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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炎黄问题类似，最近这十多年来，李学勤先生一直主张大禹生于四川、蜀夏同源。1992年，他连续作了两篇文章论述相关问题。在《<帝系>传说与蜀文化》文中推论“颛琐封其支庶为蜀国统治者，世为侯伯，这一传说标出了蜀君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传说中的世系显示，蜀和虞、夏、楚有共同的先世”，而“蜀国的陶盉、牙璋等确与二里头文化有明显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琐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134—135页）。1993年，他又专门发表《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推论“禹生石纽”的产生有三种可能：第一，禹生石纽是羌人到来以前蜀人的传说，因为按传说蜀人源出黄帝、与禹有血缘关系；第二，禹生石纽是羌人带来的传说，而羌人与禹都属西戎；第三，禹生石纽是夏人自己的传说，夏人老家本在四川，禹生于石纽，后来北上都于中原。总之，“无论如何，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137—138页）。因为北川县发现了二石纽结的“石纽”（而其他地方没有）、传说中的“禹穴”，北川又是历史文献中所说大禹出生所在的广柔、石泉县[18]，所以主张禹生石纽、禹生四川的学者和李学勤先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看法。当然这就排除了“禹生石纽是羌人带来的传说”之可能（不然，北川发现的二石纽结遗迹就是古人伪造的“自然现象”了），“禹生石纽”就只能是蜀人或留守四川的大禹之后裔自己的传说和记忆。所以最近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四川的地方研究机构、地方政府合作召开“全国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授予北川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据报道，“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早在1992年撰写的《禹生石纽的历史背景》一文，就对‘禹生西羌’、‘禹生石纽’持肯定观点。这次从百忙中赶赴北川参加会议，致开幕词、为北川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大禹文化研究基地’牌匾，并作专题学术报告，李先生的报告结束时说‘朝拜大禹，首选北川’；对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原县城）乡石纽村的‘石纽’进行了认真考察，他认为这是‘禹生西羌’的最重要的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参加了禹穴沟风景区建设开工奠基仪式并培土；为县人民政府正在建设的标志性文化设施‘禹乡坊’题写了坊额；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李学勤先生已经用他的具体行动表达了‘禹生石纽’在北川的观点”[19]。 虽然找到了“石纽”，也有“禹穴”等遗迹，北川县也是相关文献所说大禹出生地所在的广柔、石泉，但我认为，主张禹生四川、禹生石纽、禹从四川走出到中原建功立业这些观点和认识同主张“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其历史文化在龙山时代一样，也是经不起起码的分析和论证的，甚至它同欲在龙山时代去探索炎黄历史文化一样，最终一定会扑空。我们都承认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要证明禹出自四川，那就必须证明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的前身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先夏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星堆文化的前身，目前研究有三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文化（以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为开始，年代距今3765±80年）是商汤灭夏前后自中原西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相结合而创造的一种文化，故其遗存包含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20]；另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文化是由成都本土的宝墩文化（年代约距今4400—3700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属宝墩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是互有影响，如三星堆文化中的陶盉及有些玉石器应来自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中的牙璋则可能是与蜀地相交往所得可能为蜀国贡品、赠品[21]。这是两种较主要的认识，它们都不支持大禹出自四川、禹生石纽说：前者表明二里头文化及其前身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亦即禹、夏文化）对蜀地三星堆文化有重要影响，而后者“三星堆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是以“贡品”或“赠品”的方式表现，而且其年代仅止于距今3700年左右。宝墩文化对二里头文化及河南龙山晚期没有影响，故无论三星堆文化或宝墩文化都不可能是大禹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三星堆文化是成都地区的土著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即尧舜禹时期的“三苗”西迁影响、融合而发展起来的，而“三苗”是遭受中原地区尧、舜、禹的打击才发生西迁的[22]。