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法)大卫·雅克·路易斯作，现藏巴黎卢浮宫。  《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英)保罗·卡特利奇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32.00元。 墨斗 □自由撰稿人，上海 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浴血奋战了两昼夜，到第三天被波斯人团团包围。他们死不投降，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人，斯巴达两国王之一的列奥尼达自己也捐躯关上。事迹传开，希腊人化悲痛为力量，在萨拉米斯一战大败薛西斯，给希波战争打开胜利之门。 2007年以温泉关战役为题材的好莱坞大片《300》(中译名为“三百斯巴达勇士”)上演，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保罗·卡特利奇笑称：“至少让古典文学学者们得到一个表现自己何以(不仅仅在娱乐意义上)依然重要的机会。”但又不无严肃地说，好莱坞的魔爪恐怕要让观众分不清神话与史实了———四年前的《特洛伊》基于神话，而《300》则依据史实；《特洛伊》融合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本半史实半神话的书，但《300》却是根据一部标准的史著———希罗多德的《历史》改编的。当然，希罗多德所写的也不见得就是确凿的事实，因为在温泉关战役期间他才4岁，而且，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看问题、下判断是有偏见且摇摆不定的。 梦工场的产品同样语焉不详的是战争的背景：其一，斯巴达人并非独自迎战波斯人，而是作为希腊联军的领导者，这支联军中大部分人是雅典人；其二，就像讨伐特洛伊的诸位首脑勾心斗角一样，这支联军起初也是内部互相猜忌，一盘散沙。两军的实力对比本来就悬殊，700个希腊城邦里只有30个挺身参加抵抗，更让人难堪的是，投向波斯人一方来进攻自己人的希腊人，比忠于希腊本土的希腊人要多得多。在守御科林斯地峡那会儿，帖萨利人就望风而降，令薛西斯的军队长驱直入，在温泉关战役之前，波斯王一直觉得特尔斐的阿波罗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希腊的不齐心，是因为在此前1500多年的历史里，这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存在着近1000个共同体，尽管有着习俗上特别在宗教上的一致性，还共享着如竞争和“适者生存”之类的意识形态，但政治上始终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斯巴达人还被其他希腊人视为可畏的强邻，他们一根筋地投身于战争和备战，连女人都拥有相当高程度的自由和权利，有权继承财产和裸体互搏，男人更是一心一意地渴望为了国家及其理想牺牲生命。 大众只在乎领会那些最容易理解的价值：让人屏息凝神的战斗之美，牺牲之美，或者像希罗多德说的，列奥尼达在可以撤退时依然据守温泉关，是因为他要为斯巴达赢得光荣。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卡特利奇的观点是：温泉关一役不但在当时，而且在日后都掩盖了斯巴达那些招人反感的地方。假如希腊投降波斯，希腊半岛上的奴隶买卖就可能被禁绝：波斯帝国不允许给异民族戴上锁镣刺上字，任意鞭打和强奸的———根据古典时期的标准，波斯属于更加宽容也更进步的一方。 但在温泉关之后，“自由”就上升为决定希腊人行动的核心价值———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当有限的，它意味着斯巴达人在蓄养奴隶生产物质财富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去从事战争以外的创造性劳动，意味着他们可以凭借一套分权制衡、命令与服从的系统，拥有管理自己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与民主无关：一切以军事为纲的斯巴达不适宜民主；对他们来说，自由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你不是服从规则的自由人，就是一无所有的奴隶。 因此，波斯人的入侵给了斯巴达人一个在自由与奴役之间进行绝对取舍的机会。然而，当斯巴达人(以及雅典人)管投降波斯叫“奴役”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自治的丧失：他们将无法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如何被统治，无法选择他们将与国外的何人为敌，何人为友。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的独立、雅典的民主将均告不存，希腊人觉得，这与奴役没有多大差别。18世纪美国人的情况与此类似。十三个殖民地的清教徒并不知道“奴役”的事实何在，也心知乔治三世政府断然无意送他们长枷铁镣，然而伦敦那边仅仅减去了一些他们的政治自由，帕特里克·亨利先生就叫了起来：“不自由，毋宁死！” 斯巴达人从来就不把自己对美塞尼亚的原住民希洛人的所作所为称为“奴役”。他们的多利安祖先在早期扩张中，把希洛邻居变成了奴隶，后来，年轻的斯巴达人可以拿眼前见到的任何一个希洛人当活靶子，锻炼自己的勇武，以便在日后和父辈一样，全身涂上橄榄油，成长为保家卫国的剽悍武士。在阿吉西劳斯主政的三十年里，希洛人几乎年年遭到斯巴达的欺压和掳掠，以至于多次暴动，最终在公元前369年，配合底比斯人伊巴密浓达的入侵，给自己争来了解放。 在温泉关战死的希腊武士，事实上远不止300斯巴达人———多达700名泰斯庇耶人和底比斯人也捐躯于此役，还有一些希洛奴隶也跟着他们的主子陪葬。但是此战的莫大荣耀却被记在了斯巴达人的账上，没有泰斯庇耶人、希洛人和底比斯人什么事。希罗多德记下那句无人不知的碑铭，写的是“去告诉斯巴达人，我们遵从他们的法律，长眠于此”，而不是“去告诉泰斯庇耶人、底比斯人、希洛人……”因为后者没有斯巴达人那么发达的宣传机器去推广自己的英雄行为。因此卡特利奇才说：“是斯巴达人自己创造并不屈不挠地传扬温泉关的神话。”公元前480年刚过去不久，列奥尼达战死的地方就立起了一座石狮，它被永久地呼为“列奥尼达”(Leonidas，Leon即狮子)。斯巴达人为列奥尼达举行的葬礼为期十天，举国上下大放悲声，政治社会完全停摆，色诺芬说这“简直就不像是为人类办的”。待到罗马兴起，希腊化时期到来，希腊人又为列奥尼达修起了神殿，复原希波战争遗址，新新旧旧的纪念墓碑林立其间。死去的国王成了普鲁塔克景仰的人，费讷隆笔下的对话者，以及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中的精神源泉，列奥尼达比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末代君王夸乌特莫克还要荣耀，因为他的死不仅壮烈，而且直接换来了民族的生。 这样，驰名世界的温泉关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奴役的写照，牺牲的传奇在这里上演，又从这里开始被制造。站在现代价值观的角度，卡特利奇说，温泉关战役浓缩的古代理想至今依然鲜活———有一些价值值得为之去生，值得为之去死；比起价值观同样坚定的人肉炸弹，斯巴达人严格遵循战争的规则，与职业士兵交战，而不是屠戮平民。但拿走了这些，他们受限于环境和自身品质的根根短板就暴露了出来，在自由与奴役的沙盘里，他们写下的是一个暧昧可疑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