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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大学时，对历史学的认识极其浅薄，更提不起深入研究的兴趣，反倒喜欢在课下之余与同学相约，去拜访系里的老先生。我们总是提出各种不成熟的看法，老先生们呢，则不厌其烦地与我们“互动”。可能这些幼稚的想法有时也会触发他们年轻时代的求学记忆，所以老先生们也会眉飞色舞地畅谈他们那个时代的求学趣事。但凡“故事”总是很有魔力，我们也乐于徜徉其中，享受老先生们的“灌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故事”应被称为学界掌故，正是这些掌故为我们进行了史学的启蒙，引领我们走向学问之路。 现在，我的手上又有了新的“故事”，那是社科院学部委员的自传文稿。一篇篇的阅读开去，这些学界前辈的成长经历、求学之路、治学之道毕览无遗。青年时代，他们怀着求学报国的理想走上学术的道路。在年富力强，科研成果行将出世之际，他们的研究之路却遭遇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冲击而被迫中途搁置。改革开放后，学术界迎来新的生机，他们才又重新走上学术的正轨。生活中，学部委员并不比普通人特别，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是因为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的孜孜以求。他们怀着高度的学术责任感，执着追求着更高的学术目标，未有中断。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学贵自得师”这一治学精神的现实缩影。 学贵自得师，这里的“师”，不仅是具体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人，而且包含了学问路径的意义。古往今来，学术的修炼总是与探讨、求教、问道紧密相连。无论学问进步几何，总是存在不能极致的境地，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所以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便为后世学者确立了一个治学的基本态度，那就是虚怀若谷、择善而从。很多学部委员都有一种相近的经历，或是因为工作需要，或是因为研究转向，他们都需要放弃原有的研究方向，转而开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艰难的再学习的过程，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开放的学习心态，不能放下身段向他人求教，就不能顺利开拓学术新路，更谈不到获得优质的学术成果。郭松义先生从1992年起将学术焦点转向社会史，在研究清代婚姻家庭这一课题时，他学习并运用了抽样分析、典型分析、定量定性数据统计法、田野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此外还遍寻史料，仅清代女子初婚年龄这一数据就辑得一万七千多例。不仅打牢了清代婚姻家庭史的史料基础，先后问世的一批学术成果更是跨越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确立了社会史领域新的学术高度。 学贵自得师，“师”之第二义，应为学术精神的养成。学问之路，不在一朝一夕。正如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师傅领进门后，修行就要靠个人。会向老师提问题、向书本提问题都不够，还要会向自己提问题，能够坚持向自己提问题。这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要求。在研究中，不能投机取巧、粗制滥造，更不能弄虚作假。须知，这些恶习是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罪魁，更是学术腐败的温床。学风不正，纵使有再高超的研究方法，下再多的苦功，也不可能取得高层次的学术成果。朱大渭先生极为重视研究者学风、学术道德，以及自律精神的培养。他不仅对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之“才、学、识”深以为然，而且对元代史家揭傒斯提出的“心术”主张和清代章学诚的“史德”一说极为推崇。正如揭傒斯所言，“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治史如此，各门学问何尝不是如此？人乃万事之本，做人当为做事之先。《大学》有言：“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信哉。 学贵自得师，“师”之第三义，应为学问之道的升华。世间万物自有其运行的规律，学术研究也有其运作的规范，是为学问之道。这个“道”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特殊性。它与学者的个人经历、研究路径紧密相连，是研究者知识基础、思维方法、治学精神的精炼与浓缩。可以说，每个研究者都应有一套与自身相适应的学问之道。但很多研究者终其一生都未能跨入大师之列，不在于功夫下的不够，也不在于运气不好，而在于未曾探究出适合自身的学问之道。与之相反，在这些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治学感悟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学问之道的清晰描绘。如汪海波先生将他的学问之道提炼为5条体会：（一）树立毕生研究的志向；（二）重视调查研究；（三）集中注意力和时间于打造学术精品之上；（四）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五）坚持锻炼身体。王伟光先生以其几十年的研究求索，将他的学问之道凝练为4条治学心得：（一）着眼现实；（二）忧患意识；（三）勤奋治学；（四）文风清新。这些词语虽然简练易懂，但却凝结了这些大师级的学者全部的心血与体悟。探得了学问之道，实现了从学法到学理的升华，从学问匠到大家的超脱即不远矣。 学贵自得师，“师”是导师、是方法、是学风、是贯穿为人与治学的终极之理。一个学人，能否成功跻身最高学术殿堂，首要在于自身的主动与学风的端正。志于为学，就要不放弃好奇精神，不放弃对未知世界、未至极致事物的探索。还要向一切可为吾师之人学习，勤奋求学，严谨治学。不仅要研究书本之学，还要探究学问背后的学问。要探寻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学与思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目标与方法的关系。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只有在学问之路上坚持耕耘，纵使遭遇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态，终将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网综合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