所以无论三星堆文化或川内其他受到这种“西迁”影响的考古学文化对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有无影响，都不支持大禹出自四川、禹生石纽说。 其实，“禹生石纽”问题在六十多年前冯汉骥先生已经辨明[23]，今李学勤先生《禹生石纽的历史背景》及其他相同主张所依据的文献，冯先生也早已指出和辨明其不可依据：如李先生据《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断定“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秦，司马迁《史记》讲“禹兴于西羌”也由此而来（136页）。冯先生早已指出：“文王生于东夷”明显是在杜撰，“大禹出于西羌”又何可据信？而且秦汉以前羌人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甘肃，即使“出于西羌”有所据，它也当与中原附近之羌人有关[24]。当然李先生也承认“羌人到石纽一带是很晚的，在禹的时期，这一地区并没有羌人”（137页）。所以，“禹生于西羌”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断语， 更无依据将它定位于今日北川、石纽。至于“禹生石纽”，出于杨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冯先生亦一一辨析其不可靠。且云：“……其紧要之点，实为杨、谯、秦、常四人，生于禹后二千余年，何以能知禹生于四川之汶山郡，广柔县，石纽乡， 刳儿坪？又何以如此其详且细？陆贾司马迁不过言‘禹兴西羌’而已。何以司马迁所不言者，彼三人知之？”[25]。可以说，禹生四川、禹生石纽在考古学上无法证明，在文献方面也没有可靠依据。 三 李学勤先生及其《走出疑古时代》论述禹生四川、禹生石纽还有一个背景条件，即依据《大戴礼记•帝系》、《世本》和《山海经》、《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认为黄帝后裔昌意、颛顼或颛顼之后均居处或生于四川，1992年有两篇文章《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帝系>传说与蜀文化》专门谈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世本》说蜀‘相承云黄帝后’，这一传说不能是后人强加上去的”（125页）、“昌意到颛顼这一系出于今四川，并不是蜀人独有的说法，而是古代公认的传说。禹生石纽之说，放在这样的背景里，便不是独立的了”（137页）。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和论述，同样靠不住，而且非常混乱： 他说：“蚕丛一系蜀君是颛顼支庶，这固然是无从具体证明的，然而如对这些传说加以分析，却能导出几点有意义的推论。第一，所谓蜀山氏，当为蜀地土著，其起源甚古，故有肇于人皇之说。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与蜀山氏联姻，反映出中原文化传入川西平原一带，同土著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其时间，以黄帝传说的纪年估计，当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发掘广汉三星堆的学者，把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相当夏代至商代早期，第三期相当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相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除第一期遗存外，二至四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烟荷包式铜钺、三角形援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因此这类文化遗存显然属于早期的蜀……它们文化特征显著，与川东大溪文化没有直接关系，与川西山区新石器文化也有很大不同，而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如同为泥质灰陶系，多高足豆，多袋足、三足、尖底器等；典型器物鬶、盉、大口尊、豆等都很相似，反映了早期巴蜀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有一定关系。这种文化虽然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其受中原文化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28页）。这一大段文字毫无意义：其一，所谓三星堆遗址“二至四期遗存”即三星堆文化，其始年距今3700年左右，其“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于证明禹生四川、禹生石纽没有意义，于证明“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与蜀山氏联姻，反映出中原文化传入川西平原一带……”也没有意义，因为昌意是颛顼之父、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的年代距今4000年前。其二，恰恰可能与“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和禹生四川、禹生石纽可能拉上关系的蜀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宝墩文化”却与中原龙山文化没有关系，既没有此影响彼（可据以比附“禹生四川”），也没有彼影响此（可据以附会“昌意降居若水”之类），即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被排除在相互影响之外，反映出李先生的论述进退失据，只是一片空话。其三，李先生所谓“早期的蜀”指的是三星堆文化，它不包含属于宝墩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而三星堆文化是成熟、发达的青铜文化，更早的蜀文化、土著当为宝墩文化，前者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后者被排除在外，所以说“早期蜀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有一定关系”有点莫名其妙。