聩，然而对这种欢呼竟也无可奈何。在权力特别是极权的挤压下，责任未必不能成为一种美德，责任自身也要历史化，当然这也有赖于历史学家的主观选择。这里想顺便提及数量与历史的关系，卡尔强调历史的社会性，认为数量优势很重要，因为较多的数量意味着较强的普遍性和社会性，值得历史学家的关注。然而数量上的劣势，并不表明重要性的缺失，譬如夹杂于一片欢呼声中的少数异调，这同样是一个选择并带入历史的问题。
    总的说来，卡尔在书中对历史客观性思考的努力值得肯定，而且他对语言文字有着良好的驾驭，使读者阅读时不仅可以在思想上触摸卡尔理性批判的锋芒，而且能够保持较高的阅读兴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历史学者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曾经写过一本《论“历史是什么？”》的著作（此书亦有中文译本），视卡尔为确定论者，认为他的相关讨论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已经不合时宜，不应该在理解“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继续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詹金斯的批评虽然有合理之处，但是似乎对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历史反思不够充分，而且在批判卡尔的时候也并没有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解释清楚，在语言和思维的表达上也不如卡尔此书。因此今天在对“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卡尔此书仍不失为一本有意义的介绍性读物，尽管其间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这些问题依然能够激发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失去乐园以后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