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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Klaus Karttunen在1989年完成并出版了他有关西方古典世界（希腊－罗马）与印度关系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India in Early Greek Literature》（Helsinki: Finnish Oriental Society, 1997. Studia Orientalia, 83）后，他马上就着手进行第二部分的研究与写作，重点在于印度与海伦化时期的西方世界。这一工作在延续了近8年后，他的《印度与海伦化时期的西方世界》（India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终于成书出版。尽管相关的研究在整个近现代西方古典学、印度学、比较语言学等领域中始终在延续着，但作为对于在海伦化时期两个古典世界的某种系统化的全方面比较综述，这一系列研究仍可以算作是第一次。作为后续，作者正在写作《India and the Roman West》, 并计划写作第四部有关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的相关著作。如果这一系列的作品得以顺利完成，将实现对于Christian Lassen在十九世纪中期完成的巨著《Indische Altertumskunde》（1847-1861）的完整的学术继承，必为学界的一桩盛事。《India in Early Greek Literature》将另文介绍，本文将集中评论《印度与海伦化时期的西方世界》一书。 即便对于拥有良好古典学基础的西方读者而言，Hellenistic World或Hellenism的含义也并非自明的[1]。尽管这确乎经常用来指称自亚历山大帝去世（公元前326年）至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将希腊及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并入自己版图的历史阶段[2]。在这一阶段，希腊文明的影响超越了传统的地域，伴随着亚历山大的远征获得了它的世界性（这一时期的希腊语被许多西方学者称为第一种世界语言）。Karttunen在导论中对于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并将Hellenism定义为一种后亚历山大时代的混合文化，希腊文化参与其中，但并非唯一存在者。 全书总分7章，其中，首章是对于该书的宗旨、涉及方面、文献来源和处理方法进行介绍。由于西方古典学和印度学的传统差异很大，作者在该章中方别对于来自双方的材料进行了梳理。对于亚历山大远征后希腊史家（如Aristobulus, Nearchus, Onesicritus, Cleitarchus, Megasthenes）关于印度的写作，他的处理方法是典型古典语文学式的：收集各种版本的残篇，辨析来源，寻找有关印度的相关段落，与在此之前及之后的文献中的相关记述进行对照。由于材料的丰富（其中Strabo,  liny the elder, Arrianus, lutarch的相关著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相关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希腊历史学家残篇》（Fragmente Griechischer Historiker，I-II D, Berlin 1923-30；III A-III C, Leiden 1954-58）的编辑出版），这一方法的运用成熟而有效。相对而言，有关印度本身的材料处理则艰苦得多。可对应的历史学文献的希缺，事件和文献在时代确定上的困难，文献来源的复杂和流传的差异，都使得一种对于西方古典文献处理方法的简单模仿成为不可能。比如以语法书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观察，正是印度学研究的特色。相对而言，作者对于印度部分材料的处理，是以希腊－罗马文献为参照情况下的搜集汇编。这当然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局限，不过对应于印度的历史和印度学研究的实际，倒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接下去的六章实际上每两个构成一个整体：第二章关于亚历山大的远征及其效果历史[3]（原文的题目是“Conquerors of the World”），第三章讨论麦加斯忒尼斯[4]（Megasthenes）出使印度的史实，他有关印度的记述及其影响（题目为“Ancient Diplomacy: Megasthenes”）。这两章的重点在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写作体例为，先对于传主的生平进行介绍，对于使用材料来源加以剖辨概述，然后转入对于专题的讨论。其中精彩段落甚多，如亚历山大远征作为主题（topos）的在希腊文学中渊源和体现，波斯文学中的对应，印度文学中的痕迹 (II. 1)，如对其远征中航线的考证 (II. 2)，如对于印度智者（Philosopher）在希腊作家记述中的多重指涉及含义 (II. 6)，如印度这一题材在希腊史学传统中的体现 (III. 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章的第三部分中，对于麦加斯忒尼斯关于印度社会七个阶层论述的探讨。麦氏的提法由于和印度传统中有关四种姓（varea）的理论差异很大，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观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1。