当然，说上面这一大段话是“有意义的推论”实在是一个错误判断或者自诩，因为它除了转述一些考古方面的信息以及自身的混乱、错位、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虽然似乎有文献资料、传说历史与考古材料的“结合”。 《走出疑古时代》有不少篇幅论述昌意、颛顼等黄帝后裔居蜀，如据《帝系》“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说“青阳所居，应为后者，位于中原腹地。若水则为今雅砻江，流经四川西部，入金沙江。昌意所居，乃在西南。颛顼也生自若水，见《吕氏春秋•古乐篇》”（131—132页），又说“蜀山氏当时的位置虽未可定，但从昌意居若水、颛顼也生于若水看，其在后来蜀国范围内是无疑的”（133页），又说“蜀山氏女嫁给昌意或其子乾荒是在若水，即今雅砻江地区……昌意或乾荒与蜀山氏缔姻，象征着蜀同中原文化的联系”（134页），又说：“昌意所居若水，即今四川西部的雅砻江，传说中他或他的儿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颛顼也生自若水，历见于……所以，昌意到颛顼这一系出于四川，并不是蜀人独有的说法，而是古代公认的传说”（137页）等等。按李学勤先生主张的黄帝距今四、五千年，其后昌意、颛顼居蜀地也当在四千多年前。已知蜀地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三星堆文化其始年距今3700年左右，所以三星堆文化不可能是居蜀的昌意、颛顼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来源宝墩文化与中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宝墩文化也不是昌意、颛顼文化。“从目前已发表或透露的材料看，史前时期四川盆地西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26]，三星堆文化“与川西新石器文化也有很大不同”；即使可以把三星堆文化附会为颛琐“封其支庶于蜀”（《华阳国志》）之蜀，但是却没法把川西新石器文化比附为昌意或颛琐文化。近年在岷江流域上游发现营盘山文化，其年代距今5300—4600年，而且受到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晚期的影响[27]。当然营盘山文化也不能与昌意、颛顼相比附，因为它不在昌意、颛顼所居的若水，而且年代也不比“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晚。有学者认为四川北部早于三星堆文化的考古遗存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而“不同意把宝墩文化作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28]。若此说成立，它也不证明昌意、颛顼居处四川，因为方位都不同，它们不在若水。而且迄今还没法证明四川北部新石器晚期文化受到中原龙山文化即距今四、五千年的“黄帝”的影响，所以黄帝后裔昌意、颛顼居处四川还渺无踪迹可寻。要证明或说明昌意、颛顼居处若水的传说有一定真实的历史“素地”或史影，起码的条件是：必须在雅砻江（若水）流域发现一种新石器晚期文化，这种文化既受到中原龙山文化（姑按黄帝“距今四、五千年”说）乃至仰韶文化的重要影响，同时它对三星堆文化也有重要影响。据已知线索和情况看，这种希望实在渺茫。《走出疑古时代》的大篇论述，实属空中楼阁。 李先生反复论述昌意、颛顼一系居处四川，主要是依据《帝系》云“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山海经•海内经》云“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郭璞注引《纪年》“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世本》“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等文献（其中“韩流”即“乾荒”，浊山氏即蜀山氏，昌濮即昌仆），其中若水、蜀山或蜀山氏是两处明确的地点指示。李先生说：“蜀山氏当时的位置虽未可定，但从昌意居若水、颛琐也生于若水看，其在后来蜀国范围内是无疑的”（133页）。所以他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不厌其烦地指出和论述昌意、颛顼所处若水即今四川雅砻江流域（27页、127页、131—132页、133页、134页、136—137页），并且把黄帝后裔分为南北二系，其中青阳（玄嚣）、帝喾、尧、契、后稷一系活动在中原和北方，而昌意、颛顼、舜、鲧、禹、陆终、蜀一系则多与南方有关（具体而言，昌意、颛顼、鲧、禹都在四川或出于四川了。见27页、132页、136页）。可以说，仅凭“若水”二字，李先生就把昌意、颛顼、鲧（在古史传说中，颛顼生鲧、鲧为禹父，既然颛顼居处四川，禹也出于四川，则鲧自当出自四川了）、禹等中国古史上赫赫有名的传说帝王搬到四川去了（因为没有考古学证据，禹生四川、禹生石纽也不可靠）。据有关资料，四川雅砻江得名若水是在西汉—北周时期，而河南淅川在商时即有“若”地[29]。上述有关昌意、颛顼居处若水的文献都是先秦文献，其时四川尚没有“若水”，所以《走出疑古时代》有可能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吕氏春秋•古乐篇》云“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田昌五先生分析说：“若水，历来以为是蜀之若水，即今四川之雅砻江，实误。按若-汝音同义通，故若水即今河南中部之汝水。从汝水到濮阳地区，正是颛顼部活动的地方，所以断为汝水是非常合理的。至于四川之若水，则是由于后来有一些颛顼后裔活动到了那里，也把原来的水名带过去了”[30]。我以为田先生的分析和理解是有道理的。许顺湛先生说：黄帝之后青阳、昌意所居之江水、若水“在蜀地之说不合情理。若水即汝水，在河南境内，后代的若（ ）国在河南，并出土了若国带有‘若’字铭文的铜器。蜀地若水当属同名，并没有若国和带有若字铭文的铜器出土”，又说：“若水即汝水，若后期建国，或称 国，在今河南淅川境。出土有（ ）国铜器”[31]。而且，商代至西周，今河南新郑西南也名蜀[32]。林向先生曾分析《逸周书•世俘》所载“新荒伐蜀”事，认为“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前后才六天，这个蜀只能是在牧野附近，绝不可能远征成都平原的。那么，是否殷畿内另有名为‘蜀’地呢，已不得而知了……”[33]。现在看，“新荒伐蜀”之蜀很可能即新郑附近之蜀。也就是说，所谓昌意娶“蜀山氏”，原本可能也是指发生于河南境内的事，连同地名、传说而被昌意、颛顼一系的后裔（确切地说，可能是从中原到川西平原的夏遗民即二里头文化居民）的传播所致。