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历史学人》编辑部组织了一次读书会，所读之书是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编辑同学让我也参加这个读书会，并很早就告知书名，可我很是乌龙，竟然记成了《万历十五年》，并没有读《中国大历史》。因此，在读书会上很是尴尬，没有带书不说，还常常不知道别人正在谈论的问题。不过，那天印象最深的也正来自于我的这次乌龙阅读经历，同学们大多对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样做历史难免粗疏之嫌，甚至可能对作者学术方法和观念产生怀疑，而我因为读的是《万历十五年》，每每感到这样的怀疑可能隐含着某种认识上的偏差。 对于黄先生的书，我的认识很浅，却经历过一些起伏。多年前最初阅读《万历十五年》时，曾经很感慨，原来历史还可以写得如此细致和精彩！那时没有什么概念，一本书读过也就读过了。后来接触到一些清代考据学的同时，又比较随意地读过黄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虽然宏阔的眼光让人还是很有启发，但渐渐感到这种宏大叙事中比较随意和空疏的一面，对于动辄就谈论数目字管理，动辄就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标准的认识方法，甚至还有些厌倦。如果不是同学们发起的这次读书会，我很难想象自己还会阅读黄先生的著作。 重读《万历十五年》，最大的感受是，黄先生并非粗疏之人，他对于文献和细节的把握相当到位，怎么可以轻易以空疏评价呢？于是，在读书会后找出黄先生的一些著作，包括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和《中国大历史》等，想要了解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主题，当然，还包括他的大历史观。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就是他的那本回忆录了。虽然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编排相当混乱，要理清头绪并非易事，但对于了解黄先生和他的历史观的形成，却是最为直接的证据。 唐代史家刘知畿曾经说过史家不易得，原因是能够兼具史学、史才和史识的人很少。虽然至今对于黄先生的大历史观还是心存疑虑，但他作为史家，具备很多人所不具备的条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父亲乃辛亥元老，世家出身，年纪轻轻，考入南开大学学习机械。入学一年，抗战军兴，黄先生即投身救亡，与范长江、廖沫沙等共同办报，宣传抗日。此后投笔从戎，进入成都中央军校学习，后随军远征缅甸、印度，一路给各大报刊投稿，可谓九死一生。日本投降，他奉派前往东北，后前往日本，成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副官。1950年，因牵扯到朱世明将军一案退伍，孤身赴美求学，从此一心研习历史。在美期间，他不畏贱事，一边打工，一边在大学求学，自云坐在大学课堂里，跟那些年龄可以做他的子女的同学一起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黄先生成为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先后参与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著，以及与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虽然如此，但黄先生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并不高，不但在工作十年后，被纽普兹大学解聘，而且因为历史观的原因，与美国汉学名家费正清、莱特等颇有矛盾，著作的出版也每每受到匿名审稿所阻碍，真可谓郁郁不得志。他的著作且不论价值，仅仅从出版来说，远不如在时下的大陆这么红火。 为什么黄先生与费正清等权威会产生矛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他屡次提到，费正清指导学生做的问题，大都是以20年为限，这样对于历史学界的人来说，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这样在材料上比较容易驾驭。但黄先生则动辄需要透过百年、几百年乃至数千年来考察历史，而且还非常坚持自己的认识，甚至每本书的序言或后记都会提到。其实，两者都并不错，费正清考虑的是人的有限性，而黄先生思考的，则是学理的需要。这绝非是说费正清不了解学理的需要或黄先生不了解人的有限性，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特定的倾向而已，这样的思想具体到学术研究中，自然会带来很大的区别。彼此之间有无沟通的可能？当然有。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与黄仁宇对于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观察，都不会简单地站在单一立场臧否人物和党派，都把不同党派当做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面相，甚至会对反右等运动抱着某种同情之理解。虽然如此，人有定见在心，我们或许觉得他们彼此有一致之处，但现实中的两人，却是不断地相互疏离。 黄先生对大历史观的坚持，可从他专门写了一本叫做《大历史不会萎缩》这样的书看出，可惜我没有见到。不过，大历史也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观念，黄先生自己也说，这个词他取自宏观经济学，并不稀奇。具体内容就更加不稀奇，不外就是一种对过分专业化的反思，希望能够像司马迁那样“通古今之变”，而非兀兀穷年，只盯住历史的一些枝节，这个要求不过分，毕竟历史是连续的，无法割断的。如果简单一点儿说，大历史就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加上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其实，要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就不得不在长时段内审视历史，反之亦然。技术这个词值得斟酌，我以为在黄先生的书中，技术可以包括自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科学技术、生产和商业技术以及组织管理技术等几个层面。比如黄先生的那本《明代的漕运》，就从京杭大运河的地形、管理机构、具体运输的组织以及征税等情况来探讨漕运对明代兴衰的影响的。 就个人而言，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并不很稀奇，不过是研治历史的人所应当具有的常识而已。但这种常识也很奇怪，往往会被对细节的强调或者专业化的趋势所湮没，学术的这种趋向，并非没有先例。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兴盛一时，其弊端也很可从晚清今文学的兴起看出考据学对于人们思想的一种束缚。黄先生由于自身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早年丰富的阅历，与学院派的学者有所不同，具有某种不受分工限制的自信。另外，他娶了美国夫人，仰慕西方文化，又时时不忘故国之思，接受西方理论较多，自然也要用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因此马克斯·韦伯和年鉴学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追溯黄先生大历史观的来源，除了上面两条以外，还有一条很奇怪，但也是他经常提及的，因为美国的大学能够讲授中国历史的课时极少，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介绍整个中国文明，那只好从宏观上组织条理来讲授。这一条在学理上实在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知道黄先生坚持大历史观，是不是在面对根正苗红的学院派时内心里的自卑感在起作用，所以会竭力强调大历史的重要性。但他与众人迥异的坚持让人很容易把大历史观作为他的标签，而又常常能够找到其中不够严谨、知识有所欠缺或过于依赖所谓“数目字管理”的西方理论之处，每每为人所诟病。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忽略他对于明代文献之熟悉，特别是花费两年半的时间苦读全套《明实录》，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辨。从明代的漕运、财政到《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纂以及受李约瑟之约合作研究，都可以清晰地看出，黄先生并非只有大历史观，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明史专家乃至中国史专家。即令是常常被人轻视的大历史观，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说来说去，其实我也并不真的了解黄仁宇先生，只是希望我们的同学在评价他人的著作和思想时，不要匆忙下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