认为麦氏之论断是对于印度当时实际社会阶层状况的记录和细化。此说滥觞于Schwanbeck (1846) 及Lassen (1852), 从者甚众；2。认为麦氏之结论出于其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误解。此说之代表人物为Timmer (1930)；3。认为麦氏所言之阶层断基于社会职能的区分而与印度的种姓理论无关或关涉很小。此说首倡于Beven (1922), 后经Falk (1982, 1991)从财政角度对于麦氏所言的阶层进行诠释；4。认为麦氏所言可与印度晚期其它材料提供的阶层（如j×ti）论相合。此说代表为Derrett (1968)及Thepar (1987); 5。认为麦氏之结论，是其作为希腊外交官将希腊史学传统（希罗多德关于埃及社会阶层的七分论）在印度社会的投射。此说首倡于McCrindle (1877), 影响极大，从者不断，且不断有新的材料提出（如希腊政治哲学对于麦氏的影响）。其它尚有Kanakasabhai (1904) 单独提出，麦氏观察所依据者为古泰米尔社会之划分。而各派意见也并非纯然独立，相互融合取证者颇多, 以Humbach及von Hinüber为代表的意见倾向融合各家而进行解释。Karttunen对于各派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意见做了汇集，并逐一加以评述。他倾向认为各派意见各有可取处，传统印度的四种姓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论建构而非社会实际。在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5）卷二之十一“族性”条下，就印度种姓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利用汉语的材料，指出婆罗门有关种姓的理论与印度社会实际的差异。这与本书这一部分的讨论材料恰能互补，结论则有相合。这样的结合，相信能促使对印度种姓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 第四与第五章的重点则集中在对于印度自然风物的记载和分析。第四章名为“The natural Science”, 侧重则在地理，包括自然地貌，气象，以及印度在希腊的世界地理体系中的地位。而后者与印度自身的世界体系对照，颇为有趣（如果我们将后来阿拉伯的地理学一起进行考察，则有趣之处会显得更多）。第五章是对于第四章的展开，也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占了三分之一强，侧重在动植物及矿物考察，名为“Bird-watchers und Story-tellers”。系统地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以各种语言文献中的材料与物质世界实际相结合确定物种，考察其特性，分析其在相应历史阶段中在特定人群生活实际中的运用和被认知状况，这是劳费尔（B. Laufer）在《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及其它著作中已经充分展示过的，而作者对于这一方法的运用也可谓驾轻就熟，讨论的物种约有百种。其中关于banyan (Ficus Benghalensis，梵文nyagrodha)[5]的考证，很可以与汉译佛经中有关尼拘类（“大唐西域记”卷六作“尼拘律”）树的描述相参照。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对此曾有论述，亦可参阅。同样的对比也适于该文中关于sugar cane (Saccharum officinarum, 梵文ikùu及÷arkarà)的讨论[6]与季先生《糖史》中的相关段落。 第六与第七章，着重讨论希腊与印度各自在对方世界中的存在、形象和影响。前者名为“Greek in the East”, 后者则论述“India and the Greek West”。这两部分或者是全文中最富思辨特征也最复杂的章节，通过对于各种史料（文字的与实物的）的梳理，包括阿育王碑刻、各种墓铭、发行的货币，和诠释（interpretatio Graeca和interpretatio Indica），跨越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诸领域，试图将两个处在各自生活世界中的伟大民族在它者中的“再生”完整地再现。其中，对于Yavana（希腊人，野蛮人）这一概念在印度各类文献中的挖掘，对其词源、词义、应用及意义迁变的考察，及其在希腊传统中有关Barbaroi（野蛮人，用以指称一切非希腊民族）的概念对应和概念的效果历史对应（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不只限于第六章的“Yavana in Indian Sources”这一部分，而是贯穿于这整个两章间），对于希腊神祗在境外被接纳和转化的分析，对于在希腊－印度时期的专名（Indo-Greek Onomastics）的总结，均很有价值。如果我们结合第二章中所回顾的，围绕亚历山大远征的实际效果在印度学者和西方（主要英国）学者间进行的几乎针锋相对的评价，或者这部著作还具有某种思想史的意义，至少是为思想史的研究保留了证据。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自始至终都在尝试将西方古典学和印度学的传统进行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路向。作者由于其学术背景，对于这两者均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学习研究，从而对于两方面的材料处理均显示了很高的水准，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在西方语境下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对于海伦化的西方世界与印度的关系，成功地进行了阶段性总结。