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年至公元前449年）是世界上古史中的一次著名战争，新兴的波斯帝国的几代皇帝，怀着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向地狭力弱的希腊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竟以失败而告终，而就在他们进攻过的希腊，却崛起了一个富强昌盛的雅典同盟。突现了象征着历史进程的战争的胜败原因。古往今来的人们有许多种说法，但笔者认为希波战争中希腊和波斯体现出的现实情况而言，政治制度的差异对战争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希波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希腊和波斯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碰撞，希腊对波斯的胜利实质是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胜利。 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对战争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作用，但它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下管理人的方法，需要人作为载体来实现其功能和价值。在战争过程中，政治制度的优劣最能在作为战争主题的人本身及由人衍生的策略中得到折射和体现。 希腊大小城邦数百个，虽然它们的制度千差万别，但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色彩，主权在民是其基本原则，在某些城邦还产生了民主政治，而在民主政治下，公民个体是一个自在的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带给公民的是人的自由和独立，人的尊严的价值，为了保持人身的自由，维持人的尊严，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人认识到这个道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从棱伦立法开始，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才艰难地获得，在经过民主制度锤炼，已经升华成为对祖国的认同和对自己生活的制度的热爱。认识到祖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是我们家园的主人的统一观念。如“雅典人的国家观念认为，国家是一个个人的联合！这样，希腊人的精神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升华到了热爱祖国的这一更高层次的境界。而现在波斯人要征服他们的国土，剥夺他们的自由，使他们由主人变成奴隶，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拥有自由和独立传统的希腊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奋勇杀敌呢？” 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力量的源泉，政治在于人们权力的平等，社会的公开性，言论的自由表达，以及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认可。对此希罗多德指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雅典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比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的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人怯懦鬼的，但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个人就竭尽尽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当然，希腊的民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在僭主统治之下的一些城邦在波斯人的强大兵威之下就不战而降。而剩下的抵抗的希腊城邦却并没有发展出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在民主的制度下，由于城邦地域的不同以及利益的差异，城邦之间的矛盾被放大，因此在统一协调和行动上往往分歧颇大，造成在波斯兵邻城下而内部仍吵吵嚷嚷的局面，但我们也不难发现，正式由于民主制度的存在，使任何一个城邦也无法不顾民众的反对而屈服于波斯人，在吵闹中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最高利益一再的明确，对此情况颇为相似的中国三国时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在萨拉米海战前夕铁米斯托克利面对的并没有一个投降派的阵营，所有的分歧都是在于在何地与波斯人决战罢了。 而反观波斯，在君主制制度之下，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国家为私有财产，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维持其统治，在“联即国家”的波斯帝国里，为人臣者所认识的只有国王而无国家，因为君主专制制度需要和培养的正是奴才，而奴才只知得主人的青睐却无自由和人的尊严。希波战争中，波斯的将领畏惧王权，害怕承担战败的责任，只按统帅的命令行事，而毫无主动性。普通的士兵则更无作战的动力，只是被强制送上前线送死，胜则蜂拥蚁附，败则一溃千里。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一个高度极权独裁的国家里，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统治者发动对外战争只能靠欺骗甚至强迫将士兵送上前线，在人民没有觉悟之前，民心士气或可一用，而一旦人民觉醒，离覆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希波战争一百多年以后，统一起来的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统率下，东侵波斯，在这场战争中，虽然当时的马其顿已经不是民主政治，但由于它吸收了较多希腊文化而受到民主政治传统的影响，结果，在这场战争中，波斯军队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没有获得一次胜利，连遭败绩而最后导致亡国。或许可以看成希波战争的最终结局。 战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物，但克劳塞维兹也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许多的战争在爆发之前其结果就已经注定，战士们在疆场上的战斗只不过将其最后决定而已。在希波战争中，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战争进程决定性的作用，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优势使希腊打败了波斯。 参考文献： 希罗多德 《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