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中论证仰韶文化阎村类型（即大河村类型中期，年代约距今6000—5500年）为传说中颛顼部族的历史文化，其主要分布地区正是河南西部和河南中部，并在东部与少昊文化（大汶口文化）、北部与共工文化（大司空类型）发生联系[34]。所谓昌意不得“帝位”可能是指庙底沟类型（黄帝文化）与阎村类型、大河村类型中期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或一种过渡文化，没有什么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走出疑古时代》构造了一个中国的“两河流域”说。所谓“两河”指的是黄河与长江，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工作，在黄河、长江流域都发现了丰富的、辉煌的史前文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对史前文化、史前文明的简单概括，相对于西亚“两河流域”而言），但是李学勤先生赋予“两河流域”新的内涵，有新的认识。一方面他认为黄帝与炎帝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刚好吻合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26页）。但是“在黄帝以后的古史传说中，依旧可以看到黄河、长江两个地区的关系”，即黄帝的后裔又有青阳（玄嚣）与昌意二系，二者一北一南，他认为又吻合于“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他说：“从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都有重大作用，以致有学者提出中国‘两河’之论。这与夷夏东西之说不合，却可印证《帝系》黄帝后裔二系的传说，加深了我们对这种古史传说的理解”（26—27页、132页）。大约李先生就用这个“两河流域”说来概括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古史概况，这是他对古史体系、“五帝时代”研究的高度概括，而且是结合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得来的认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和指出，李先生将黄帝、炎帝二系分为一北一南，将长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视为炎帝文化只能证伪不能证实，而他将黄帝后裔青阳、昌意二系也分为一北一南，认为昌意、颛顼、大禹等传说人物都居处四川或出自四川，也是只可证伪无法证实的一些空谈，所以李先生结构的中国古史“两河流域”说、“五帝时代”两河流域说不是过于简单和粗糙的问题，而是一种幻象，是海市蜃楼。虽然，中国黄河、长江两流域确实有非常丰富、发达的史前文化，中国古史传说及其人物也有炎帝、黄帝二系，而黄帝后裔也有青阳、昌意二系。 如果说“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种没有可靠依据的传统认识为李学勤及其《走出疑古时代》所认可并为“探源工程”启动时所采纳，是李先生有所疏忽大意的话，那么昌意、颛顼居处四川、禹生石纽出自四川这种认识为他所接受并反复论述，却不能认为是一种疏忽大意，因为其认识不仅产生于十多年前，而且刚刚在“探源工程”的基本思路和目标遭受批评[35]而被迫调整不久，他就亲赴北川授牌、致开幕词、作报告、培土，“用他的具体行动表达了‘禹生石纽’在川北的观点”。“禹生四川石纽”虽然古已有之，但当代的研究却是始于四川以及川北的文化人，其“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弘扬大禹精神，促进北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一研究从北川扩大到绵阳、四川省，直至全国范围内众多的专家、学者参加”[36]。李先生是职业历史学家，而且成就非凡、影响巨大，他不大可能会轻易地接受和认可地方学者及文化人的观点或者受到他们的影响，何况冯汉骥先生在1940年代就从文献上和学理上否定了“禹生四川石纽”说，所以李学勤先生主张昌意、颛顼居处四川、禹生四川石纽说还应该另有原因。他正式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是1992年，他集中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两河流域”说、炎黄历史、炎帝代表南方的传统、昌意颛顼居处四川、大禹出于四川的几篇论文也写作或发表于1992年前后[37]，之后直到2002年“探源工程”启动，2007年赴四川北川县作报告，其间约有十年时间他似乎未有专门论文论述相关问题。可以推测，他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是有一定底气的或者说是与他1992年前后写作或发表那几篇关于“五帝时代”的论文有关的，虽然他在提出该口号的那次著名学术发言中没有论及炎帝、大禹等问题。那次发言主要谈的是“三代”及秦汉时期的材料，谈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对传统认识和古籍所起的修正作用[38]，但是所谓“疑古”疑的是古书，实质是否定自先秦、秦汉以来形成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所以不涉及炎黄、“五帝”历史怎么能谈得上“走出疑古”呢？所以我们推测“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与李学勤先生1992年前后发表那几篇论文密切相关的。他在那次发言中没有论及“三皇五帝”和他对炎黄、颛顼及大禹的认识，或许说明他的观点和论文虽然形成了，但还是缺乏确凿可靠的证据，所以不能明确地把它们说出来以支持“走出疑古时代”。约十年后，他的基本认识没有变化，也没有新的证据提出来，但是他几乎上有点胆气十足了，在“探源工程”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失察，又亲自到北川表态。我认为这一方面与中国考古界的主流认识有关（如炎黄历史问题、“探源工程”问题）[39]，另一方面也与他自身的学术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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