Stanley M. Burstein认为该书包含着完整的在亚历山大远征后三世纪内希腊世界有关最广义之印度的知识的发现[7]，殊非过誉。不过该文对于读者确实也提出了或说设置了比较高的要求，由于同时遵守着古典学和印度学两者的学术规范，文中的大量引文（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巴利文，印度俗语）没有翻译，这固然是得全文能以相对较小的篇幅结束（439页），并始终保持行文的紧凑连贯，但也使得许多学者望文却步。由于古典学和印度学自上世纪50年代后进入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大部分西方学者都不再具备同时掌握以上数种古典语言的条件，专业细分的深化，也使他们不再拥有从事这类深入的比较工作的知识基础[8]。这或者也是该书在问世后，虽然得到了包括Adelheid Mette、Oskar von Hinüber等兼具印度学和古典学学养的名家激赏，却始终没有在学界激起更大的也是其应得的反响的缘故。 该书的最大缺陷，就材料而言，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承认的（P.15），表现为无法直接阅读汉语史料，而只能凭借翻译。这使他对许多重要的材料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和运用，从而也影响了某些论断的有效性。就方法论而言，Stanley M. Burstein以为此书由于“无情的经验主义”，将西方古典世界有关印度的记述只是表现为一种材料汇集，从而未能真正完成超越两大传统的割裂状态（Dichotomy），即不是简单的从希腊人或从印度人的视角，而是真诚而恰如其分的结合双方视界，并形成新的观察视界的新型学术写作。应该承认，这样的批评是有其根据的。如前所述，在材料处理上，希腊罗马世界的材料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印度方面的材料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前者的对应物被选择整理和提出（尽管这样的处理是有其合理性的）。在作者所描述的“混合文化”中，希腊文化确乎扮演着主导地位，并构成对其它文化进行考察的参照系。Burstein寄希望于后来者的著述能在该书的基础之上，实现这一超越。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诠释学意义上的超越和视界融合的写作是可能与必要的，作为本身不属这两大传统而又与之各有渊源的中国学者确乎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西语有谚：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自有书的命运）。《India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作为一部书已经进入了属于它的命运性中。它的价值和缺憾留待历史来审视。而对于所有真诚的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人而言，阅读它，并从而共同分享也构成它的效果历史，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并不轻松的任务。 [1] 本文中将Hellenistic World译作海伦化世界，而不取常见的“希腊化时代”的译法，既是取译音，也是保留希腊 文明进入罗马世界的某种文化史特征。具体理由将另文详述。 [2] 关于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性事件，素来存有争议。一般认为，公元前31年的Actium战役，及前27年屋大维（Octavianus）称帝并被尊之为Augustus（Augustus意为神圣，对应于希腊语的Sebastos），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 [3] Wirkungsgeschischte这一诠释学（Hermeneutik）概念或者是对于本章的内容比较恰当的概述，在那里现实和想象交织起来。这正是亚历山大本人和他的远征对于古典世界的意义所在。 [4] 旧译麦加斯忒尼，不符合古希腊语的发音， 词末的－es不应省略翻译。按旧译惯例，对于希腊语拉丁语专名的 后缀-os, -us一般不予翻译，这样的处理虽有问题，但内在逻辑比较清晰，很大程度上是参考相关名词英译的结果。但Megasthenes的名字不属此例。 [5] Karttunen在脚注 (12, .130) 中指出，Ficus indica这一旧称有些不太合适 (now obsolete)。而这是包括B?htlingk－Roth 的Petersburger W?rterbuch和Monier-Williams在内的最权威的梵语大字典中共用的对于nyagrodha的解释。希望这一条注能引起国内进行相关研究人士的重视。 [6] 有一点很有趣的对比是关于糖的药用。在¨yurveda中糖被作为药运用，这是比较正常的，一般论者都承认印度人在当时对于糖的成分已有相当了解。而在西方，根据Karttunen在一条脚注中提到的 (96, . 141)，Hugo Blümer曾论述过，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糖 (tabashir) 只有某种模糊的印象 (vague idea)，却愿意接受其作为药物。 [7] 参见Scholia Review ns 9 (2000) 46. [8] 作为从事古典学学习与研究的人员，笔者与大量的古典学学者有所接触，感慨颇深。一般而言，古典学学者学养深湛，视野广阔，且精通多种语言。但其对于印度学（包括广泛意义上的东方学）的认识水准，是与其在古典学方面的修养无法相提并论的。从事印度学的学者，由于年轻时所受教育的缘故，相对而言，对于古典学的熟悉程度要稍好些。 (责任编辑：admin) |